双向运动视角下乡村旅游社区的嵌入性治理

乡村旅游社区需要通过嵌入性治理实现包容性发展,如何破解因资本下乡的负外部性导致的社区发展风险和治理脱嵌,实现乡村旅游社区的嵌入性治理,是亟须正视和解决的现实问题。基于双向运动理论和乡村建设研究的理论资源,运用田野调查法、深度访谈法和焦点小组访谈等方法,考察乡村旅游社区治理的脱嵌困境和嵌入性治理路径,构建了双向运动视角下乡村旅游社区嵌入性治理的理论框架。研究发现,以资本下乡为主导的乡村旅游发展方式凸显了市场至上“正向运动”的固有缺陷,导致乡村旅游社区面临着城与乡的发展失衡、内与外的利益冲突和主与客的角色矛盾等脱嵌困境。然而,三重脱嵌困境培育了乡村自我保护“反向运动”的外部环境,推动乡村旅游生产方式由资本下乡主导向乡村建设主导发展,并通过主体再组织化、城乡循环修复和文化生态整合,建构了乡村旅游社区的嵌入性治理的主体基础、内容基础和秩序基础。     

乡村社区的社会语言学价值阐释

乡村社区是社会语言学研究的重要对象。西方学者重视乡村社区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并获得许多重要发现,而中国的社会语言学发展存在“重城市轻农村”的倾向。当前我国城市化和社会流动为乡村社区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带来了有利条件。中国乡村社区的社会语言学价值在于,它能够拓宽社会语言学理论适用范围,揭示不同文化背景下乡村社区的语言规律,对于促进语言变异规律研究和促进社会语言学在中国的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     

旅游发展与傣族园社区的乡村都市化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乡村都市化进程很快,其研究也取得了极大进展。但是,对于以旅游发展为动力的社区的乡村都市化还缺乏研究。本文将西双版纳傣族园这一乡村旅游社区置于旅游发展的场景下,以人口结构、经济结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等为分析框架,进行乡村都市化的关联性分析。     

城乡社会交换:乡村旅游发展的理论视角

乡村旅游处于瓶颈期,相关理论转化和指导实践面临诸多困难.基于乡村度假旅游需求提高的市场需求、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和管理办法的制度壁垒、社会交换理论和乡村后生产主义的理论基础,文章提出了城乡社会交换理论,以理解中国乡村旅游发展.从该理论视角出发,通过市场驱动和政策推动建立城乡要素双向交换的平台与通道,将激发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城乡社会交换理论未来在乡村旅游研究中的三个重点拓展方向为,打破制度壁垒,发展居住旅游;立足地域特色,调整城乡产业结构;构建多元主体社会关系网络,激发城乡社会活力.     

外包制乡村旅游“公地悲剧”的产生机制及调控路径——基于安徽黟县N村的调查

近年来我国乡村旅游迅速发展,乡村旅游的开发在推动乡村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乡村旅游资源的“公地悲剧”现象。从哈丁的“公地悲剧”理论视角,以安徽黟县N村外包制乡村旅游开发为例,对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形成机制进行探析,认为约束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不明确、政府权力寻租、社区居民参与缺失等是“公地悲剧”形成的主要原因,提出通过建立多元治理模式、重视社区参与等调控路径,以破解乡村旅游中的“公地悲剧”现象。     

互嵌与协同:社会结构变迁语境下乡村传播结构演变及其影响

纵观中国乡村社会传播结构的历史演变,发现乡村传播结构与社会结构始终存在互嵌与协同演替的规律。乡村传播结构脱胎于社会结构,从属于社会结构,反过来又会影响社会结构的变迁与发展。比照阿尔弗雷德·舒茨将“社会世界”四分为“前人世界”“周遭世界”“共同世界”和“后人世界”的社会类型理论,可以把中国乡村传播结构变迁分为与之对应的四个不同阶段,其中乡村传播结构系统中的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和新媒体传播等,在不同历史时期对社会结构变迁所产生的影响也各不相同。“前人世界”的中国乡村社区以人际传播和家庭内部的初级群体传播为主,组织传播多为一种摆设,大众传播已经萌生,国际传播雏形初显,但后几种传播模式对乡村社会发展几乎没有多大影响;“周遭世界”虽然仍以人际传播为主,但乡村组织传播的力量逐渐增强,大众传播的影响逐渐兴起;“共同世界”大众传播占据主导地位,其他各种传播模式共生共存;“后人世界”新媒体传播迅速崛起,大众传播式微,组织传播弱化,各种传播模式趋向融合,但整个乡村传播生态系统变化的不确定性变大,对乡村社会结构影响的不确定性也在增大。     

乡村旅游对农村妇女的影响 ———以北京市延庆县农村社区为例

为了促进乡村旅游发展中的两性平等,基于对北京市延庆县7个镇/乡的8个农村社区的调研,从社会性别视角出发,探究女性在乡村旅游中的参与情况、男性和女性在乡村旅游中的参与和决策差异,以及乡村旅游为农村妇女所带来的影响.研究发现,乡村旅游不仅为农村妇女的就业、收入、生活方式、劳动负担、闲暇时间、子女教育、老人赡养、社会网络等方面带来了比较明显的变化,同时对她们的家庭再生产活动的性别关系产生了影响.然而,由于主导乡村旅游活动而为农村妇女带来的经济等方面的改善暂时无力完成颠覆无论是在社区层面还是家庭层面的传统性别关系的重任,为此,提出有关民俗户妇女能力建设、居住与经营空间分离、家务劳动社会化,如社区提供儿童托管支持等建议.     

辽宁乡村旅游发展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

2006年全国旅游宣传主题为“2006中国乡村游”,为乡村旅游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近年来,随着辽宁乡村旅游的快速发展,一些影响其发展的问题逐渐显现出来。本文针对辽宁乡村旅游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论述,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第三只眼看台湾的“社区再造运动”

台湾地区的社区再造运动在台湾蓬勃一时的“社区再造运动”也称为“社区营造”或“社区总体营造”(简称“社造”)。其初始动因可追溯到台湾内政部于1965年响应联合国的创导所推动的“社区发展运动”。“社区发展运动”是20世纪60年代由联合国发起的一场旨在促进各国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运动。据联合国1960年出版的《社区和有关服务》一书所指出,该运动倡导社区公民的主动参与精神,敦促政府制定各种目标不同的社区改进方案,提供技术和其他各种服务,旨在促进社区参与与社会发展。该运动主要从乡村开始实施,再逐步扩展到城市。台湾社区营造运…     

从“核心-边缘”到空间正义：乡村旅游推动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新发展阶段下中国的减贫工作重心已经从脱贫攻坚转向共同富裕。聚焦乡村旅游情境,基于“核心-边缘”与空间正义理论,以江西婺源李坑村为案例,剖析乡村旅游地相对贫困的空间非正义表征与机理,揭示乡村旅游推动共同富裕的实践模式与路径。研究发现：生产要素回流、人民主体性回归、空间秩序再建构、物质与精神双重发展是乡村旅游与共同富裕价值互嵌的底层逻辑。乡村旅游地相对贫困问题源于地理、产业、资源、决策等多维空间的“核心-边缘”结构,非均衡空间结构引发边缘群体的多元化涌现。治理乡村旅游地相对贫困问题的关键在于优化多维空间的“核心-边缘”结构,从空间结构、主体关系、治理体系三个层面构建乡村旅游推动共同富裕实践模式,保障边缘群体空间资源的公平分配与权益的平等共享,最终实现乡村旅游地空间的区域正义、阶层正义、资源正义与权力正义。     

乡村振兴战略:历史脉络、理论逻辑、推进路径

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追溯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历史脉络、理论渊源,研究其主要推进路径,有利于更好地开展我国新时代农业农村工作。从历史脉络看,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历史逻辑;从理论逻辑看,乡村振兴战略依循了马克思主义乡村发展和城乡关系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乡村发展、城乡融合思想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伟大实践;从推进路径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坚持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全面深化农村改革,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健全“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加快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建设。     

变革的村庄：农耕文明裂变下的乡村书写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城市化、市场化、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古老的乡村挟裹在时代漩涡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被肢解得支离破碎。世纪之交的乡土小说以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续写着乡土世界的变迁,形象地展现乡土情感日渐式微、乡村政治走向瓦解、乡村伦理不断颓败的现实图景。这些小说文本准确地把握住了当下乡土世界含混而复杂的时代脉搏,透露出作者面对农耕文明裂变下乡村现实的迷惘与无奈,同时在深层次上触及到乡土中国现代性构建的价值困惑。     

新乡贤是传统乡贤的现代回归吗？——基于新乡贤与传统乡贤治村的比较分析

乡贤治村,既可以看作是中国传统时期乡村治理历史演进的缩影,又在现代乡村治理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现阶段党和国家也高度重视和支持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通过对新乡贤与传统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多维比较分析发现,两者在治村的诸多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在治村背景方面,传统乡贤以“双轨政治”为时代背景,而“协同共治”是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突出特点;在择取条件方面,传统乡贤功名与贤德共重,现代社会的新乡贤则弱化功名,更加注重贤德以及治村能力;在组织基础方面,传统乡贤主要依靠传统乡村社会中自发形成的自治组织进行乡村治理,新乡贤则主要通过乡贤理事会、乡贤参事会等参事议事机构参与乡村治理;在角色定位方面,传统乡贤是封建社会乡村治理的“主导者”,新乡贤则是现代社会乡村治理的“协同者”;在治村功能方面,传统乡贤衔接国家与乡村社会,并争取乡村社会处于无讼状态,新乡贤则以引领乡风文明作为首要功能;在治村方式方面,传统乡贤以礼治为本,形成“礼治秩序”,新乡贤坚持德治为先,并积极嵌入村民自治和乡村法治。因此,新乡贤对比传统乡贤在多个结构要素上发生了质的变化,绝不是传统乡贤的现代回归。在国家政策大力支持下,新乡贤在乡村振兴战略中促进治理有效大有可为。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贤文化的时代价值与建设路径

乡村振兴是破解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战略部署。从分析乡贤文化和乡村治理关系变迁入手,阐述了乡贤文化的时代价值,即有助于重塑乡村治理主体、营造文明乡风、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引导资金技术回流。在分析新时代乡贤文化建设的实践样态和误区的基础上,提出了乡贤文化的建设路径,即明确乡贤群体的身份界定归类、构建多元协作的乡村治理主体、建立人本亲善的配套保障机制。     

论我国农村金融服务及其完善

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发展滞后且存在诸多问题,严重制约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步伐。如何重塑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优化农村金融经营环境,有效增加农村金融服务的供给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中的农村高等教育

本文从解决农村贫困的核心战略是开发农村人力资源;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呼唤农村教育改革;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呼唤农村高等教育发展;发展农村高等教育不是梦;发展农村高等教育的对策五个方面,论述了发展农村高等教育是开发农村人力资源的必由之路的新观点。     

论成都农村经济发展与乡镇财政建设

成都乡镇财政中存在着赤字、预算支出结构单一、管理不规范等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问题。因此 ,要培植和扩大财源 ;增加乡镇收入 ;适度扩大乡镇规模 ,提高资源利用率和政府运行效率 ;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加强预算外资金的管理 ,以优化乡镇财政管理     

新时代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逻辑理路及文化向度

乡贤治村在中国国家治理中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基础,其浓厚的乡土情怀和丰富的文化资源为新乡贤入场乡村治理提供了内生性依据。在经历传统乡贤与乡土文化的深度互嵌以及近代乡贤与乡村社会的多维脱嵌后,新乡贤现已发展成为贯彻落实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力量。新乡贤在乡村治理实践中汲取了传统乡贤治村的丰富经验和卓越智慧,并结合新时代乡村的发展现实,深入挖掘乡土新文化、嵌入治理新因子的逻辑理路,为乡村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了振兴范式。在乡村文化振兴视域下,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耦合逻辑不仅能够拓展乡村文化发展空间,淬炼乡村文化特色品牌,而且可以通过文化治理的“软”手段,激发乡村主体的内生发展动力,助力乡村文化的全面振兴。     

关于农村市场开拓问题的若干思考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给我国的企业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农村市场空间广阔 ,开拓农村市场 ,是我国企业的新生之路。但由于农村消费基础环境差 ,农民增收难等多项历史性因素的制约 ,农村市场的开拓任重而道远。当前 ,以政府投入为主体 ,引导、带动民间资本的加入 ,是开拓农村市场的现实选择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调查的意义与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标志着我国“三农”工作迈入新的历史机遇期。十九大以来,振兴乡村的框架已经建立,具体规划趋于完善,乡村振兴工作迅速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并开展,农村的前途一片光明。但乡村振兴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农村调查作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传家宝,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中具有做好群众工作、提升乡村干部领导能力、破解振兴乡村难题等特殊意义。通过探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难点问题,找准乡村振兴的突破点,为农村调查工作提供目标指引,将有利于充分发挥农村调查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