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道家神学化的历程及其对仙道诗的影响

道家是哲学而非神学，它之所以被道教依附上，有其內在的神学基质。道家以“道”为宇宙本体是道教“体道成仙”的终极依据，成为道教最高的神学哲学范畴；道家的养生理论建立在独特的人体结构理论基础上，成为道教修炼道术的学理源头；道家还是神仙意象的最早创造者，这一意象为后起的道教直接取资。道家被神学化的历程，同时鲜明地体现在仙道诗中。     

道教“真一”思想探源——从《升玄经》到《本际经》

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道教思想发展的特点之一,是引进了不少佛教哲学。佛道两教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特点是道教信仰者根据“道教”的意识,站在“道教”的立场上吸取佛教思想而造成的。道教不只吸取了佛教思想而且吸取中国其它的传统思想和文化,所以它的内容呈现出“杂而多端”的特点。因此,这使我们往往忽略它的本来面目。为了准确地把握“道教”的本来面目。确认道教信仰者对道教具备怎样的意识与立场,这是有意义的。本文的目的在于,把初唐的道典《本际经》和它所看重的北朝道典《升玄经》,这两部经典中的“真一”思想作为关键,分析从魏晋南北朝到唐代的道教的性格,同时还得考察一下《本际经》所形成的基础。     

道教养生与审美

道教养生是以与生命过程相反的程序使人复归于“朴”,而道教的审美则注重让人认识俗世生活之丑而感受超现实的神仙生活的“真—美”;道教养生经历了从“养生”到“长生”、从肉体的养护到精神的超脱变化,而道教审美也经历了从追求“道—美”的绝对,到借鉴现实美甚至引领现实美的过程。道教养生推动了道教审美的发展,而道教审美又将道教养生推广到更加广阔的社会空间和历史层面。     

从跨文化视域看道教在越南传播的特点

道教是以“得道成仙”为基本信仰的中国传统宗教,其奉为最高宗旨的“道”至今都是越南文化中最具有象征性和影响力的符号之一.从时间上看,道教在创立之初就传入越南,从民间传播到上层社会,19世纪又逐渐回归民间,形成了漫长的传播史.从传播途径上看,早期道教先从陆路(云南或广西)进入越南,后来在东晋时,孙恩、卢循起义又通过海路将天师道传入越南.金元时创立的全真道在明末清初南下传教的过程中,又通过多条线路进入越南.中国道教与越南道教形成了源流关系.道教在跨文化、跨民族、跨宗教向越南传播中形成了如下特点:神灵信仰是道教在越南传播的主要象征符号;道教经常与佛教相伴而行;道教神灵与越南民间信仰相混杂,衍化出一些具有越南民族文化特色的新道派,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母道教与高台教;劝善书是道教在越南传递教理教义和对民众进行道德教化的一种方式,在维系越南社会结构和文化系统的动态平衡方面发挥着一定作用.     

“道法自然”的美学趣味观

“道法自然”的美学趣味观潘显一“道法自然”，是老子提出的哲学原则，也是贯穿道教思想的美学原则。对于道家哲学来说，“道”遵照的是事物发展变化的“自然的”规律，或者说这“自然的”规律就是“道”。道教的美学思想认为，符合“自然的”发展变化原则的就是美的，而...     

从庄子之“游”到道教“游仙”的审美意蕴

“游”贯穿于《庄子》。“游”的过程是体道的过程,亦是审美的过程。道教心目中的至大至美的精神境界,可以通过“游”来获得。“游”之游,是指进入“游”的审美状态;“游”之观,是指审美途径;“游”之化,是指审美境界和归属。而极具道教色彩的“游”之仙,是在“游”之化的基础上,人为突破形体在“游”中的局限所做的一种努力,从而使人达到在心灵和形体上的真正的逍遥“游”,使道教意义上的“游”,具备了审美与宗教的两重意义。     

道教享乐观念的分析

道教是中国文化唯一土生土长的宗教。它充分反映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宗教意识和精神生活。享乐观念是道教区别于其他宗教的一个十分突出的方面。解释和研究这一内容有益于我们了解中国人的宗教观念的独有本质．有益于我们认识中国文化的民族特殊性。本文搜集道教理论和实践发展过程中的相关事实，对道教这一价值观念进行分析评判，并把它置于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中，追踪这一观念产生和衍化的根源．说明这一观念对传统文化和民族心理的影响。     

魏晋隋唐道教哲学思想述评

魏晋隋唐时期是道教得以发展和达到兴盛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道教仍以老庄道论为本 ,同时又结合儒学、融合佛学 ,形成了独特的理论 ,使道教哲学得到长足的发展。从魏晋道教哲学思想体系的建立到隋唐道教“重玄学”体系的形成 ,可以看到道教哲学在发展中所具有的时代性和包容性     

论唯识宗对道教理论的影响

在中国佛道义理层面的交涉中,唯识宗与道教心性论的交融是最为深刻的.这一过程,始于玄奘梵译《老子》,再由一系列的僧道论战加以推动,其基本完成的标志是王玄览的《玄珠录》.这样,唯识宗“唯识无境”、“转识成智”的观点,在与道教基本教义冲突、融通的辩证过程中,被道教所吸纳,形成了道教“道在境智中间”、“断灭心识”等更具思辨的理论观点.     

老子、老子之道与道教的发展──兼论“老子化胡说”的文化意义

老子道家以其对宇宙人生的独特思考和富有魅力的人生哲学而得以绵延不绝并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家效法自然以实现人生超越的思想是道教全部理论和实践的哲学基础及最根本的指导思想．事实上，魏晋玄学以后，道家之学主要地就是通过道教而得以延续并发展的。道教利用并神化老子和老子之道，其渲染的“老子化胡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道教与佛教关系的复杂性及其对道教发展的影响，也表现出了中外文化交流中传统文化的一种心态，它的最早提出，具有将外来佛教纳入华夏文化系统之中的意义，这与华夏民族历史地形成的自我中心论和大一统观及其在文化观上的表现——华夏文化正统论有关。     

唐末五代道教神话述要

唐末五代是道教神话发展的高峰时期,崇道的时代氛围和神仙信仰的世俗化为道教神话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文化背景。这一时期的道教神话作品众多、类型齐全、弘教功能突出,在道教神话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体现了神仙信仰世俗化转变的轨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承前启后的意义。     

论金元时期全真道教词兴盛的原因

本文根据《道藏》和其他相关文献资料,结合全真道主要人物的词集、生平及主要宗教活动,对金元时期道教词兴盛的原因作了分析。认为其原因有以下三方面:其一是该教传教布道的需要;其二与其代表人物多出自弃儒从道的文人有关;其三,从词体特征来看,词本身就与道教文化有着一定的联系。     

论河洛文学的道家文化语境

河洛地域是道家文化滋生成长的沃土。先秦老子的开源、魏晋玄学的流行、宋代洛学的出场、金元全真道的兴盛,构成河洛道家文化的"大传统"。而河洛王朝崇奉与王都战乱是影响河洛道家文化发展的关键因素。河洛洞天福地与庙宇宫观传达出乡土社会的"小传统"。河洛道家文化既规定了地域文学的历史语境,也内在蕴藏着它的一个文化走向。     

南朝长江流域的宫观碑记与道教造像——南朝十三通宫观碑记的梳理与讨论

长江流域是南北朝时期道教发展的重要地区,但宫观造像方面却遗存难考、史料不足。从现有考古成果和文献看,目前只能收集到十三通南朝宫观碑记。这些碑记记载了宫观中的神祗与造像,同时也涉及到一些宫观造像的形制材料。这些材料反映出当时道教造像的存在形态,即：南朝时期长江流域已经出现了道教神仙的供奉仪式,但南朝宫观中普遍不设置神像。     

论汉晋之际道家思想的发展

汉晋之际是道家思想大发展的时期。大致上可分为四个阶段:东汉后期为第一阶段,是道家思想挣脱压抑,走向复兴的时期;第二阶段为曹魏正始年间,是《老子》学说大发展的时期;第三阶段为魏末西晋之时,是《庄子》学说大发展的时期;第四阶段是东晋时期,道家思想进一步走进宗教和社会生活,为道教的成熟提供理论基础,为佛教的中国化提供契合之点,在政治哲学、人生哲学、美学、庄园经济的发展等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方士小说向道士小说的嬗变——以古小说中汉武帝形象的演变为例

唐前古小说中,存在着一个以长生求仙为主题的小说系统,构成此系统的小说前后历经方士小说和道士小说两个发展阶段。作为此小说系统中最常见的人物之一,汉武帝的形象在两汉到六朝的小说本文中发生了持续不断的演变。此文学形象的演变既形象诠释了方仙道向神仙道教演进的规律,亦集中反映出方士小说与道士小说之间的嬗递关系。     

北京地区道教考古发现与初步研究

道教考古是考古学的分支学科之一.北京地区道教的考古资料已有了一定积累,从唐代直至元、明、清,有建筑遗址和墓葬,出土了建筑构件、随葬陶器等,还有一批墓志、碑刻等珍贵的文字材料.这些考古发现是了解、研究北京地区道教人物、事迹、宫观等基本情况以及相关政治、经济、思想方面内容的重要实物.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当前对于这些考古资料,尚未能引起学者们的足够重视.本文主要是对北京地区考古中发现的道教材料加以梳理,并略作综述.     

论《花间集》中的道教巫山意象

《花间集》呈现出众多与道教文化相关的意象，如巫山、刘阮、箫郎、妲娥、洞房、玉楼、青鸟、瑶台、三岛等。本文从分析《花间集》中的道教“巫山”意象入手，揭示隐藏在“巫山”意象背后的社会文化和心理基础，以进一步探究道教文化对唐五代词的影响。     

从尼姑、道姑到外道内尼——明清戏曲陈妙常形象探析

陈妙常是明清戏曲中一个重要的女性形象,该形象源于宋女贞现尼陈妙常,在明清戏曲作品中,陈妙常有尼姑、道姑、外道内尼三种形象,各有特色.这种形象的变化,反映了明清观众的审美心理.     

风水景观的人文透视——以书院寺观为中心

儒释道与风水之间崇尚自然的理念和共同的地理环境需求使儒释道三家的精神文化载体书院寺观在建筑选址和布局上打下了深深的风水烙印。其典型表现便是书院寺观座落的山川形胜之处,通常是风水上良好的“藏风”、“聚气”之地。由于儒释道三家的教义和思想不同,书院寺观在风水选址和布局上也呈现出各自的特点,书院更强调对案山的选择,佛寺更偏重于发脉(即龙脉)的选择,而道观却偏重于建筑布局和方位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