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论“社会正义”

哈耶克的正义论是其自由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代西方具有重要的影响。哈耶克通过他所理解的“社会正义”入手,在批判“社会正义”中,提出了他的正义观,充分显示了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本质。虽然他的正义观并非尽善尽美,但他对“社会正义”的批判具有深邃的洞察力和深远的影响力。     

哈耶克的消极经济正义理论述评

“经济正义”是规范经济学的中心论题之一,而哈耶克的经济正义理论备受争议。通过梳理哈耶克关于“正义”的相关论述,可以发现其经济正义观是一种关于市场经济伦理正当性的消极经济正义理论。哈耶克证明,在市场自发规则下,人们只能拥有一种“免于强制”的消极正义,每个个体拥有种种可欲的财产权利和经济自由。哈耶克对市场正当性的论证超越了古典功利主义的理论高度,这是其最重要的贡献。这种消极经济正义观的弱点当然是明显的,但其关于个人权利、经济自由、规则正义、经济效率的精辟论述却具有正面价值,对我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不无启示意义。     

哈耶克自由主义正义论析评

正义论是哈耶克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在学术界未得到系统深入研究。论文从哈耶克对“社会正义”的批判入手 ,围绕正义与自由、正义与平等、正义与市场秩序及社会进化等问题 ,对哈耶克的“公正行为规则论”的正义观及其实质作了初步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研究 ,并试图通过这一研究展示哈耶克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本质     

分配正义：从亚里士多德、斯密到马克思

分配正义作为正义的核心价值，在不同的主张中呈现不同的理论形式。亚里士多德的德性正义深入个人德性与城邦政治的实践活动中，指涉对人自我本性的教化，奠定了分配正义的政治基础。斯密以所有权为核心的应得分配观，以一种天然的交换正义实现分配正义的经济转向。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正义，在构建共产主义社会中追求人的自由和解放，从而超越了德性正义和交换正义，形成根植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生产正义。从分配正义最初的政治表达转向经济探寻，再至超越传统分配正义内容和形式的生产正义，能够彰显更具历史感的分配正义。     

新时代财富分配视域下共同富裕的两个基本原则

实现共同富裕要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共同富裕中的“共同”反映出社会主义的公平追求，“富裕”反映出市场经济的效率基础，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公平追求同市场经济竞争、效率的市场特性的统一。公平是共同富裕的目的善，效率是手段善，共同富裕的实现就是效率与公平相统一的过程。从财富分配的角度，共同富裕的财富分配在效率维度下应坚持正义原则，在公平维度下应坚持仁爱原则，二者是共同富裕的两个基本原则。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共同富裕的财富分配首先应该立足现实，遵循正义原则，既保证竞争、效率，促进财富的可持续增长，又尊重、维护人的基本权利，为共同富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同时，坚定公平的价值理想，弘扬道德伦理，遵循仁爱原则，进一步补充完善财富分配体系。最终形成以正义原则为主，仁爱原则为辅，协同推进的共同富裕模式。     

经济伦理与分配正义

经济伦理学作为以“经济—伦理”为研究对象的应用伦理学的分支学科,它应该具有“经济”（效率）与“伦理”（美德）两个学科目标;同时,分配正义作为“充分的”分配正义也应该是综合的分配正义,即是经济的分配正义（有利于经济效率）和社会的分配正义（有利于社会公平）两种正义的结合。研究认为,经济伦理学的双重目标与综合的分配正义,结合经济分配正义和社会分配正义两种分配正义的使命正好吻合,它可以通过一种立足于“历史原则”基础上的“动态的”“伦理妥协”来实现综合的分配正义。     

要市场自由还是要社会正义?──哈耶克的选择及其困境

为了恢复西方个人自由主义的传统、防止经济生活的政治化和官僚化，美国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哈耶克坚持法治和自由市场理想，并向社会正义（或分配正义）的观念提出了挑战．本文展示了哈耶克批驳追求公平分配的社会正义观念、论证法治下的自由市场理想的主要思维路径，并通过分析哈耶克的伦理学论证（自由市场“在原则上是无原则的”）和经济学论证（“梯级式进步”理论）所面临的困境而指出：尽管自由市场给个人选择和个人自由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但自由市场观念不能简单地否定和取代社会正义的要求。     

从分配到承认：空间正义的另一种致思路径

作为分配正义的空间正义,关注的是空间生产和空间资源配置领域中公民空间权益分配正义的问题;作为承认正义的空间正义,则是以主体间相互尊重、相互承认为基础的。立足维持空间中内构关系的正义性,两者从不同的角度去规范空间生产,是现代空间正义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作为分配正义的空间正义,要体现基本需求满足的原则、按劳动(贡献) 分配的“应得”原则以及在利益分配中实行“差别原则”;作为承认正义的空间正义,要关注城市化过程中“新市民”的身份承认问题,也要关注人的城市归属感问题,同时要重视“底线承认概念”问题。     

柏拉图理想政治模式阐释──从“哲学王”到政治家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着重讨论了政治学最根本的问题，即正义和国家正义。他认为，正义意味着被统治者的利益，一人一事原则以及社会的普遍和谐。国家正义是一般正义原则的具体体现，而能够最好地体现正义及国家正义的模式，就是“哲学王”。但是，正义概念的内在矛盾以及现实与理想的差距迫使他对“哲学王”思想进行修改，并且逐步过渡到政治家治理模式。     

亚当·斯密的正义观

亚当.斯密的正义思想丰富而深刻。斯密的正义具有强制性、自然性,是自由的前提和社会存在的基础;斯密的正义也具有其局限性。哈耶克的正义思想以及现代社会所倡导的分配正义、起点公正等都是对斯密思想的继承和创新。     

“自由”概念的各种区分及其内在逻辑

在政治哲学领域,"自由"是一个重要同时也充满争议的概念。不同的政治哲学家讨论和区分了不同的自由观,并论证了其内在逻辑。贡斯当从社会历史状况出发,比较了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指出现代社会的人应享有现代人的自由,无须留恋和提倡古代人的自由。伯林从自由一词所蕴含的内在逻辑出发分析了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据此指出积极自由存在逻辑上的悖论并隐含着极权的危险,从而主张消极自由。许多自由主义者虽对伯林的论证存有异议,但从根本上信奉伯林的主张。但是,共和主义的一些思想家如昆廷.斯金纳不抛弃积极自由,在自由主义的逻辑框架之外发展出一套具有自恰性的积极自由观。然而这种具有怀古精神的自由观在现代社会所能取得的共识可能并不需要,研究者们发展出一个新的、能够抵御极权主义威胁的、能获得更多认同的和自恰的积极自由概念。     

社会国分配正义的道德难题及其破解

社会国分配正义与公民财产权之间存在着对私有财产剥夺与保护的悖论。这种悖论需要通过社会全体的道德认同来化解。生而平等是普遍认同的伦理价值原则,分配正义历来与平等对待伦理密不可分;以宪法基本原则呈现出来的社会国分配正义具有超阶层的道德魅力;洛克的财产权理论可以推演出社会保障给付是在保护公民的新财产权。经此层层论证,社会国分配正义的道德认同不仅是可能的,且是必然的。     

论强纲领中的因果性模型问题

布鲁尔强纲领中所反对的目的论模型来源于巴恩斯提出的目的论模式，他们都拒绝将科学的发展看作真理进化过程，认为作为一种信念的科学知识应当纳入知识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布鲁尔进一步提出了与目的论模型相对立的因果性模型，并构建出科学知识社会学应当遵守的四条“强纲领”，力图促使知识社会学成为一门普遍性的学科。布鲁尔声称强纲领的因果性模型与目的论模型是两种相互排斥的形而上学立场，但实际上因果性模型与目的论模型并不完全排斥，甚至还有所交融；同时，他关于因果性模型的论证与辩护也存在诸多问题，是一种不彻底的“强纲领”。     

技术治理下农村低保政策的实践异化——基于H市M区农村的实地调查

在精准扶贫和技术治理背景下，农村低保政策的实践日益技术化、规范化、程序化、民主化，但仍然发生异化，具体表现为“合法证明”下的欺瞒保、程序正义上的人情保、维稳目标下的治理保三种主要类型。技术治理以程序正义为基础，并无法保证实质正义，且可能异化为程序主义。熟人社会作为技术治理的社会基础，致使低保政策实践刻上关系主义的人情政治烙印，难以消除非正式治理的弊端。高压的目标管理责任制则消解了技术治理的单向性、精准性，使基层组织产生目标替代，同时诱发被治理者的机会主义行为的生产，低保因此成为乡村整体性治理的资源和手段。消除技术治理下国家政策实践的异化，要将实质正义纳入考量目标，深入践行群众路线再造乡村社会并增强治理能力，避免由于基层治理能力不足而通过国家政策资源作为统筹补充，进而导致国家政策执行的异化。     

“接近正义”视阈下我国大调解格局的制度构想

当审判程序从简单蒙昧走向复杂精密之后，诉讼制度在构建得日益文明的同时也暴露出其与生俱来的弊端，法律正义与社会正义开始越来越难兑换成司法正义，普通民众感到正义似乎愈加遥不可及。在这种情况下，通过调解制度修正诉讼制度的种种缺陷就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理性选择。而在我国，努力构建社会调解、诉前调解与审前调解三者并驾齐驱，并以调审分离为运行模式的大调解格局，以满足人民群众“接近正义”的法律诉求，是实现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与步骤。     

精准扶贫的人权诉求、社会阻力及实现路径

为了彻底消除贫困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面对新的经济形势与贫困态势,党和国家提出精准扶贫战略,消除贫困已成为世界人权的优先事项。消除贫困、发展权利、幸福权利是精准扶贫的三维人权诉求,经济下行压力增大、贫困多样性、农村社会冲突以及人口流动等是消除贫困的社会阻力。为此,可以通过发展国民经济、建立公正制度、健全精准识别机制以及创新社会治理机制等途径,促使精准扶贫战略的人权诉求实现。     

清末民初的革命人格与国民人格——以刘师培与陈独秀为中心

清末民初,革命派中的刘师培与陈独秀围绕革命与建设,鞭挞清而不和、和而不清、人格堕落等畸形人格,痛斥民国廉耻道丧,正义消亡。欲塑造革命理想人格,刘主张以中矫偏,使人人具个人之资格,积极入世但不媚世、崇尚自强不息和尚武精神并献身国家。而在新型国民人格中,陈提倡在理论上清算三纲之说与忠孝节以恢复独立自主之人格,有独立自治之精神品格,不可逃遁恶社会,作退避安闲之想,尽力将国事担任起来,做到公与私统一;在方法上欲藉政党、修身、教育和示范等以达到预设之目的。     

论侵权案件裁判中的公共政策因素———以《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侵权案例为分析对象

虽然从形式上看,在侵权案件中公共政策并不作为裁判的依据直接加以引用,但它却对司法裁判过程和结果产生直接的影响。《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中的典型案例显示,价值优位、社会环境、秩序管理、责任保险等公共政策因素对侵权案件的裁判产生了重要影响。侵权案件裁判中考虑公共政策因素是实现侵权责任法目的的要求、侵权责任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以及现代法院角色变迁的诉求。从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的角度来分析,上述公共政策因素通过损害的认可、过错的认定、因果关系的确定、抗辩事由的确认等方式得以实现。     

转型司法的多重困境与能动走向

转型司法在规范法学视野下出现了难以克服的困境。社会的变迁造成了司法目标的多元,司法不仅追求法律效果,还需要满足社会效果。司法的职业化与民主化在理论界与司法实务过程中不断地争论与纠缠;二元分化的社会又将规范的缝隙再次放大。从自治型法治的视角,克制的司法似乎难以满足现实的需要;平复社会矛盾,能动的司法有更大的发挥空间。因此,法官需要超越传统规范法学的司法视野,建立更广泛的与社会交流的渠道,实现协商性司法与和谐司法。     

论柏拉图政治法律思想的正义观

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论述了他的政治法律的正义观,他用整体主义的方法论对城邦人民的社会生活进行了理性设计,把社会依人民的才智和能力划分为三个阶层,各人在其所在的职位应尽其职责,统治阶层应具备为城邦社会谋福利的知识,统治者应该是哲学王。对于柏拉图的这种正义观,我们从人类需要价值的超越性这一点看其对于开启西方政治法律思想的作用,其地位才会明白地显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