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郭嵩焘思想的前瞻性

郭嵩焘是近代思想史上前瞻性人物。他赋予古老的富强观以近代涵义;他认识到西方文化的先进性和世界文化的多源性,从一侧面对“西学东源”提出了批评;他是洋务运动的鼓吹者,同时又是洋务运动的批评者,他的本末观对洋务派“中体西用”论是一大突破。     

郭嵩焘思想评价

<正> 近几年来,随着洋务运动研究的深入,早期维新派思想与洋务派思想的关系问题,日渐为人们所注意,其中关于郭嵩焘的思想就是争论的焦点之一。本文试就郭嵩焘思想评价问题谈一点看法。一、关于郭嵩焘思想评价及早期维新派思想与洋务派思想关系的观点分歧对郭嵩焘思想的评价,在“文革”前没有展开讨论,一般认为他是洋务派的理论家。随着近几年洋务运动研究高潮的出现,郭嵩焘思想又被重新提出。文章虽然不多,但探讨较为深入。有人认为郭嵩焘对外主张妥协,但对内主张发展民营工商业却是非常进步的。又有人认为他是忧国忧民、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行者。他的思想水平已突破了洋务派思想的体系,他主张商民自     

洋务运动与山西近代化

洋务运动与山西近代化冀满红在洋务运动时期，中国各地区大都相继开始了近代化进程。僻处内地的山西，虽说起步较迟，但在洋务运动时期同样开始近代化。一由于交通阻隔等原因，相对沿海省区来说，山西比较闭塞。１９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洋务派在沿海和长江流域各省兴办了...     

洋务派错失了中国近代化的机遇

19世纪的最后30年,世界历史正处于“相对和平时期”。它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经济建设提供了极好的机遇。 洋务派顺应世界历史潮流,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带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起步,却未能取得成功,终于错失了中国近代化的机遇。 如果与同时期的日本和掌握藩政的改革派中下级武士比较,不难发现两者在同样历史机遇面前,由于对封建政权的立场不同、向西方学习的目的不同、对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态度不同,对不平等条约的对策不同,因而历史结局也迥异。 今天在肯定洋务派和洋务运动历史功绩的同时,从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角度,着重探讨洋务派错失中国近代化机遇的教训,对于洋务运动史的深入研究当是有益的。     

洋务运动对于清代军事工业的影响

洋务派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希望利用先进的技术维护封建统治,改革不触动封建制度。后来的甲午中日战争证明,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但是,它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近代科学生产技术,培养了一批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对中国的近代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产生了重大影响,文章将论述洋务运动对军事科技在中国的发展的影响进行论述。     

洋务运动时期的思想论争与近代中国社会的进步

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与顽固派、改良派围绕“要不要学习西方”和“怎样学习西方”进行了激烈的思想论争,论争及洋务运动的实践促进了近代中国思想界的觉醒与社会的进步。此外,洋务派兴办的洋务学堂对中国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型也有着重要影响。     

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化——兼论洋务运动与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洋务派兴办的近代工业,构成了当时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主体。如果没有洋务派的积极倡导和经营,古老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化的产生可能还要推迟许多年。关于洋务运动与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一、从总体上说,洋务运动并不是“中外勾结”,“华洋会剿”的产物;二、洋务派兴办的近代工业并不是适应了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需要,而是在一定程度上阻止或限制了它们在华势力的扩张;三、洋务派虽然雇用了一批洋员担任技术方面的工作,但不能过分夸大这些洋员在洋务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     

郭嵩焘的晚年思想

作为支持洋务运动最早的一批人士之一,郭嵩焘一直思索着中国的根本出路。晚年的他看到洋务运动的开展,并没有使中国有多少起色,开始严厉指责洋务运动的弊端。他提出富强之本应是“人心风俗、纪纲法度”,企图从人心入手,挽救岌岌可危的清朝统治。郭嵩焘是程朱理学的坚定信仰者,他赞美西方,绝非想把中国变成西方,而是着眼于中国的内部弊端。在他看来,西方的制度所包含着的实质精神(如求实、便民等)与中国的圣人之教有相通之处。他通过对西方社会的赞美和对中国现状的抨击,力图重建秦汉以来失落几千年的真正的儒家圣人之治。     

论洋务派的“西学中源”文化观

“西学中源”是洋务派独特的文化观之一。本文对这一文化观的形成及其对洋务运动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指出它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向中国近代文化转变过程中必然表现出来的一种思想文化,它在促进洋务运动的同时,又大大延缓了中国近代化的步伐     

经世思潮与洋务运动

经世思潮与洋务运动周积明１９世纪６０年代，一场以“采西学”、“制洋器”、发展近代企业为中心的近代工业化浪潮在中国大地上兴起，其领导力量便是人们常说的洋务派。在这个复杂的群体中，既有执掌中央枢要和地方军政大权的官僚如奕折、文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     

重论戊戌维新与洋务运动的关系

洋务运动与戊戌维新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互相衔接的两个阶段.前者是低层次的社会改革运动,后者是高层次的社会改革运动,但二者紧密关联,不能割裂.它们之间并不存在根本性质的区别,不应该把它们对立起来.这就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一 19世纪60年代初,清王朝既遭受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沉重打击,又面临着太平天国、捻军及各地农民起义的冲击,危机十分严重.洋务派为了“平内寇”,“御外侮”,拯救危机,打起“自强求富”的旗号,兴办洋务,倡导改革.政治上他们与人民大众为敌,充当清王朝的帮凶,是反动的.但他们所从事的洋务运动又代表了时代发展的方向,表现出了一定的进步性.     

洋务派主持下中国近代化的特点

中国的近代化,是在中国已经沦为半殖民地的条件下,由洋务派倡导的洋务运动起步的.洋务运动从19世纪6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期间30多年,洋务派是清朝封建统治集团中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官僚士绅,他们与封建顽固派不同,主张学习西方国家的"长技",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他们创办了一系列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创建新式海军、设立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通过这些措施,尝试了中国式的近代化道路,这个过程充满了个性特色,与西方各国的近代化过程相比,差异明显,其中有三个特点,简直与西方近代化过程大相径庭.     

郭嵩焘洋务思想中的船山哲学影响

郭嵩焘是晚清洋务运动的重要人物之一,也是近代湖湘士大夫集团中研究与宣传船山思想的大将与旗手。洋务运动作为晚清士大夫面对西方文明冲击所进行的自强求富之政治改革运动,历来被认为是近代中国思想引进与对峙西学的重要一环。而郭嵩焘在推动洋务运动的时候,以船山实学思想作为方法论依托与理论参照来接续西学。在郭嵩焘的洋务思想中,体现了船山对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之变革的思考,作为中国传统哲学中最具启蒙性的代表,船山的哲学方法论在郭嵩焘务实求变的洋务思想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影响,推动了近代中国的思想与政治变革。     

从甲午战争看洋务运动的性质及其失败原因

中国近代兴起的洋务运动,持续时间达三十年之久。洋务运动是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但重点是“强兵”,洋务运动就是首先从军事工业搞起,而后推衍到民用工业的。在“自强”的口号下,洋务派推行了一系列军事改革,如整饬海防,建制造局,设厂造船,筹建海军,等等。在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经历了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这两次反侵略战争,就是对洋务运动“自强”目的的检验。其中,尤以甲午战争与洋务运动关系至大,它宣告了洋务运动的最后失败。因此,从甲午战争来考察洋务运动的性质及其失败,应该是洋务运动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论洋务运动时期中国新式知识分子群的形成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的产生和形成是中国古老的知识界在经过巨大的震裂以后急骤转变的结果.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欧风美雨的冲击,一大批封建文人、学者官僚在洋务运动的浪潮中,挺身冲出封建营垒,接受洋务新式教育或直接投身于近代的工商业、近代的政治、军事和科技文化事业中,由此产生了新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中有洋务派官僚、洋务派知识分子、洋务学堂培养的生员和早期的维新思想家等各类人物.本文旨在通过对洋务运动时期中国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产生及其社会环境和条件的研究,阐述近代新式知识分子群体在形成过程中的历史特征和地位,力求揭示近代历史转折关头新式知识分子群产生的必然趋势.     

近代中国股份制企业的政企关系

19世纪60年代,近代中国开始了以"求富自强"为中心的洋务运动,这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洋务派认识到发展军用产业必须以一系列的民用产业为基础,"船炮机器之用,非铁不成,非煤不济"①。于是民用产业成为新一轮洋务运动的重点。而这时大批的非盈利性的军用企业使清政府的财政状况恶化,清政府再已无财力支持大规模的民用产业的建设,开发新的利源成为迫切的需要。洋务派看到西方股份制企业"可以收众擎易举之功"③,但他们又不愿放弃对新式民用产业的控制权,于是设计了由商人集股出资、政府控制的"官督商办"股份制企业…     

对洋务改革集团四层面构造的透视

洋务运动是19世纪肋年代发生的由官僚地主阶级洋务派倡导和主持的一场“求强”、“求富”的改革运动。不管其主持者们的主观愿望和终极目的如何,它实际上成为中国近代化的起点。首先,洋务运动揭开了中国机器生产的序幕。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到1890年张之洞办“湖北枪炮厂”止,洋务派主持兴办了近20家机器军事工业。无论如何不能否认,这些厂家的出现打破了中国旧有的生产方式和经济运行秩序,而这种“投石击水”在人们思想观念上的冲击后果更是深远的。其次,洋务运动中创办了中国最早的一批近代民用工业,如中国第一个近代煤矿、第一个近代钢铁厂、第一个近代织呢厂、第一个近代纺纱厂和织布厂,修筑了第一条铁路,到1894年之前,办有官督商办形式的民用企业共22家,从而造就了中国的资本主义工业,也在实际上诱导了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再次,钢铁、轮船、纺织、铁路、电讯等近代生产部门的出现,从性质上改变了社会生产力结构。英国的殖民剥削造成了印度平原的大片白骨,但另一方面英国的蒸汽机和英国的自由贸易也在印度、“在亚洲造成了一场最大的,老实说也是亚洲历来仅有的一次社会革命”。用这一观点和方法看中国的历史,就不能不承认洋务运动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史上的一次真正变革。并不如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洋务运动只是延缓了清朝封建统治的寿命,恰恰相反,先进的生产力被反常地拉入到中国封建社会结构内,造出了与之对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就了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等新的阶级力量,于是乎,发生了资产阶级改良运动、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于是乎,清朝封建统治在20世纪初寿终正寝,走进历史的坟墓。从形式上来看,洋务运动是地主阶级的自我挽救,实质上它的出现却是当时历史发展趋势使然。鸦片战争后被打开大门的中国面对的世界经济发展走势,是“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中国封建统治者中的一部分人在这种形势面前已经看到要“师彼(西方)之长,去我之短,今及为之,而已迟矣。若再因循不办,或旋作旋辍,后患殆不忍言。”“今之机器、重学、算学、化学、电学,有心人诚当讲求……火轮车、电线之类,当设法第次添设。”加之,50年代以后国内阶级矛盾尖锐、斗争激化,统治阶级内部满、汉集团在协调和争斗中产生了不同于顽固守旧的“实力派”。它为了“清内患”,对“外洋各种机器”,十分推崇。洋务运动就是在这种国内阶级斗争激化和国际经济运行走势的大背景下发生的。这场洋务改革运动的发起者、主持者及参与者是一个庞大的集团,其内部大致可以分为领导决策层、参谋鼓动层、组织经营层、科技人才层等四大层面,各自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从不同的侧面参与着、影响着洋务运动。本文拟对此作一透视分析,期求指正。     

洋务运动浅议

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洋务运动,是一场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是洋务派为本集团自强而开展的兴办洋务的运动。洋务运动的主观动机与客观作用是不同的,洋务运动既有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一面,客观上又有加速封建制度解体,促使社会进步的一面。     

洋务派的“科学救国”思想

洋务派认为中国挨打的根源在于科技落后,救国的关键是学习西方先进科技,“科学救国”便成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在“科学救国”思想的驱动下,洋务派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对推动中国历史进程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从洋务智囊到在野绅士:论郭嵩焘与近代湖南绅士

郭嵩焘作为中国近代一位洋务派思想家和第一位驻外公使,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他的洋务思想在当时独步一时,远远超出了同道中人,既受到了保守人士的贬斥,又受到了开明人士的赞许。晚年的郭嵩焘作为洋务运动鼓吹者和批判者的双重角色更加清晰。退隐之后的郭嵩焘完成了从洋务智囊到在野绅士的转化,开始担当绅士的职责,进行了一系列的教育实践活动,这些活动既有无意识地强化湖南绅士保守心态的负面举措,更有在与官绅的交往中,潜移默化地改变绅士的传统观念,启发民智,开通社会风气的善意之举,对以后的湖南维新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