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领域贫困农民主体性的缺失与重塑——基于精神扶贫视角

精准扶贫领域贫困农民的主体性不仅是脱贫攻坚的内源动力,也是精准扶贫的价值依归。贫困农民主体性的缺失会在某些方面阻碍扶贫攻坚进程,其缺失的原因具有多重性,“精神贫困”当属主观因素中的首要根源。“精神贫困”使他们思想观念保守、脱贫志气不足、人生目标模糊,且这三方面均不同程度上导致其主体性缺失。唯有精神扶贫与物质扶贫同时着力、良性互动,以重塑贫困农民的主体性,才能激活他们致富奔小康的强烈渴望和内生动力,并激励他们主动承担起脱贫攻坚的主体责任。作为精准扶贫的题中应有之义,精神扶贫是一项系统工程,需“扶心扶志”与“扶知扶智”并举,且“正向发力”,激发贫困农民的自觉性和自主性以使其自主、自信,提高贫困农民能动性与创造性以使其自立、自强,进而推动脱贫攻坚工作向纵深发展。     

农村贫困老年人精准脱贫的现状、问题与对策——以安徽省六安市为例

作为贫困人口占全省1/7的安徽省六安市面临着艰巨的脱贫攻坚任务。六安市贫困老年人占全市贫困人口的比例接近40%,且农村贫困老年人的贫困问题更为严重。在目前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并以每年3%速度增长的背景下,针对农村贫困老年人的精准扶贫就具有了特殊而重要的意义。近年来,六安市针对农村贫困老年人实施了包括健康扶贫在内的一系列扶贫措施,取得了良好的扶贫效果,但在精准扶贫措施上依然存在着不小的提升空间。课题组在广泛调研和深入分析后认为,采取细化健康扶贫条款、设立针对性的产业扶贫项目、发展适合贫困老年人的电商扶贫项目、推广“家风+扶贫”模式等措施,来增强农村贫困老年人扶贫政策的精准性。     

精准扶贫视域下的产业扶贫实践与路径优化——精准扶贫绩效提升机制系列研究之三

产业扶贫是我国脱贫攻坚战中的主要脱贫模式之一。文章梳理了我国产业扶贫的发展进程和主要模式,认为我国产业扶贫实践虽然取得了显著的减贫脱贫成效,但是仍然存在产业趋同、贫困户参与机制和利益分享机制缺乏、绿色生态保护有限、风险抵抗机制不健全、科技投入不足等方面的问题,在深入阐释精准扶贫方略和产业扶贫实践的相互关系以及精准扶贫方略对产业扶贫实践的新要求后,指出了注重政策规划对产业发展的协调作用、建立有效的利益捆绑机制与精准共享机制、重视风险保障机制的建设及研究、通过绩效考核有效监督生态绿色与产业发展的结合、结合互联网＋、大数据等高新科技的产业扶贫实践优化路径。     

金融扶贫、行为心理与区域性贫困陷阱——精准识别视角下的扶贫机制设置

随着30多年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我国扶贫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但过去的扶贫模式大多依赖财政投入来改变贫困地区的环境,金融方式在扶贫工作中的运用并不到位,更没有注重贫困人群行为心理的改变,尤其是少数民族特有的文化和心理诉求等很容易被忽视。而行为经济学理论认为贫穷有与其相应的行为特质,扶贫应该且必须考虑贫困人群的行为心理。基于此,本文借用心理账户理论分析了贫困人群的金融心理特质,结合区域性"贫困陷阱"假说阐述了金融扶贫的正负效应,研究认为:金融精准扶贫需要建立横向和纵向的金融联动机制,才能实现贫困人群收入增长的良性循环。同时,本文进一步依托行为经济学理论,从金融信贷、金融储蓄和移动金融等三个方面对我国金融精准扶贫行为进行了机制设置,并提出了相关的配套政策建议。     

社会工作参与农村精准扶贫的比较优势探索

精准扶贫就是要有针对性地对贫困人口进行帮扶。现有的精准扶贫政策面临政策能否“落地”、村庄能否重构以及农户能否自助等方面的挑战。社会工作在专业性、职业性、与国家行政力量合作提供社会服务方面均具有优势。社会工作参与农村贫困治理有三种途径：一是对贫困人口所在村庄的民情进行精准把握;二是重建贫困人口的社会支持网络;三是对贫困群体的可持续生计能力进行提升。     

新时期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三年攻坚

总体思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开发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围绕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基本方略,充分发挥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扎实推进脱贫攻坚十     

培力视角下精准扶贫的路径研究

应用可视化技术对有关精准扶贫研究的文献进行了梳理和分析,概括总结了学术研究的基本趋势。在此基础上依托实 务工作的具体经验围绕培力理论、抗逆力理论等多元解释范式从社区培力、个体培力等纬度出发,论述了提升贫困户抗逆力的 具体路径和工作机制。认为必须从强化贫困户自身的主体权能、夯实社区生态系统的角度出发,通过主体赋权、资本项目反 哺、程序规范和控制等手段提升贫困群众、贫困地区的潜能和社会连结,以推动扶贫工作的深入研发和持续发展。     

从参与式扶贫到协同式扶贫：中国扶贫的演进逻辑——兼论协同式精准扶贫的实现机制

参与式扶贫和协同式扶贫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扶贫模式。参与式扶贫源于西方发展理论,强调扶贫对象的参与。由于其存在着理论上的瑕疵和实践上的"久扶不脱贫"的贫困治理困境,发展进程极为缓慢,逐渐被协同式扶贫所取代。协同式扶贫是一种理想的扶贫模式,强调扶贫主体的多元化、扶贫目标的一致性、扶贫系统的开放性、扶贫过程的动态性和扶贫行动的合作性。无论从扶贫主体、扶贫内容还是扶贫方式来看,协同式扶贫与参与式扶贫相比,均有其自身的优势。协同式扶贫在扶贫过程中有利于精准识别、精准帮扶和精准管理,现行的精准扶贫将逐渐走向协同式精准扶贫。实现协同式精准扶贫,需要扶贫信息的协同、扶贫制度的协同、扶贫文化的协同和良好社会资本的培育。唯其如此,才能更好地发挥精准扶贫的协同效应,实现贫困治理绩效的最大化。     

社会资本视角下“以购代捐”精准扶贫模式研究 ——基于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实证分析

以凉山彝族自治州在精准扶贫过程中,为破解贫困地区“孤岛效应”,探索“以购代捐”扶贫模式为例,基于社会资本导向 的反贫困治理策略,分析“以购代捐”扶贫模式的理论内涵、演进路径、模式创新等,提出“以购代捐”正面临,物流投入滞后,影 响农产品品质;质量标准缺乏,制约农产品价格;质量检测缺位,食品安全堪忧;产品价格缺乏优势,长期执行易陷入行政摊派 等现实问题,为了完善“以购代捐”精准扶贫模式,建议：一要调动贫困农户生产积极性,保证农民“爱种（养）”;二要合理兼顾帮 扶单位的利益,让对口帮扶单位“爱吃”;三是政策措施要简单易行,让行政主管部门“爱扶”。     

精准扶贫与妇女反贫困：政策实践及其困境——基于贵州省的分析

在理论和实践研究中发现,妇女贫困问题有其特殊性,妇女较男子更为贫困,其所面对的贫困问题更加严重。文章以贵州省扶贫实践为基础,探索其扶贫过程中对女性需求、妇女发展的关注。研究发现：政府相关政策文件纳入了助推妇女脱贫的内容,精确瞄准、精准助力、多途径助推贫困妇女脱贫,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然而,妇女反贫困仍然面临诸多政策困境,妇女反贫困要真正进入政府扶贫政策决策主流,普惠贫困妇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推进妇女反贫困,应把性别平等纳入扶贫政策系统;实现精准扶贫,应把妇女列为关键目标,反贫困政策应把妇女作为关键因素。     

基于精准扶贫视角的小额信贷创新模式比较研究

在精准扶贫理论框架下,内蒙古科右中旗和贵州省雷山县将精准识别机制与信贷风险管理机制相结合,分别推出“贫富捆绑”和“银保互动”小额信贷模式。前者主要利用农村地区相对封闭的社区网络、成员信任及习俗性规范构成的社会资本替代抵押担保,通过同伴压力监督实施合约;后者主要利用保险缓解因气候等自然因素引致的信用风险。在实践中,两种模式较好地解决了贫困户贷款中的目标瞄准和风险管理问题。但调查发现,扶贫攻坚阶段的贫困户存在有效金融需求不足、金融扶贫政策性目标与商业银行目标冲突问题,课题组建议各地应根据贫困程度和贫困原因采取不同的资金支持策略;信贷支持的对象应该针对有增收能力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对生产性贷款有效需求低的地区,也可以考虑发放一部分扶贫贴息贷款给建档立卡以外的有贷款偿还能力的低收入农户。     

能力贫困视阈下的扶贫移民可持续脱贫能力建设研究

强化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措施、增强扶贫移民可持续脱贫能力是脱贫攻坚阶段必须着力解决好的重大课题。基于能力贫困视角,解析扶贫移民可持续脱贫能力结构,探求可持续脱贫能力形成机制,剖析可持续脱贫能力建设面临的突出难题,提出了促进可持续脱贫能力建设的根本路径。研究发现,扶贫移民的可持续脱贫能力主要由社会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层面的能力所构成,形成机制在于能力建设主体各自定位清晰、分工明确、形成合力。当前能力建设面临移民自身生存发展能力不足、城乡二元贫困治理体制制约、社会组织扶贫参与不够等难题。协同治理是促进扶贫移民可持续脱贫能力建设的根本路径,需要移民自身主动提高生存发展能力,政府部门强化制度政策供给,民营企业积极履行扶贫责任,社会组织深度参与脱贫攻坚。     

后精准扶贫时期广西农村脱贫困境及深层原因探析——基于对山区贫困村的调研

在后精准扶贫时期,基层农村的贫困现状呈现出多样化的状态。基于在山区贫困村的调研,并结合扶贫的现状,认为造成当前农村脱贫困境的表层原因是精准识别的“局限性”与精准扶贫内涵“精细化”相冲突,精准识别的“层级化”与客观现实的“复杂性”不对等,帮扶措施的“大众化”与贫困户需求的“多元化”之间存在矛盾,帮扶方式的“物质化”与贫困户内在的“精神需求”之间存在矛盾,精准扶贫的“暂时性”与贫困户内在的“精神需求”之间存在矛盾,村级干部综合管理水平低、带富能力不足,贫困户脱贫能力受限、生存能力低。困境的深层原因是结构性分化与社会转型,农户在社会的交互中本体性价值缺失,失去发展动力。     

精准扶贫中农村社区治理能力提升研究

精准扶贫是30年来扶贫治理的经验总结,通过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精准考核4个环节,从“漫灌式”转向“滴管式”,注重“靶向治疗”,使贫困资源聚焦贫困人口,保障扶贫政策精准落地。开展精准扶贫工作,落实精准脱贫需要在社区治理结构与治理基础上,依靠社区治理主体的配合进行。因此,精准扶贫政策实施过程中提升社区治理能力不仅有利于贫困社区整体转型,更影响着精准扶贫的实施及其效果。基于陕南F村的实地调研,以精准扶贫为背景,分析政策实施过程中社区治理能力的重要性以及在贫困社区治理中遭遇的实践困境,进而探讨通过提升社区治理能力保障精准扶贫有效落地的可行性。通过倡导参与式贫困治理、构建弹性治理结构、完善动态治理机制、强化社区治理技术以提升社区治理能力,最终落实精准扶贫的4个环节,实现“六个精准”。     

从摆脱贫困到精准脱贫——论习近平扶贫工作重要论述的现实逻辑与思想脉络

扶贫是一项持续性的动态过程,脱贫思想亦随之嬗变。习近平在闽东工作期间,在脱贫领域形成了"摆脱贫困"的重要论述。通过对习近平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的梳理,厘清了"摆脱贫困"到精准扶贫再到精准脱贫的脉络和逻辑,并对当下精准扶贫与包容性发展融合的新思路进行了探讨。中国的脱贫事业已进入攻坚拔寨的关键阶段,按期完成脱贫任务虽有难度但希望很大。放眼全球,仍有很多发展中国家还处在低效的扶贫状态,中国作为世界上负责任的大国,应当在减贫领域贡献中国经验和智慧。     

传统贫困观对精准扶贫的影响及应对

中国传统思想中对于贫困问题的态度是存在矛盾的:既有儒家“富而教之”的反贫困理论,也存在道家及法家思想对于贫困有意无意间的“制造”。这种思想上的冲突以及长期小农经济下的物质贫困,造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贫困观念,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当前脱贫攻坚中的阻碍因素。精准扶贫,既需要汲取传统反贫困思想中的积极因素,更要以核心价值观为引导,积极探索完善基层文化建设新模式。     

精准扶贫中的精神脱贫——“八星励志”的耀州实践模式

采用个体行为理论的分析视角,结合对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的调研,对精准扶贫中贫困村民精神脱贫的耀州实践形式进行研究发现,耀州实践模式以“8个星目”“励志脱贫光荣榜实施办法”“爱心超市”为主要内容,并结合一些配套性措施,在提升扶贫干部工作有效性、重塑贫困村民脱贫主体性方面取得了良好实效。原因在于耀州实践模式从精神需求、外部刺激、个体人格和乡土心理环境4个方面强化了贫困村民的励志脱贫动机,增强了他们的自主脱贫行动力。但耀州实践模式在实践中也存在着民主权利缺失、互惠网络薄弱以及社会组织稀少的问题,对此需明晰多元主体的权责划分,设立互助合作小组并构建新型农村社会组织,以便增强贫困村民精神脱贫的内生发展动力。     

精准扶贫对提升农户生计的效果评价

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和可行能力理论,构建了生计资本、生计能力、生计环境三个维度的评价指标体系,结合入户访谈和问卷调查一手资料,分析了农户生计视角下的精准扶贫成效。结果发现:精准扶贫在改善村域社会环境和提升农户生活能力方面成效显著,但是扶贫的整体成效不是很明显,主要体现在农业自然灾害严重、农户生计资本增加不够、农户生产能力提高缓慢以及农户发展能力提升不足四个方面。针对这些发现,提出了激活村级产业经济发展活力、加大农业基础建设力度、建立农户生计资本政策服务体系、提升农户自我可持续发展能力以及加强政策执行中监督考核机制建设等方面的减贫优化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