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政策、企业创新与企业风险承担

采用2011—2015年("十二五")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分析了产业激励、专利分别作为一种外部推力和竞争潜力在企业风险承担中的作用,以便检验政府政策、创新和风险承担的联系。数据检验表明:(1)产业政策引导依赖于财政利益刺激,对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存在着非线性属性的区间效应:即在适当财政激励强度范围内,政策激励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有促进效果。(2)在对高技术行业与非高技术行业分组考察后发现:高的政策激励强度,有利于提升高技术行业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而高的政策激励强度,则有弱化非高技术行业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态势。(3)进一步分析发现,在财政手段激励下,那些受产业政策支持具有更多创新产出的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更高,尤其表现在实质性创新之中。这为产业政策推动企业创新和风险承担提供了新的见解和研究视野,也为政府决策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适时介入、市场重塑与协同创新--奥巴马政府的汽车产业政策分析

在2008—2009年的经济危机中,美国的汽车产业遭受了严重冲击,为此奥巴马政府出台了积极的汽车产业政策。通过从救助汽车企业和扶助汽车产业发展2个维度的考察发现,在救助濒临破产企业时,政府一度介入企业的管理决策。而在扶助汽车产业时,政府加大公共投资,形成投资驱动;研发政策带动科技创新,形成创新驱动;通过规则制定、消费引导和联邦政府采购等政策,形成了政策驱动。奥巴马政府的汽车产业政策跨越了倡议和引导,进入了政府协同汽车产业发展的阶段。基于上述分析,可进而研究奥巴马政府的汽车产业政策特征。研究表明：这一政策既具有往届政府产业政策的固有特征,如以问题为导向、市场化运作以及以法律为依据等。同时,也具有定位产业方向和更注重研发与创新等新特征。探讨奥巴马政府的汽车产业政策,可为中国目前的产业政策调整提供借鉴。     

工业互联网支持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效应

以2018—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了工业互联网支持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工业互联网支持政策能有效促进企业研发投入,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力度越大,企业研发投入越高;在市场竞争程度越高、审计监督质量越高的企业中,工业互联网支持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越明显。本研究在理论上揭示了产业政策实施可能发挥正向作用的原因,在内容上拓展了产业政策的研究边界,区分了工业互联网支持政策与以往产业政策的差异,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政府制定有关新政策提供决策依据。     

央地产业政策协同、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产业政策是转型中国家有效激励产业绿色发展与企业绿色创新的重要抓手。本文以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央地产业政策协同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不管是中央产业政策还是地方产业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促进效应,证实了产业政策的绿色技术创新价值。第二,央地产业政策协同性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央地产业政策不协同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抑制效应。进一步机制检验表明,产业政策协同性主要通过政府补贴、税收优惠以及研发激励三重机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正向促进效应,而央地产业政策不协同抑制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原因在于削弱了政府资源供给以及外部融资信号支持。第三,调节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在央地产业政策协同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产生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说明企业社会责任能够强化产业政策驱动的企业绿色创新导向,实现基于“外部政策驱动—内部可持续战略导向”的内外结合效应。最后,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产业政策协同与产业政策不协同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存在制度环境、产权以及行业异质性。     

高新技术企业R&D税收激励政策现状、问题与对策

运用税收激励政策促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已成为各国政府普遍采用的策略。通过对高新技术企业R&D(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税收激励政策现状与问题的分析和总结后,发现现有税收政策体系与高新技术企业R&D活动特点结合不够,是造成税收激励政策体系散乱、激励力度不够和研发税收实务操作难等问题的主要原因。结合R&D活动特点,本文提出了一种旨在减少企业R&D投资成本、分担企业R&D投资风险与促进R&D成果转化的税收激励体系。     

产业政策、融资能力与股权价值

产业政策是一种政府行为,是政府为了实现其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而制定的各种政策总和。本文基于Tirole （2006）的企业融资分析框架,分析了政府的投资补贴、收入税和预算平衡三种产业政策对企业家融资能力和股权价值的影响。理论研究表明：就股份制企业而言,投资补贴政策将增加企业家的融资能力及其股权价值,扩大投资规模,收入税政策则相反;预算平衡的产业政策对企业家的融资能力、股权价值及投资规模无影响。此外,在投资补贴和预算平衡这两种产业政策下,企业家的股权价值均大于1,且投资规模与其自有资产呈一种倍数关系。然而,在收入税政策下,企业家的股权价值则不一定大于1,投资规模也未必是其自有资产的倍数乘数。     

什么样的税收优惠能够激励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来自优惠强度与具体优惠政策的经验证据

创新是驱动一国经济发展的核心与灵魂,税收优惠因具有良好的杠杆传导作用,是政府鼓励企业创新的常用政策工具,其对创新的激励效果一直备受学术界关注。以2012—2017中国沪深A股上市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围绕税收优惠强度和具体优惠政策对企业创新产出的激励效应展开实证研究,结果发现:(1)税收优惠强度对企业的创新产出存在正向激励作用,相对于创新效果而言,对创新质量的激励作用更为明显。(2)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创新激励效果优于优惠税率政策,且两者之间存在互补效应。(3)基于异质性视角分析,税收优惠强度和具体税收优惠政策的激励效应在政府干预市场程度更高或法制环境更完善地区的企业以及规模较大企业、非国有企业中更加明显。研究结论表明,有关部门应继续加大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创新的扶持力度,不断调整和优化税收优惠政策体系结构,提高政策的导向性、协同性、精准性,从而更加有效地激发企业创新创造活力,推动创新成果的大量涌现。     

我国企业创新投资财税激励政策的实证研究

以创新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是各国提升本国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促进激励创新投资的财税政策研究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财政拨款、税收优惠、政府采购等政策要素,共同构成创新的财税激励政策体系。本文在对主要相关研究进行归纳梳理的基础上,以乔根森的资本成本模型为理论分析基础,对我国近年来创新投资财税政策激励体系进行实证性的分析与检验。结果表明,我国所得税体系的政策优惠以及政府采购扶持对企业的创新资本形成具有一定激励效应,而财政投入政策的激励机制有待进一步提高,同时我国激励创新投资的政策体系也有待逐步完善。     

政府研发激励政策对工业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基于全国工业企业研发调查微观数据

以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是我国现阶段发展的关键命题,而通过科技创新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就是研发投入.为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降低企业资金风险,我国各地区均不同程度地实施了各类激励政策.目前学界对政府研发激励政策效果如何有颇多争议.本文以我国工业企业研发调查微观数据为基础,通过广义矩估计模型等多种模型,从微观层面对政府投入的效果进行多维度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政府激励政策的两种工具适用条件和环境有所不同,如东中部地区适宜采用税收减免优惠,而东北地区则建议直接采取补贴.此外国有性质企业和外资企业也对政策有不同反应.通过分类挖掘政府影响企业研发的有效工具组合,本文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政府补贴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的促进效果研究

政府补贴作为产业政策中的重要一环，往往被用于促进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创新。迄今为止，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产出的促进效果仍未达成共识。基于上海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主要载体——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文章实证研究了政府补贴对于创新产出的激励效果。结果表明：第一，政府补贴总体上显著提高了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创新产出；第二，政府补贴对于小规模企业以及非国有企业研发创新产出的促进效果更明显；第三，政府补贴对创新产出的促进效果，可能来自于提高科技经费投入、加大科技人才引进力度以及吸收外部先进创新技术这三方面作用机制。     

消费补贴对新能源汽车供应链研发的传导效应研究

各级政府投入千亿资金对新能源汽车产业进行的消费补贴,培育了消费市场,但是否促进了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技术进步需要进一步研究。以2010～2020年间A股上市的汽车供应链238家企业为样本,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多元回归方法,实证研究新能源汽车消费补贴对新能源整车上游零部件制造企业研发投入和研发产出的传导和激励效应。研究发现,设定技术门槛的消费补贴能够推动新能源供应链的技术创新行为,专利增长率和研发投入未跟随技术创新难度增大而呈现规律性波动,消费补贴促进了上游供应链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提高研发产出,在补贴退坡之后,企业的研发强度依然能够保持。研究表明,为扶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政府需要继续重视新兴产业的消费补贴,利用资金传导传递市场预期的积极信息,激励企业技术研发行为; 当产业发展趋向稳定,政府的消费补贴可以逐渐退坡,通过非货币补贴政策、加大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等继续传递政策支持信号,激励企业持续进行技术创新,从而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持续高质量发展。     

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创新——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创新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在当前我国由"中国制造"迈向"中国智造"的关键阶段,企业要获取更多的利润,必须依靠创新来强化自身的核心竞争力。高管是企业的关键决策者,对企业创新活动具有重要影响。文章利用2010—2017年中国949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首先,分别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负二项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研发投入和研发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薪酬激励的三种模式,即货币薪酬、股权和在职消费激励均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活动。其次,文章还探讨了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异质性影响。一方面,根据企业所有权性质将样本企业划分为国有和非国有企业样本组,研究发现,与国有企业相比,高管薪酬激励显著促进了非国有企业的创新活动。另一方面,根据企业所属行业类别将样本企业划分为高新技术企业与非高新技术企业样本组,研究发现,股权激励模式显著提高了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投入和非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产出。为检验上述实证结果的可靠性,文章还采用更换企业研发投入和研发产出指标的衡量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研发创新的显著正相关关系依然稳健。高管自身风险厌恶程度和个人能力等因素不仅会影响高管薪酬水平,而且还会影响高管对企业创新的决策。文章以"2014年央企薪酬改革"这一政策事件为时间中点,构造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2014年央企薪酬制度改革的外生政策冲击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高管薪酬管制政策显著降低了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但对其研发产出的影响并不显著。基于此,文章提出了以下政策建议:一是通过设计显性与隐性激励相结合的高管薪酬激励契约,并在对管理层的考核方案中适当引入非短期会计业绩指标来激发企业高管进行主动创新的积极性。二是通过"两权统一"、长期股权激励等方式完善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激励机制从而鼓励企业的创新行为。三是可适度提高在职消费激励手段在高新技术企业中的应用,并辅以审计监督控制从而避免高管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     

机构投资和政府补贴影响中国制造业创新研究

机构投资和政府补贴对微观企业创新的直接影响一直受到学界关注,但鲜有学者探究它们对整个行业创新水平的总体作用效果。基于中国制造业所处的“大而不强”和粗放发展窘境,文章将国家专利数据库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匹配,从中观层面检验机构投资和政府补贴对中国制造业创新的影响。文章首先通过固定效应模型检验发现：机构投资者进入能显著促进制造业创新数量,但高技术和低技术制造业部门的创新路径存在差异,机构投资对高技术制造业部门的促进效果明显低于低技术部门;政府补贴非但不能达到预期效果,反而抑制了制造业创新。基于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和倾向得分匹配法的检验结果与基准检验结果一致。为进一步分析机构投资通过何种路径去影响制造业创新,文章以研发费用和创新效率为中介变量,通过逐步法检验表明,机构投资可以引致研发费用的增加,并提高制造业创新效率,而政府补贴对创新效率有负向影响。产业的集聚环境是影响企业经营管理的重要因素,最后文章将产业多样性集聚作为企业经营的外部环境进行研究,考虑其在机构投资和政府补贴发挥作用时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多样性集聚会抑制机构投资的正向效果,增强政府补贴的负向效果。文章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国家专利数据库、清科机构投资数据库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等多个微观和中观数据库进行匹配汇总,从产业层面研究了机构投资和政府补贴对中国制造业创新的影响,还考虑了区域企业间相互作用可能存在的交互影响效果。根据理论和实证研究,结合当前我国的经济形势,文章提出了四点政策建议:创造良好的机构投资环境,引导机构与制造业企业合作,推动创新;加大对科学事业的支持力度,引导高校、研究机构等研究成果的落地应用,促进实质性、高水平创新;制定更有效的财政补贴政策,减少寻租行为;充分考虑地区的资源禀赋和市场环境,将多样化的集聚转化为市场的发展优势,培育产业链集群协调创新。     

政府创新支持与企业创新:制度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的整合

近年来,我国政府不断加大对企业科技活动的支持力度.与此同时,政府公共科技资源投入的合理性、有效性及其使用效率也一直受到质疑.以往研究对政府创新支持是促进还是阻碍了企业创新已有较多探讨,但结论并不一致.基于制度理论的观点,认为政府掌握着一些关键的资源,这些资源对企业创新来说至关重要.因此,加强与政府间联系,获得政府创新支持对企业创新会产生积极影响.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观点,则认为政府创新支持会产生委托代理问题,降低创新效率,不利于企业创新.事实上,制度理论侧重于探讨创新资源获取问题,委托代理理论侧重于创新资源的利用问题.因此,有必要将制度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进行整合,以全面揭示政府创新支持与企业创新的关系.文章以2011—2013年安徽省科技型企业为样本,实证研究发现政府创新支持与企业创新间存在倒U型关系.此外,研究还发现不同类型的政府创新支持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存在差异性,产权性质对政府创新支持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存在调节作用.     

政企双视角下的产业政策属性研究

从政府与企业两个视角分析产业政策属性对于提高产业政策实效性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与理论价值。产业政策属性被创造性地划分为选择水平、激励水平与介入水平三个维度,这有助于政府在特定情境下的产业政策设计,有助于特定企业应对产业政策的方案设计,也为产业政策的实证研究开启了新的思路。通过对产业政策属性的三个维度分析,识别出政府与企业决策点的差异性,分别为政府设计产业政策与企业应对产业政策提出相应的策略建议。     

环保政策、技术创新与碳排放强度动态效应——基于三部门DSGE模型的模拟分析

文章将技术创新、碳税税率等因素纳入包括居民、企业和政府三个部门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研究了环保政策、技术创新对碳排放影响问题。模拟分析表明：技术进步、研发投入、专有技术设备投资、环境治理投资可以有效地降低碳排放强度，总体上可以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改善的双赢目标。碳税税率冲击对总产出的负向影响特别明显，环境治理投资冲击的后期正向效应比较明显，政府治污支出冲击的当期效果比较明显。同时发现，专有技术设备投资将会挤出研发投资，政府治污支出将会挤出居民消费。总体来看，专有技术设备投资冲击对碳排放、碳排放强度波动贡献最小，环境治理投资冲击对碳排放、碳排放强度波动影响比较大。根据结论提出了完善企业碳排放内部治理及外部监督机制、成立协调管理机构、逐步建立碳税试点机制、进一步落实国家各项政策完善创新政策体系等政策建议。     

政府补贴、资本结构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 ——基于信息技术产业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4—2018年信息技术产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采用逐项回归法,研究政府补贴、资本结构与信息技术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且将资本结构作为调节变量,探讨资本结构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并进一步分析三者之间关系在不同所有制性质企业之间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对信息技术企业的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资本结构与企业研发投入呈负相关关系,同时,资本结构对政府补贴和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起负向调节作用,且非国有企业比国有企业显著。为此,信息技术企业应完善自身资本结构,合理举债,提高盈利能力,为研发活动预留充裕资金;政府应加大对信息技术企业,尤其是非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补贴,在资金以及政策上给予支持。     

高新企业股权激励与研发投入的关联性

当前中国高新企业为了提高竞争力,对企业科技创新的投入逐渐提升。大量的高新企业通过股权激励形式促进企业进行研发投入,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文章以2010-2017年发布股权激励方案的285家高新技术企业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高管持股激励、高管股权配置以及企业研发投入同企业绩效相关性的研究,对股权激励方式、股权激励强度以及股权激励期限与研发投入的关联性进行了分析。在运用相关性以及回归分析得出结果后,可知股权激励可促进研发投入,可强化企业研发投入同企业绩效间的相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