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威慑的伦理问题域及其表现分析

核威慑问题涉及军事、政治、国际关系、科技、经济、文化、法律等领域,是一个极为敏感又牵涉面广且同人类的和平、安全、幸福以及身家性命密切关联的问题丛。核威慑关乎生命价值和尊严问题,关涉政治权利的正当性问题、传统战争伦理规范的适应性问题、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冲突问题,涉及主权、人权与国际正义的困境问题。核威慑的伦理问题错综复杂且牵涉面广,人类迫切需要发展核威慑伦理理论,提升自身对核武器的实践理性能力。     

“风险社会”视角下的社会信任危机及其应对

"风险社会"理论已经成为理解和解释当今世界的一个关键概念。在风险社会中,不确定性和不可控制性的社会情景致使社会信任结构体系断裂,产生了社会信任的非社会化、私人化和非理性化等危机。这种由社会风险造成的社会信任危机,可以通过强化信任危机意识、风险意识和宣扬共同价值观重建社会信任文化,同时加强信任制度建设和构建"第三方"信任的制度体系,从根本上解决社会信任危机,促进人们形成普遍信任的心态,提高应对社会风险的能力。     

论核威慑的正义防御原则

核威慑的正义防御原则对最大程度地限制核威慑这种“以恶制恶”的手段,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核威慑的自然属性是战争防御手段,它是正义防御原则规制的前提。核正义威慑论为正义防御原则提供了理论基础。核威慑在维护国家主权与保护普遍人权之间可能存在冲突关系,这需要对核威慑的权力与权利进行限制。核威慑的权力必须在权利的框架内运行。正义防御原则的约束性规范以核威慑行为为中心,可以分为权利正当性与行为正义性两个层面。自我防卫原则、紧急必要原则和程序合法原则关涉核威慑权利的正当性,区别对待原则与手段相称原则涉及核威慑行为的正义性。     

道德风险对风险可保性的影响及其防范

风险是损失的不确定性,而保险作为一种重要的风险处理技术,提供了一条减少风险成本的途径。但是风险的可保性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道德风险因素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本文对保险合同双方的道德风险行为作了深入地探讨,并相应地提出了防范道德风险的具体措施。     

核威慑的作用:一种康德式的观点

核威慑通常被认为是确保国家之间恐怖和平的手段 ,但它或许不仅仅具有维持暂时和平的功能 ,还可能促进人类社会进步到一个更为完善的阶段。康德在他的国际关系思想中 ,认为毁灭性战争危险的存在 ,对于永久和平的实现和人类社会的改善 ,是一个重要的条件 ,因为这能够促使人们产生推动国际社会进步的共同责任感。但在他的时代 ,这个前提实际并不存在 ,而将核威慑“代入”康德的逻辑 ,我们可以认为 ,它对人类进入一个更为和平和理性的阶段具有重要意义。尽管这样的逻辑还有不完善之处 ,但是相关的研究却不是没有价值的 ,因为国际社会的进步观念不应该———事实上也很难———从国际关系理论中排除出去     

新时代核威慑的四维审视

面对新时代的国际关系和核安全形势,核威慑的复杂性表现为核威慑动机界定、责任划定与善恶判定的复杂性。核威慑本身具有维护和平的低成本与好效果的合理价值,为维护世界和平、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安全保障。核威慑是对巨大物质力量的意向性,容易对人的自由意志形成压制,造成技术风险、政治风险和道德风险等。核威慑的价值考量应该厘清核威慑的价值来源、价值内容与价值立场。辩证认清核威慑的合理性与风险性,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立场,发挥核威慑的正向价值而避免其负面后果,这是核大国应自觉履行的国际义务。     

我国高速铁路的发展风险及其应对策略

高铁的建设和运营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但高速铁路投资规模巨大,技术标准高,产业规模大,因而,在其建设和运营过程中也存在相应的社会风险、技术风险、经济风险和管理风险。采用浮动票价吸引客流,最大程度利用高铁运力满足社会需求,有助于防范社会风险;加大高铁基础学科研发力度,明确技术主攻方向,提升相关人员技术素质,有利于化解技术风险;实行多元化经营,适当引入社会资本,可以降低经济风险;加强行业培训,完善高速铁路法律法规和各项规章制度,有利于减少管理风险。     

雷蒙·阿隆核威慑思想的伦理考量

作为二十世纪法国杰出的思想家,雷蒙·阿隆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和剑拔弩张的战后冷战时局,对核威慑理论有独到见解。雷蒙·阿隆提出了“有限核威慑”思想,它强调政治家要运用理性精神限制暴力、限制核威慑,其道德核心就是审慎道德,实际上是一种责任伦理。这为我们应对核威慑、避免全面核战争、维护国家利益和国际正义、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     

核安全局势与核威慑的道德选择

有核国家的核威慑战略选择能够影响核安全局势。人类迫切需要认真反思应该如何选择核威慑政策及其行为方式以促进核威慑的战略选择转向道德选择。合道德的核威慑选择有利于制止核讹诈与核战争,从而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社会中维持稳定秩序,维护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同核国家的核威慑选择表征着不同的道德水平,中国“最低限度核威慑”代表着人类对核武器的最高实践理性水平。“最低限度核威慑”蕴涵着最大程度地减少任性、最大限度地约束行为、最大努力地自我否定。在核武器无法彻底消除的前提下,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核安全秩序是拥核国的应有之义。各国需要从责任伦理、制度伦理与交往伦理层面构建健康合理、公平正义的核安全秩序。     

核威慑机理:实力基础、信号传递和心理博弈

基辛格提出了威慑分析框架,认为威慑需要实力、使用实力的意志以及潜在的进攻者对这两方面因素的综合评估等三方面因素的结合,但他没有对这一分析框架进行深入分析。本文跳出从战略稳定性角度分析核威慑的传统思路,把认知和心理因素植入核威慑分析之中,对基辛格建构的威慑分析框架进行了细化,并将其用于核威慑分析,把威慑的三个构成要素置换为核实力基础、核威慑信号传递和核威慑心理博弈三个变量,把核威慑界定为在核力量基础上通过信号传递进行的心理博弈。影响核武器数量规模的因素分为国家政策因素、确定一国核武器数量的直接依据、国家资源约束和国际环境的影响。核威慑信号传递包括口头信号传递、书面信号传递、捆绑信号传递和行动信号传递四种方式,每一种传递方式各有其传递路径。在核威慑心理博弈部分,分析了对核威慑正确认知的形成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核力量平衡国家间的核威慑心理博弈、核力量悬殊国家间的核威慑心理博弈和导弹防御系统对核威慑心理博弈的影响。分析核威慑中核力量与使用核力量意志的关系、描述核威慑过程中信号传递的方式与路径和威慑与被威慑双方的心理博弈过程,对于分析核威慑有效性、维持大国间战略稳定性,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论战后初期英国独立核威慑政策实施的困境

战后初期，英国政府在实施独立核威慑政策的过程中面临着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英国经济困难与资源短缺对独立核威慑政策的实施具有根本制约作用；英国需要与美国、各自治领乃至西欧各国进行原子能交流与合作而难以完全独立进行原子能开发；两极格局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建立致使英国在防务上的独立地位受到挑战；英国核威慑力量及其威慑效应比较有限。     

公司捐赠的法律激励与约束

公司捐赠是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一种方式,它既能提升社会福利,又能改善公司自身形象,从而使公司利益与社会利益相协调。公司捐赠涉及很多法律问题,如公司捐赠是否背离其营利本质,如何对公司捐赠行为进行有效的激励和约束等。本文对上述法律问题作了分析,并对我国关于公司捐赠的法律规定作了探讨。     

国际核安全机制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针对“9·11”恐怖袭击事件所引发的人们对国际“核恐怖”的关注,分析了以国际原子能机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检查程序为主要内容的国际核安全机制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中国核能安全保障法律制度与体系研究

核能安全保障是能源法研究的重点与热点问题之一。目前中国核能安全立法虽然初具规模,但既存在可操作性欠缺、法律责任规定强度过轻、核损害赔偿制度尚不完备等微观制度上的问题,又存在核能安全基本法缺位、单项支撑法律缺失、配套实施细则缺乏等宏观体系上的缺陷,无法有效满足核能安全保障工作的现实需要。为解决此问题,在微观层面应致力于完善覆盖"事前预防,事中控制,事后补救"各方面且内容切实可操作的核能安全保障法律制度;在宏观层面应致力于构建以《原子能法》统领,以《核物料法》《核设施法》《核应急法》《核损害赔偿法》等单项法律支撑,以相关法规和规章配套的核能安全保障法律体系。     

金融创新的风险形成及其有效应对

金融创新是金融业提升竞争力和吸引力的有效方式,但金融创新中也蕴涵着一定的创新风险,如果金融过度创新会引发金融危机。当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也可以说是金融过度创新的结果。我国在金融业全面开放的形势下,如何建立有效的防范和化解金融创新风险的体制机制,对确保我国经济平稳快速发展将起十分关键作用。促进金融创新的同时要从金融创新方向、机制、路径等方面着手加强风险的防范和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