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核威慑的四维审视

面对新时代的国际关系和核安全形势,核威慑的复杂性表现为核威慑动机界定、责任划定与善恶判定的复杂性。核威慑本身具有维护和平的低成本与好效果的合理价值,为维护世界和平、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安全保障。核威慑是对巨大物质力量的意向性,容易对人的自由意志形成压制,造成技术风险、政治风险和道德风险等。核威慑的价值考量应该厘清核威慑的价值来源、价值内容与价值立场。辩证认清核威慑的合理性与风险性,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立场,发挥核威慑的正向价值而避免其负面后果,这是核大国应自觉履行的国际义务。     

核安全局势与核威慑的道德选择

有核国家的核威慑战略选择能够影响核安全局势。人类迫切需要认真反思应该如何选择核威慑政策及其行为方式以促进核威慑的战略选择转向道德选择。合道德的核威慑选择有利于制止核讹诈与核战争,从而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社会中维持稳定秩序,维护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同核国家的核威慑选择表征着不同的道德水平,中国“最低限度核威慑”代表着人类对核武器的最高实践理性水平。“最低限度核威慑”蕴涵着最大程度地减少任性、最大限度地约束行为、最大努力地自我否定。在核武器无法彻底消除的前提下,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核安全秩序是拥核国的应有之义。各国需要从责任伦理、制度伦理与交往伦理层面构建健康合理、公平正义的核安全秩序。     

美国外空核动力源安全机制对中国的启示

2007年联合国外层空间委员会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制定《外层空间核动力源应用的安全框架》为各国利用核动力源提供技术指引。美国在与该安全框架保持一致的同时,形成了包括《国家环境政策法案》《总统发射核安全批准程序》《美国宇航局程序性要求》以及《国家反应框架》等法律规范构筑的国家外空核动力源安全机制。美国具备相对成熟的外空核动力源安全应用的技术和法律体系,涉及评估、审批、责任分配、反应机制等方面。中国在构筑国家外空核安全机制过程中,可以通过制定专门法规、建立国家核安全评估制度、提高政府核安全管理能力以及主导国际核动力源论坛等途径来构筑一个类似美国的国家级核动力源安全框架。     

核安全立法的历史沿革与现实思考

核能利用风险和收益并存,处理安全和发展的关系是核立法的核心议题。与其他核法律规范相比,《核安全法》侧重核安全风险的管控,更多地调整国家核安全监管部门、核能行业主管部门、相关营运单位以及公众之间的法律关系,是核安全法律体系中最高位阶的法律规范。本文梳理了我国核安全立法的历史发展过程,说明了《核安全法》的制定背景,详细阐释了《核安全法》的主要内容,指出了《核安全法》的不足之处,并提出了未来完善的方向与建议。     

构建核安全命运共同体的几点思考

核安全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在核安全领域提出的新理念。虽然实现这一理念面临诸多挑战,但是从共同体实践模式、国家合作、共同利益观和全球治理的角度来看,核安全命运共同体是具有可行性。打造核安全命运共同体,可通过以下途径实现：扩大国际合作范围,深化国际合作方式;强化国家责任,提高国际道德和共同体意识;积极推进核安全体系建设;培育核安全文化,增强核安全意识。     

雷蒙·阿隆核威慑思想的伦理考量

作为二十世纪法国杰出的思想家,雷蒙·阿隆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和剑拔弩张的战后冷战时局,对核威慑理论有独到见解。雷蒙·阿隆提出了“有限核威慑”思想,它强调政治家要运用理性精神限制暴力、限制核威慑,其道德核心就是审慎道德,实际上是一种责任伦理。这为我们应对核威慑、避免全面核战争、维护国家利益和国际正义、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     

论道德自由的风险及其规避

道德自由包括意志自由、道德权利与道德境界三个基本层面,三者相互联系,共同构成道德自由范畴的丰富内涵。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由于个体在道德表达上的不确定性,导致了道德自由的风险。道德自由风险的规避取决于道德自由主体的道德责任和道德理性两个重要方面。道德责任是道德自由的重要属性,而道德责任的有效性最终要由人们的道德理性来保证。     

环境风险分配、传播与认知机制中的道德冲突

环境风险生产过程中存在着诸多的不平衡关系,如社会经济地位与风险地位的差距,解释环境风险以确定责任分担的专业知识与话语权力的失衡,对环境风险的传播、接受与认知造成巨大心理影响,产生诸如怀疑、焦虑与怨恨的心理影响与道德冲突,对社会安全的潜在影响不亚于环境风险本身;因此,环境风险的生产与分配逻辑、传播与认知机制及其心理影响与道德效应,与社会的稳定和谐之间的复杂关系,需要人们的高度关注与慎重应对。     

论核安全风险治理的法律路径

为确保核安全,预防核事故,我国应确立“敞开沟通—多重监管—严格责任”三位一体的核安全风险治理的法律路径。一是要敞开沟通渠道。细化核安全信息公开透明原则,实现实时、全面的信息公开;核电企业之间加强合作与经验交流,政府、企业与民众之间敞开沟通。二是要加强多重监管。企业内部实现实时监管、灵活监管;核安全局等监督管理部门做到全方位监管;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下设核安全监管专门委员会,推进立法与监管;健全舆论监督机制。三是要建立严格周密的刑事、行政、民事责任体系。在刑事责任方面加大惩罚力度,发挥刑事责任的预防效用;在行政责任方面要贯彻责任倒查与终身追究;在民事损害赔偿部分坚持核设施营运单位的经济管道责任模式,同时扩张追偿权的效力范围,确立完善的保险分担机制。     

基于发展核电的伦理思考

核能的开发利用无疑是人类20世纪最伟大的科技发明之一。然而发展核电开发利用核能给人类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核安全问题也给人类带来巨大风险,核电及其相关联的安全问题倍受世人关注,特别是当今人因已成为核安全事故的主因,核电的安全、可持续发展已不仅仅是技术问题,还涉及一系列的道德伦理问题。要保证核电安全与发展造福人类而不戕害人类,不能犯“技术决定论”的错误,必须辅之以伦理之轨。伦理之轨通过深入核电发展链的各个环节,对核电发展进行伦理价值观的规约、引导、批判,并参与核战略的选择得以保障核电和核开发利用的安全发展。     

重大环境事件与当代国际社会的重塑——福岛核泄漏事件的环境社会学反思

在福岛核泄漏事件中,各种各样的社会行动者纷纷建构自身以应对核风险,这些建构自身的活动产生了行动主体间的交互影响。福岛核泄漏事件产生的风险互动成为重塑国际社会的重要力量,激发了富裕社会以及自反性现代化对安全的强烈需求。福岛核泄漏事件表明,风险事件既是人类安全需求的对立物,也是安全建构的重要机遇,风险事件的反思和治理会使未来社会更加安全。     

试论责任编辑的风险意识

责任编辑是作品法定的责任人之一，责任从某种意义上会转化成一种风险。在编辑、出版实践中，责任编辑往往会面临政治、经济、侵权等到三个方面的风险。编辑、尤其是责任编辑，应与时俱进，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保持敏锐的政治头脑，以把握正确的出版方向；自觉培养经济意识，充分认识出版事业性的产业性，敢于挑战经济风险，以保证良好的经济效益；养成自觉的维权意识，在知识产权的国内及国际保护领域，杜绝剽窃等侵权行为，最大限度地避免各种侵权风险。     

现代社会的伦理观念变革——从信念伦理到责任伦理

我们所生活的现代社会从某种意义上就是风险社会。随着理性的张扬,科学技术无止境的发展,人类制造了许多文明风险,我们生活在各种社会风险之中。同时,在现代社会里,人类面临的风险状况已经发生改变,各种人为的文明风险在社会风险中开始占据主导地位。这种情况下,人类开始从伦理方面寻求应对的希望。然而,传统的伦理理论主要属于信念伦理的范畴,它注重行为所依据的动机和目的,而忽视了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关联,不重视对责任后果的承担,因此,它难以契合风险社会要求对行为后果的关注。而责任伦理则和现代社会有诸多契合,它认为道德的根据主要在于行动的后果,它要求行为者对自己行动的后果负责。面对如此复杂的生存环境,我们应该进行伦理观念的变革,实现从信念伦理到责任伦理的转变。     

论党执政权威道德支持的主要原则

执政党政治权威是指执政党组织系统在管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事务过程中统合执政党内部与外部政治资源的威望和能力,是执政党开展政治活动的影响力。正确认识执政党政治权威的支持体系,立足党执政的道德依据,恪守党执政的道德原则———公共性原则、服务民众原则、高度负责任的原则、公正民主效率兼顾的原则,树立党的政治权威,对于我们建设符合时代特点和要求的政党权威,加快推进政治文明建设的步伐,意义特别重大。     

社会资本、发展机会不均等与阶层固化

阶层固化已经成为我国现代化的最大威胁,它严重影响到我国的社会稳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成功。只有打破不合理的权力垄断与资源垄断格局,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加速推动民主法制建设,健全社会保障体制,促进教育公平,我们才能削弱贫困阶层先天存在的家庭社会资本劣势与生存风险的影响,尽量为贫困阶层的发展提供平等的初始竞争条件和公平的竞争机会,促进阶层流动,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     

天：王之为王的可能与根据——董仲舒对王者之名的哲学诠解

董仲舒在天与王的先验关系中,建构出国主人君之位的基本性质和伦理的、道德的、政治的客观要求。通过对天的绝对权威和无上尊严的确认,确立起人君国主的德性标准和行为规则。从哲学的高度论证出“皇帝”即“天子”,是董仲舒的发明。王,既作为类群性质的人的社会核心性因素而存在,而且也已被置入到“天——地——人”的三重结构之中。为君作王的重要职责就是把天、地、人三者有机贯穿起来,形成一个彼此融合的宇宙整体。王者应该在自己的政治生活中体现出对天道的效法和绝对遵循。     

政府投资项目代建人问责依据确定研究——一个合同风险责任分配的视角

代建项目是政府投资项目建设实施中的一种模式,建立政府投资项目责任追究制度是提高政府投资效率的有效途径。目前对项目层面责任追究的研究较少。从项目治理理论出发,将代建项目看作是临时性契约组织,根据代建人对代建项目的控制权确定其职责,运用风险分配理论确定代建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风险分配方案,然后根据代建人的职责和风险分配方案构建代建合同中的风险责任矩阵,确定代建人的合同风险责任,将其作为代建人责任追究的依据,完善代建人约束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