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废除毒品犯罪死刑的刑事政策分析

作为一种具有突出营利关切的犯罪,毒品犯罪既非国际公约规定的最严重罪行,也存在相当复杂的毒品病理和社会因素,并非严刑峻罚所能消灭、控制的.从犯罪治理的刑事政策抑或系统理论的角度来看,只要毒品需求、毒品市场仍然存在,毒品犯罪治理就要尊重市场供给的规律,以最低限度的国家供给保障毒品成瘾者的人道底线,以各种社会力量的合作形成系统的社会反应体系,预防毒品犯罪的发生;同时,废除毒品犯罪的死刑不仅有利于重刑观念的改善,还将在相关生存底线和技能的改善中,逐步实现刑事政策理论的人道化、民主化和系统化.因此,基于对“更好的生活”的追求,建议尽快修改立法,取消《刑法》中非暴力毒品犯罪的死刑,待时机成熟,再取消全部毒品犯罪的死刑.     

有组织犯罪与毒品犯罪的共生模式

毒品的泛滥与有组织犯罪有着密切的关系,许多毒品问题的滋生和蔓延都使有组织犯罪获得了很大的社会发展空间;而有组织犯罪的发展又极大地增强了毒品犯罪的能量,加剧了毒品的泛滥。毒品犯罪与有组织犯罪的共生模式以有组织毒品犯罪为传动轴,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提出严重挑战。     

毒品犯罪共犯成立问题研究

认定特殊的毒品共同犯罪,如毒品集团犯罪、毒品团伙犯罪、以共犯论处的毒品犯罪等时,必须以共犯基本理论为基础,全面考察毒品犯罪的特殊性,综合作出认定。当然,也有一些毒品犯罪,从外形上看,具有共犯的部分特征,但实质上欠缺共犯成立的部分要件,故应被排除出毒品共同犯罪的范畴。     

毒品犯罪的国际刑法规制

毒品犯罪所具有的跨国性,使得该犯罪靠一国的局部打击与单一防范难以奏效,从而要求国际刑法在超国家的层面上作出反应。由于各国对毒品犯罪的认识与处罚不同,有必要统一各国毒品犯罪处罚的力度与执行制度以及执行的辅助方法、侦查措施及程序,明确国家在毒品犯罪打击与防范中的义务和联合国对公认的毒品产地进行的直接打击。     

毒品犯罪中三种行为司法定性探讨——基于最高法院纪要演进视角

吸毒者在运输毒品过程中被查获、受以吸食为目的的购毒者委托为其介绍联络贩毒者、购买毒品人员接受贩毒者通过物流寄递方式交付毒品,是毒品犯罪中新近明确的三种犯罪行为。我国三次《毒品犯罪会议纪要》对上述问题进行了一定的解答。吸毒者在运输毒品过程中被查获与"购买、储存"行为相区别,具有一定合理性,存在改进空间;对居间介绍者受吸毒人员委托购买数量较小毒品的规制上存在不足和缺陷;购买毒品人员接受贩毒者通过物流寄递方式交付毒品分类处理具有积极意义。     

缪某的行为是否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以及犯罪状态

本文以司法实践中的现实案例为基础，结合现有的刑法理论，对非法持有毒品罪以及犯罪状态进行界定。     

毒品犯罪死刑问题思考

毒品犯罪历来都是各国犯罪的重点.在我国的毒品犯罪中,死刑适用越来越为大家所关注.这主要是因为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有许多问题.现今的刑事政策和死刑的存废之争,让我们不得不思考毒品犯罪的死刑问题.     

“毒品犯罪”不应属于刑法中最严重的罪行简

毒品滥用的危害与毒品犯罪的危害应当严格区分。毒品最终危害结果发生需经过毒品制造、流通直至消费才得以实现。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属于行为犯,仅发生于毒品生产、流通环节;在因果关系方面,该行为与毒品最终危害结果之间属于间接因果关系。另外,毒品最终危害结果的发生须依赖毒品的吸食,吸食者作为意志自由的人,应当对其行为承担一定责任。这些特点决定了毒品犯罪不应再评价为刑法中最严重罪行。而且,将毒品犯罪理解为最严重罪行,也难以符合罪刑均衡和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明确上述观点,有助于从根本上进一步推动我国死刑制度改革。     

毒品犯罪治理的困境与出路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尽管我国一直对毒品犯罪采取高压态势,但毒品犯罪数量、吸毒人数、查获毒品数量等却不降反升,毒品犯罪治理陷入了"越打越多"的困境。境外毒源地对中国渗透加剧,毒品犯罪组织的反打击能力增强,这些客观因素增加了毒品犯罪控制的难度。从刑事治理来看,存在毒品犯罪大量适用重刑、刑罚裁量过分重视涉案毒品数量、从严惩治的目标群体定位不准等问题。要有效地遏制毒品犯罪上升的趋势,需要对源头犯罪、对毒品犯罪组织中的核心成员从严,对受雇佣、受指使参加毒品犯罪的人从宽,弱化涉案毒品数量的刑法意义。     

我国毒品犯罪现状及其趋势

毒品问题已对人类的自下而上和社会的发展构成了重大威胁。我国已由毒品过境受害国转变成为毒品过境与消费并存的受害国。毒品犯罪日益猖獗,且呈蔓延膨胀之势,犯罪手段趋于智能化和武装化,社会危害越来越大。     

毒品犯罪情报的审判运用研究

由于毒品犯罪组织结构和毒品交易形态变化,情报已经成为打击毒品犯罪的关键。情报运用于毒品犯罪审判,存在违反刑事司法基本原则、无法转化为证据以及情报共享不足的问题,这限制了情报运用的有效性。其原因在于毒品犯罪侦查的现实困难、情报缺乏诉讼法地位以及无罪推定的理念尚未形成三个方面。对此,既要坚持打击毒品犯罪与公民权利保障相结合的原则,又要在实体层面正确区分情报与证据,关注情报的证据转化形式,使公检法三机关对情报充分共享,发挥情报在毒品犯罪审判中的效用。     

新疆大麻毒品犯罪的特点和对策

本文阐述了建国以前和建国以后至今新疆大麻毒品问题的基本情况,近期新疆大麻毒品犯罪的主要特点,大麻毒品犯罪带来的社会危害以及禁止大麻毒品犯罪的一些对策等问题。     

论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

我国毒品犯罪中被判处死刑的人数过多,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包括毒品犯罪案件在国内的大量存在、死刑核准权下放与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中的重刑主义。要有效地抑制毒品案件中的死刑人数,就应当树立轻刑、慎刑思想,采用适用法律时有利于被告的原则,充分发挥酌定情节的量刑作用,尽量以死缓制度代替死刑立即执行制度,尤其要严格控制运输毒品罪中的死刑人数。     

毒品代购行为刑法认定的实践困难与规范完善

毒品犯罪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正常的社会秩序,毒品贩卖是毒品流转过程中的关键环节,也是我国打击毒品犯罪的重点。然而起到毒品贩卖"桥梁"作用的毒品代购行为在刑事立法上并没有明确规定,司法文件规范上也存在着规范缺失、规范适用混乱等情况。我国应当从区分行为模式、明确主观内容等方面完善有关司法规范,并吸取借鉴域外解决同类毒品犯罪的合理有效的立法规范,尝试加强对毒品需求方的刑法打击,更加有效地从整体上打击毒品犯罪。     

人权视角下的毒品问题

毒品问题是世界各国所共同面临的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本文从人权角度出发就毒品犯罪政策中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即吸毒行为及其伴随的有关行为的犯罪化与人权的关系(行为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问题)进行探讨。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限制——一种宏观路径的考察

毒品犯罪是我国刑法中的重罪,司法实践中死刑适用比较普遍,这与我国当前限制死刑适用的刑事政策相悖。在毒品犯罪的刑罚适用中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由注重功利转向人性关怀,可为化解毒品犯罪死刑适用过多的现实困境提供一条宏观的进路。     

走私毒品罪若干问题研究

走私毒品罪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是一种比较常见、多发的犯罪,对于走私毒品犯罪进行打击非常必要.这是因为该罪不仅违反了国家对毒品管制的法律、法规,而且违反了国家海关管理法律、法规,在客观上实施了将毒品进出国(边)境的行为.因此,其对国家的外贸和毒品管制危害极大.为了有效地打击和惩治该种犯罪,从理论上弄清本罪的概念,从犯罪构成要件上来把握本罪的特征,正确地把握本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犯罪的罪数形态、共犯形态和停止形态,对于司法机关正确地认定本罪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网络背景下的毒品犯罪新动向及其规制

随着我国对毒品犯罪打击力度的加大,传统的毒品犯罪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其手段和方式也已经被侦查机关所熟知和掌握。但是网络时代的到来为毒品犯罪提供了新的阵地,毒品犯罪在网络背景下也呈现出新的动向,其匿名性、隐蔽性、移动性等特点为打击毒品犯罪带来了一定的困难。网络背景下有效防范、打击毒品犯罪应从技术、法律、道德等方面入手。     

简析非法持有毒品罪的司法认定

非法持有毒品罪的设立,对严惩毒品犯罪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为正确理解和把握本罪,在司法实践中,必须从犯罪的构成着手,正确把握非法持有毒品罪的客体、客观、主体、主观等方面的特征,准确认定非法持有毒品罪的罪与非罪的标准,明确区分非法持有毒品罪与其他以"持有"为前提的毒品犯罪的界限,以期严惩当今日益严重的毒品犯罪现象.     

我国惩治与防范毒品犯罪法律对策的完善

完善的法律对策 ,是综合治理毒品犯罪的一项重要措施。目前 ,我国已逐步形成了以刑事立法为主 ,配合行政防范性立法的禁毒法律体系 ,并在现实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与毒品犯罪作斗争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工作 ,因此 ,必须不断完善禁毒的刑事立法和行政立法 ,加强地方禁毒立法 ,从法律上为打击和防范毒品犯罪提供有力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