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诗歌中“反隐喻”的可能与不可能

20世纪后半叶,中外诗坛均出现过反隐喻的写作动向。西方的反隐喻是后现代艺术观念影响的自然结果,它厌倦诗歌中的语言智性,反对高峰现代主义;国内的反隐喻肇始于对朦胧诗语言同质化的反抗,反对隐喻的表意套路及其造成的审美疲劳。二者共同之处是拒绝以隐喻为代表的修辞技巧,在语言风格上转向口语化、细节化、生活化。反隐喻的实质是反对隐喻的技术霸权与旧的诗歌风格,语言本质上的隐喻特征并不可能为诗人的主张所改变,反隐喻在语言学原理上只能指向以转喻为代表的广义隐喻。诗歌中的隐喻是不可能被拒绝的,反隐喻的写作尝试实际上拓展了隐喻在现代诗中的新的可能性,传统诗与现代诗中的隐喻差别应得到足够的重视。     

"后朦胧"以来诗歌"口语化"探索的危机

"后朦胧"以来的诗歌口语化探索,其发展不是日趋走向成熟与优美,反而是江河日下,状况令人堪忧。从诗歌语言的本性角度,可以清楚地探察出"后朦胧"以来特别是"70年后"诗群和网络诗群的所谓"口语化诗歌"语言的弊端及其表现。     

漫说新诗话“朦胧”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特别是第四次文代会以来,诗歌园地,百花齐放,出现了一派群芳争艳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各种风格、各种流派竞相勃发、各呈姿态;其间,也便出现了一些青年诗人写的所谓“朦胧诗”。这些诗大都是想象奇特,感情隐晦,语言也有的比较怪异,形同谜语,读了往往使人如堕烟海,不知所云,真乃是“海客谈瀛洲,     

卡明斯诗歌“l(a”中的多重隐喻探析

隐喻作为诗歌的基本要素,能有效地传递隐含的意义和蕴含的情感。除了其独特的语言风格,美国试验派诗人卡明斯还大量运用隐喻来表达主题。卡明斯在诗歌"l(a"中运用了多重隐喻,这是生动地表达该诗孤独和惆怅的主题情感不可或缺的因素。采取更宽泛的视角,从本体隐喻、语音隐喻、诗形隐喻以及通感隐喻等方面对这首诗歌进行深入剖析和解读,以探讨不同层面的隐喻在表达诗歌"l(a"的主题情感和蕴含意义中所起的作用。     

此“海”非海对《观沧海》的重新解读

《观沧海》是一个完整的艺术表现形式，整个情感线索一以贯终，不能将诗句单纯地叠加生成意义。诗歌语言是造型性语言，是诗人所要表达情感的异质同构物，故而诗歌中并不存在真实的客观景物。这首诗从整体形式上是表现诗人对浩瀚时空的占有欲，对永恒生命的渴望，而非其所见所感。“海”的意象是诗人有意识选择的结果，但暗中驱使诗人做出这一选择的则是“海”所承载的集体无意识。     

在隐喻世界里诗意地栖居--论当代藏族汉语诗歌的审美属性

第一代藏族汉语诗人和第二代藏族汉语诗人的作品中的共同审美属性是“隐喻”,也是藏族新诗在美学层面对藏族传统诗歌的继承和发展。隐喻,在两代诗人诗歌中表现出各自不同的两种形态,即“传统的客观的隐喻”和“现代的主观的隐喻”。隐喻审美属性形成的原因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在一般意义上即心理层面,隐喻是审美生成的心理机制;其次,从特殊意义上即种族根源上看,隐喻是藏族人固有的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二者是对隐喻的审美方式(艺术构思和表达)的潜在规定。     

试析李商隐诗歌意境的主要特征及成因

本文从美学角度对唐代诗人李商隐的诗歌意境的主要特征及形成原因进行了分析。具体从“悲凄之美”、“曲折之美”、“迷离之美”三个方面论述了李商隐诗歌朦胧凄迷的美学特征, 并从时代特点、个人际遇和内容、结构、用典、意象、语言等艺术创作方面阐释了李商隐诗歌意境的成因。     

论“兴寄”说与杜甫“沉郁顿挫”诗风

“兴寄”说是唐代重要的诗学理论,它要求诗歌创作抒发诗人的性情,并通过“比兴”表现手法来寄托诗人的政治理想和抱负。杜甫更强调诗人的内在复杂情感与外在景物之间相互交融的关系。杜甫用他的诗歌创作实践了“兴寄”说．即在注重诗歌社会价值的同时,注重诗歌本身的艺术价值,从而形成了“沉郁顿挫”的诗风。《秋兴八首》正是杜甫“沉郁顿挫”...     

论狄金森诗歌中的“内热”与“外热”

艾米莉·狄金森的诗歌风格独特,意象凝练,极富感染力。通过对诗人诗稿中与"热"相关隐喻的文本分析,从外在与内在两个角度解析"热"的双重喻义,认为其既可指代外部世界社会规范带给诗人的压力和冲突,也可指代内部世界中诗歌语言的力量。诗歌中,诗人择"内热"而离"外热",正是诗人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     

从两元对立角度看郭沫若的“风韵译”

两元论是西方传统思维方式。 用三组两元对立关系，即诗人与译者、语言与意义、翻译与创作，分析郭沫若的诗歌翻译思想“风韵译”，探讨其深刻内涵，并借助《英诗译稿》中的译诗，看“风韵译”在翻译实践中注重原诗人与译者的统一、注重诗歌内在的语势神韵、注重翻译与创造并举等在诗歌翻译中所表现出来的整合艺术审美观。     

由“夜”的意象了解隐喻思维

诗歌的意义和整体审美效应是由具体可感的意象生发的。意象是隐喻思维的产物，是读者了解诗歌精神的载体。通过研究以“夜”为意象的诗歌，揭示源语域和目标语域之间联系美的隐喻思维，这也是读者了解诗人情怀和寓意不可或缺的。     

中国现代诗歌的隐喻运用

中国现代诗歌或学习传统诗歌运用隐喻的技巧，或学习西方隐喻运用的方法，各有特点和优势，不过接受西方隐喻艺术不要过于扑朔迷离，朦胧不定。     

牧歌发展之“源”与“流”——西方文学中的一个悠久的文学传统

古希腊诗人忒奥克里图斯的11首田园诗(Idyllen)兼具拟曲性与隐喻性,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在其基础上发展创作10首牧歌(Eklogen),独尊隐喻性,牧人隐喻诗人,牧歌成为一种“诗学反思”.文章把这些诗歌作为牧歌发展之“源”,结合时代背景分析了三大作品:以维吉尔为典范的意大利作家桑那扎罗在1504年出版的小说《阿卡狄亚》,“阿卡狄亚”隐喻现实并成为一个永恒的象征;以忒氏为典范的德国诗人格斯讷在1756年出版的《田园诗》,通过描写美化的田园风光为田园诗正名;德国诗人普拉滕在1834年出版的《牧歌与田园诗》,深化忒氏的丰富描写与维吉尔的“诗学反思”,既是三段式发展的结束也是新起点.     

论长吉体的艺术特征

李贺诗歌以其鲜明的创作个性和独特的艺术风貌在唐诗坛上独树一帜 ,自成一家 ,被誉为“长吉体”。“长吉体”具有诗歌题材的虚幻化、诗人形象的艺术化、艺术表现的独特化、语言风格的多样化等艺术特征 ,从而奠定了诗人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文化寻根”诗的意义与命运

1 在“朦胧”诗与“第三代”诗之间,有一个过渡或中介性层面。由于这一层面发生于“艨胧”诗之后,所以从时间性着眼,可以把它归属进广义上的“第三代”的范畴,但在实质性内核上,它与狭义上的“第三代”的歧异和裂痕之大,不亚于“第三代”之于“朦胧”诗。这一层面的诗歌现象,简括点说,可以参照当代小说思潮上的一个说法,名之为“文化寻根”诗。只是需要注明,“文化寻根”现象的发生,在诗歌,要比在小说中来得早。阿城的《棋王》发表于1985年下半年度,随后,阿城、韩少功、李杭育们在杭州一次小说讨论会上,合计打出正式旗号。而杨炼的半坡组诗1982年即已写成,到1984年,他已陆续写出摹拟《周易》思维结构的庞大、繁复的《自在者说》。时差至少为两年。     

“变格”与“不变”：食指“文革”诗论

食指在“文革”时期的诗歌创作,一方面,他以个人情怀的渲染对个性缺失的文学模式进行了“变格”;另一方面,他与“主流”合拍,写了一些肤浅的应时之作。从这种互否中,可以窥见诗人灵魂深处的矛盾与挣扎。同时,在诗歌的艺术表现形式方面,他的抒写坚持并突破了传统,使诗歌魅力永不衰竭。     

论“中间代”长诗写作的创造空间

在“中间代”诗人的创作中,长诗写作已经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从中不仅可以发现“中间代”诗人个性写作的魅力,而且可以发现当代长诗写作开阔的创造空间。这是”中间代”对于中国当代诗歌艺术贡献的一个重要方面。通过对“中间代”长诗有代表性的作品进行深入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中间代”诗人的长诗创作是突破艺术成规和彰显诗人创造个性的诗歌写作,是对当代长诗写作的整体性提升。     

中英诗歌中的“变异”与“突出”

变异(deviation)是指对语言常规(norm)的有意识的偏离或者违背,是文学语言的一个重要特点。诗歌是语言最精萃、内涵最丰富的一种文学体裁。优秀的诗人经常运用“变异”的手段,以突破陈规、新颖鲜明的诗歌语言来抒情写景,从而产生了“突出”(foregrounding)的效果。无论是英美诗歌或是中国诗歌,都是如此。     

浪漫主义诗作尽现“斯宾塞诗体”的艺术魅力

埃得蒙·斯宾塞是生活在乔叟时代和莎士比亚时代之间的英国最杰出的诗人。他继承了乔叟所开创的英国诗歌的优秀传统,加以丰富和发展,把诗歌的火炬传给后来的诗人,因而被称为“诗人的诗人”。他创立了一种新的诗歌形式——斯宾塞诗体。后来的不少诗人从他那里学到了这种美妙的诗歌创作技巧。仅19世纪就有浪漫主义诗人拜伦、雪莱、济慈分别用斯宾塞诗体写出了传世佳作。本文详细分析了诗人和相关的诗篇,以便更好地理解和欣赏这种艺术形式。     

纯诗化：“第三代”诗歌的诗学追求

“第三代”诗歌指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的一种重要诗歌创作潮流人们评述“第三代”诗歌的诗学追求时,认为“第三代”诗歌体现出鲜明的后现代特征。这是不对的。“第三代”诗歌有“纯诗化”这一独特的诗学追求,一方面,内容上他们追求“纯诗化”。他们“反文化”、“反崇高”,就是要把“文化”、“崇高”这些“非诗”的杂质去掉,而在诗歌中写出真正的个人生存体验。另一方面,他们追求语言的“哲学化”。他们“反修辞”和“拒绝隐喻”,是为了让诗歌语言更准确地表达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