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协定深度对国内增加值出口的影响研究

过去30年,全球价值链和自由贸易区的快速发展成为国际贸易领域的两大新特征。旨在加强成员间“贸易政策协调”的深层次自由贸易协定（FTA）超越了WTO授权范围,对全球价值链驱动下的增加值贸易产生了深刻影响。实证分析表明：首先,自由贸易协定深度对成员国的总出口和增加值出口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次,自由贸易协定不仅提高了简单价值链和复杂价值链贸易的出口水平,而且对各子项增加值出口均具有不同程度的促进效应。深入研究发现,自由贸易协定成员间的经济水平差异和组成结构对增加值出口具有异质性效应。此外,从自由贸易协定内容条款来看,WTO-X条款对国内增加值的出口效应更为明显。     

自由贸易协定深度对国内增加值出口的影响研究

过去30年,全球价值链和自由贸易区的快速发展成为国际贸易领域的两大新特征。旨在加强成员间“贸易政策协调”的深层次自由贸易协定（FTA）超越了WTO授权范围,对全球价值链驱动下的增加值贸易产生了深刻影响。实证分析表明：首先,自由贸易协定深度对成员国的总出口和增加值出口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次,自由贸易协定不仅提高了简单价值链和复杂价值链贸易的出口水平,而且对各子项增加值出口均具有不同程度的促进效应。深入研究发现,自由贸易协定成员间的经济水平差异和组成结构对增加值出口具有异质性效应。此外,从自由贸易协定内容条款来看,WTO-X条款对国内增加值的出口效应更为明显。     

FTA深度一体化对贸易增加值的影响——基于中国签订贸易协定的实证研究

FTA深度一体化能否有效促进成员国的价值链关联及贸易利得的提升,备受学界和政策制定者的关注。基于结构引力模型和中国签订贸易协定的相关数据,可实证研究FTA深度一体化对贸易增加值的影响。结果表明：(1)FTA深度一体化整体上显著促进了成员国出口增加值的提升,且对成员国出口的国内增加值的正向促进作用大于对出口的国外增加值的影响,意味着FTA的深度一体化有利于提升成员国的实际贸易利益。(2)区分中间出口和最终出口后发现,不同的深度指数对中间出口的国内增加值和国外增加值均有显著的促进效应,而对最终出口的国内增加值和国外增加值的影响都不显著。这表明,FTA深度一体化主要是通过加强成员国之间的价值链贸易关联来促进贸易增加值和提升贸易利益。进一步区分货物与服务贸易来看,FTA深度一体化对货物中间出口增加值的促进作用显著强于服务。(3)从衡量FTA深度一体化的不同深度指数来看,具有法律可执行性且拥有争端解决机制的FTA实际总深度指数对贸易增加值的促进作用明显强于表面总深度指数;而代表贸易议题未来发展趋势的WTO-X指数相比于代表传统议题的WTO+指数对贸易增加值具有更大的促进作用。     

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结构和国际竞争力分析：基于贸易增加值的视角

利用2000—2014年世界投入产出表,从贸易增加值角度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结构以及国际竞争力进行重新测算,并与美国、日本、德国、巴西、印度、俄罗斯等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1)2000—2014年,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结构不断优化,知识密集型服务在中国服务增加值出口总额中所占份额大幅度增加,2014年上升至28%,但仍然低于世界平均水平(36%);(2)中国以增加值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标衡量的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逐渐增强,但总体上仍然处于比较劣势,远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巴西、印度、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3)传统的贸易统计极大地扭曲了中国与各国的双边服务贸易不平衡程度,扭曲程度取决于中国与各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     

中国光电设备制造业出口的经济利益和环境成本

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1995—2009年投入产出表和能源账户数据,运用出口总额分解框架对总出口数据进行分解,得到中国出口增加值。运用投入产出分析法,测算得到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分别用增加值和隐含碳衡量光电设备制造业出口的经济利益和环境成本,并构建单位国内出口增加值的国内出口隐含碳指标,将其与美国进行比较,并对中美该差异因素进行分解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光电设备制造业出口的增加值总体呈增加趋势,美国该部门的增加值在波动中略有上升;中国光电设备制造业国内出口隐含碳在研究期呈现“下降—上升—下降”的波动趋势,美国呈现显著的下降趋势;中、美两国光电设备制造业单位国内出口增加值的国内出口隐含碳指标数值均呈下降趋势,且中国显著高于美国;中、美该行业单位国内出口增加值的国内出口隐含碳排放差异在研究期内下降,LMDI分解结果表明,这一差距主要是由碳排放系数效应、增加值系数效应和投入产出结构效应带来的,且后两项在2005年之后驱动效应增大。     

设施联通、技术创新与企业出口增加值的互动效应——基于“一带一路”经验证据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环节，且随着数字技术的创新发展，设施联通对“一带一路”经贸合作的影响将越来越显著。在科学构建设施联通、技术创新和出口增加值理论分析机制的基础上，利用2013～2018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企业数据和OECD-ICIO投入产出表测度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一带一路”设施联通通过降低中间品贸易成本显著促进企业出口增加值率的提升。设施联通通过降低企业国际分工成本，增强了技术创新对企业出口增加值正向溢出效应，同时通过抑制上游企业技术垄断势力，激发技术创新对企业出口增加值的市场竞争效应。此外，基于异质性分析发现，“一带一路”设施联通更能促进中西部地区企业出口增加值的提升；海运联通对企业出口增加值促进作用更强；设施联通对企业出口中低技术产品增加值促进作用更强；设施联通对企业出口发达国家的产品增加值促进作用更强。     

贸易增加值视角下中国造纸业贸易利益研究

基于贸易增加值方法,利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测算了2000-2014年中国造纸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贸易利益。结果显示:中国造纸业的国内增加值率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实际获利逐年递减;中国造纸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融入程度不断加深,出口附加值比重却没有相应地提升,贸易利益呈现量大利小的局面,与世界造纸发达国家存在明显差距。基于中国造纸业的现状与问题,提出了提升我国造纸业贸易利益的建议。     

中国制造业摆脱价值链低端锁定的路径选择

采用实证分析方法从增加值贸易视角分析长期存在的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问题,探寻可能的摆脱路径.研究结果表明:技术创新投入、资本投入是解决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问题的关键出路.该结论的政策含义在于,中国制造业必须加快从追求增长向追求质量转变,通过加大研发投入、加大高端技术行业资本投入和内部结构占比等手段推动自主核心技术创新型增长,由此带动高技术中间品的出口比重,逐步摆脱价值链低端锁定状态.     

增加值视角下的中国服务出口贸易利益分析

本文基于2016版WIOD①数据库,从贸易增加值视角对中国服务出口贸易利益进行重新测算,并与传统统计方法计算的服务出口贸易利益进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1)从贸易增加值视角看,中国服务出口占总出口比重近40％,服务贸易在对外贸易中的地位逐渐提高,但还存在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劳动密集型服务业是中国服务出口的主导行业;除汽车、摩托车外的批发贸易,除保险、养老基金外的金融服务,陆路运输和管道运输业,法律、会计及管理咨询服务占中国服务出口总额比重约为60％,服务出口结构失调.(2)传统统计方法计算的服务出口贸易利益小于贸易增加值核算法计算的服务出口贸易利益,同时传统统计方法高估了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在中国服务出口中的重要性,低估了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在中国服务出口中的重要性.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中德经贸依赖关系

中国和德国是全球价值链上的核心国家,并互为重要贸易伙伴,但新冠疫情给全球供应链带来了重构冲击,两国经贸合作的不确定性增加。基于全球价值链理论对出口增加值进行核算后可以看出,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快速提升,成为仅次于德国的世界第二大出口增加值来源地。中国价值链的独立性持续增强,而德国在上游和下游对中国的依赖度不断提高。出于经济安全考量,德国企业尝试分散供应链布局,或将在华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至其他经济体,但这并未改变两国以互补性为主导的经贸关系,由于核心制造业产业链高度融合,中德经济无法"脱钩"。当前非经济因素干扰经济议题,德国强调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差异,视中国为"制度性竞争者",经贸关系作为中德关系"压舱石"作用受到限制,但鉴于两国趋于平衡的经济依赖关系,德国对华政策转向并不会对中德经贸合作的基本面产生根本影响。随着两国相互依赖关系深度和广度的提升,中德共同经济利益网络不断扩大,经贸合作依然是中德关系的重要纽带。     

嵌入全球价值链对中国高技术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

文章从嵌入程度和地位两个维度分别考察了中国高技术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现状,发现尽管中国高技术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明显提升但地位仍然较低,嵌入方式仍以加工贸易为主。利用按行业口径归集的中国高技术企业2000-2011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固定效应回归分析发现中国高技术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对其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此外,高技术企业的研发投入、人力资本以及企业自身的吸收能力的提高都有助于其创新能力的提升。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钢铁产能过剩形成机制

国际分工背景下,提升产业价值链地位,破解低端锁定困境,既是化解过剩产能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从国内制造业价值链、产业全球价值链及贸易结构等宏观层面,探究中国钢铁产业价值链低端锁定下的产能过剩形成机制,并聚焦于国际大型钢企,挖掘其微观原因。研究表明:钢铁产业处于中国制造业价值链近乎底部的位置,虽然增值能力总体有所增强,产业链条不断延伸,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在制造业价值链与钢铁产业全球价值链中存在的“微笑曲线”表明,中国钢铁产业的利润空间受到了国内外的双重挤压,产业升级压力巨大;国内议价、盈利能力普遍较差,下游业务联动不足及竞争优势缺乏是导致国内大型钢企的价值链低端锁定主要原因。目前而言,钢铁产业产能过剩与价值链低端锁定相互强化趋势明显。     

参与全球价值链对中国出口贸易碳强度的影响

构建出口贸易碳强度指标,将出口贸易增加值与隐含碳置于同一分析框架,研究参与全球价值链对中国出口贸易碳强度的影响。在对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与出口贸易碳强度演变趋势进行测算的基础上,构建计量经济学模型,实证研究不同参与全球价值链指标对中国整体与细分行业出口贸易碳强度的影响及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整体行业主要以后向方式参与全球价值链,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更深而服务业位置指数更高;中国整体出口贸易碳强度以2005年为界先上升后下降;不同要素密集型制造业与服务业出口贸易碳强度水平差异明显。除位置指数外,全球价值链前向与后向参与度、前向生产长度和深度GVC指数对中国整体出口贸易碳强度的影响均为正,且深度GVC指数的提高对出口贸易碳强度的促进作用最显著。相对于制造业,服务业后向参与度和前向生产长度的提高对出口贸易碳强度的促进作用减弱;相对于劳动密集型行业,资本密集型行业位置指数的提高会进一步降低出口贸易碳强度,资本与知识密集型行业深度GVC的提高对出口贸易碳强度的拉动作用减弱。规模效应的调节作用不明显,结构和技术效应均会降低前向参与度与深度GVC对出口贸易碳强度的正向影响。在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降低中国出口贸易碳强度的政策建议。     

全球价值链重构中服务业位置及其政策逻辑

利用最新的全球价值链位置测度方法,测算分析了2000—2014年中国服务业的位置变化趋势,研究发现：从前向和后向联系来看,中国产业的复杂和完备性导致中国服务业总生产长度高于主要发达国家,全球价值链生产长度呈变长趋势,中国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不断深化,但是其价值链位置仍处于相对下游位置。后疫情时期的全球价值链重构呈现三大特点：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的技术发展趋势;区域化和本土化的地理格局发展趋势;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趋势。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越来越重要,服务业创新发展、融合发展成为未来政策着力点。     

高技术产业集聚促进出口产品升级了吗?——基于技术创新和对外开放的视角

出口产品升级是提升我国高技术产业出口贸易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而高技术产业集聚则是促进出口产品升级的关键动力之一。基于2010—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我国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出口产品升级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高技术产业集聚能够促进出口产品升级;(2)高技术产业集聚可以通过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和对外开放程度促进出口产品升级;(3)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出口产品升级的正向效应在东部与西部地区、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以及上游关联企业中表现得更加显著;(4)教育水平在高技术产业集聚与出口产品升级的关系中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因此,应加大高新技术产业投入、提高对外开放程度、鼓励企业创新、推进高技术产业均衡发展,同时充分发挥高技术产业集聚在低教育水平地区的技术溢出效应,以全面促进高技术产业出口产品升级,提升我国高技术产业的贸易竞争力。     

中国对RCEP成员国新能源汽车出口贸易效率与潜力研究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进入市场化阶段,RCEP成员国将成为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的重要增量市场。在分析中国对RCEP国家新能源汽车出口情况的基础上,选取2012~2021年面板数据,运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和贸易非效率模型,得到中国对RCEP国家的出口效率及出口潜力。结果表明：RCEP成员国经济规模、双方人口规模、共同语言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有正向影响;成员国班轮航运连接水平、政府监管质量和非关税措施等改善会促进贸易效率水平的提高;中国对RCEP各成员国新能源汽车出口效率逐年提高,但成员国之间存在异质性,与越南、韩国、泰国和菲律宾等国家出口效率较高;中国新能源汽车贸易极具潜力的RCEP成员国市场是日本、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等经济体。     

全球治理视域下提升中国话语权研究——话语权比较与评价视角分析

话语权问题与国家利益的实现和维护息息相关,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全球治理是多元主体参与的全球多边治理,是一种典型的集体行动。由于全球治理本身具有的集体主义和公共选择等特征,以话语权为主要文化标识的软实力如今也被纳入各国竞争的重要目标。长期以来,部分西方国家由于其不断积累的话语优势在全球政治格局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如何对抗西方话语霸权的强势围剿,如何在国际社会提升中国声音的传播力度,如何向世界展示更加立体、真实的中国是当前亟须破解的一大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得到了显著提升,相应地,我国在国际舞台上传播的中国声音、中国故事也得到了更多关注,中国话语权有了新的突破性发展。但是,这绝不意味着目前我国话语权地位已经和我国综合国力相匹配。不容否认,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话语权仍然处于弱势地位。为了打好提升中国话语权的“争夺战”,基于话语权比较与评价视角,迫切需要从传承与延续、国际与国内角度思考全球治理与中国话语权的内涵及其逻辑关系,为提升中国话语权研究提供理论基础与内生动力。目前,我国在对外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中国方案等方面仍然面临诸多问题与挑战,“挨骂”“失语”...     

民族寓言与“中国形象”的营构——《鲁迅小说的中国形象研究》评介

吴翔宇教授的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成果《鲁迅小说的中国形象研究》,立足于鲁迅营构中国形象的历史语境、建构策略、形象序列及价值评估等重要问题,系统地梳理 了鲁迅建构民族国家想象的话语实践及心路历程,为鲁迅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基于DEA的中国城市群经济效率

运用DEA方法和相关面板数据,对2009-2013年中国13个主要城市群的经济效率进行实证分析,揭示中国城市群经济效率变化趋势,探析城市群经济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5年来中国城市群综合经济效率处于波动发展状态,同时超过一半的城市群具备继续扩张规模的潜力。城市群资源利用率平均在80%左右,其中劳动力冗余最多。区域分析表明,东部地区城市群的综合管理能力和资源配置利用能力总体上最强,中部在规模集聚效应发挥方面略为领先,西部各方面都垫后。最终得出结论:各城市群要根据自己的现状“因群而异”地选择发展对策。     

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特征及竞争力影响因素分析

在对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现状与特征描述的基础上,利用1995-2008年的数据,通过一个基准的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企业规模、人力资本、外商直接投资、研发投入、技术创新和制度安排与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以及出口竞争力指数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企业规模、人力资本、外商直接投资、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对我国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规模都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其中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最为显著;但在出口竞争力的提升上,研发投入的正向作用最为显著。据此,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