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自觉的文学塑形与异化镜像——论竹枝词中的"假洋鬼子"

从异质文化间文学镜像角度来思考竹枝词的近代转型,就会发现清末民初竹枝词中出现了"假洋鬼子".它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时期西俗东移和西学东渐的产物,集中地反映了现代民族意识觉醒中社会群体认同的主体性.竹枝词中的"假洋鬼子"主要包括有"冶游弟子""留学生""洋奴""西崽"等四种类型,在竹枝词中经由书写者的文化认同、民族认同、身份认同、审美认同等多重视角中建构出文学文本意义上的异化镜像,此类形象为知识阶层对文化危机、文化自觉、文化选择等社会转型心理诉求提供了路径.在维新变革的社会思潮中,可窥探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民族自觉的细微变化,同时也是中国"他者化"的文化隐喻,具有特殊的文学审美价值.     

比较视域与比较文学本体论的承诺

承用西方哲学本体论和本体这两个术语，使其转型到比较文学学科原理的建构中，在追寻一个相对完整体系的意义上来设问与回答“比较文学的本体是什么”，这必然构成我们对比较文学本体论的承诺。比较文学研究不同于国别文学研究，在比较文学本体论的定义下，比较视域是比较文学这一学科安身立命的本体。比较视域的英文书写是“comparative perspective”，秉有“透视”这一深层的内在涵义。当优秀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对两种民族文学或文学与其他相关学科进行跨越研究时，就是以自己学贯中西与学贯古今的学术修养对双方进行内在的透视，最终在汇通及体系化中寻求两者之间的材料事实关系、美学价值关系与学科交叉关系。这正是比较文学研究得以展开的学理性和职业性所在。     

关于加强中日比较文学研究的思考

在东西方对抗语境中如何加强东方文化、文学的对话力度,是一个值得学界认真思考的问题。文章认为,加强中日双边比较文学的研究,从中抽象、读取出东方文学的审美特质,进而同西方文学乃至西方中心主义展开对话,达到互识、互证、互补的目的,从而最终消灭对峙,达成对文学本质的汇通、认同。文章通过分析日本传统文学的独特性质,以日本文学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他者,以此来观照中国文学的特质,透析出东方文学的一般性规律。文章还进一步从中日两国间的地缘关系、悠久的文化往来和影响关系论证了中日比较文学研究的可能性,同时清算了在既往的中日比较文学研究中存在的盲点和流弊。主张不要一味地拘泥于基于事实关系的“影响研究”,应该辨证地从“平行研究”、“阐发研究”等方法论着手,拓展新的中日比较文学研究成果。     

新世纪文学视域下中国形象的诗性书写

中国形象的诗性书写是新世纪文学一种新的表意动向。这种书写实际上是一种重述中国的文学行动，它重构了中国经验与中国故事的讲述方式。这种诗性书写是通过回归与激活传统美学而实现的，传统文化精神与美学风格是它的基本资源依凭。美好人性人情、具审美现代性质素的文化乡愁与故乡记忆、具形而上性质的精神境界与意义世界、神秘地域文化与民族神话叙事等形构了中国形象诗性书写的审美意涵；在艺术形式与话语风格方面，这种书写氤氲着一种古典美学趣味，表现出鲜明独特的 “中华审美风范”。从深层文化意味来看，这种书写是新世纪文学关于中国形象的灵魂书写与精神烛照。     

东西文化场域间的探索——日本当代比较文学研究之一

日本当代比较文学30多年来硕果累累,在文学"转型期"中其根本指向是对"文学"的重新叩问.从更深层次反思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文化态度的变化,"日本式东方主义"问题的探讨应看作是日本比较文学研究的新拓展;同时,对"近代"、"近代文学"的重新界定,实际是对占支配地位的西方话语体系的反拨.当今日本比较文学在更宽广的视野下的跨文化、跨科研究戊势也值得中国比较文学界、文学批评界认真研究.     

迈向新世纪:多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六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六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站在世纪之交的临界点,既对比较文学研究走过的百年历程进行回顾和总结,又展望了新世纪比较文学研究的走势和前景。本次大会的重要学术收获有：跨文化比较文学研究已成为比较文学未来发展的基本走向;从“失语症”、“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到“汉语批评”主张的提出,以及对中国传统诗学“异质性”的研究,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问题提供了另一种思路和解决问题的途径;对比较文学学科和理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文化层面上的翻译理论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文化探源主要方式之一;异质文化中的华文文学研究以具体的个案展示中西文化的冲突和文化迁移的复杂和曲折;从文化人类学、传媒学、形象学等不同层面对文学和文化的关切正全方位地形成比较文学研究的新型学术形态等等     

从海亚姆现象看东西文化的相交汇流

运用比较文学的研究视域,对波斯诗人海亚姆在东西方掀起的"波斯热"现象进行了文化观照,通过对中西传统文化特质、思维形式等差异性的比照分析,认为20世纪初,处于传统意识形态下的中国文人,所以接受波斯哲人海亚姆的鲁拜诗,极大程度上并非出于艺术审美意义上的文学欣赏或对波斯文学本身的探究,而是源于自身文化变革的需要和对西学的崇尚,以藉此作为张扬个性和自由的范本;海亚姆现象表明,一种文化对他种文化的吸收总是根据自己的文化需要和文化框架来进行的,即使两种文化相交汇流,双方都从相互对比和冲突中获得了益处,也仍然会各自保留着自己的鲜明个性。     

中国古代昆虫文学研究刍议

昆虫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昆虫文学以其丰富的审美内涵和精神文化见长。将昆虫与文学有机结合,具有较大的开拓价值。昆虫文学中的审美内涵,以形象审美和声音审美为代表。形象审美主要是对昆虫外观美的肯定,声音审美体现了昆虫文学独特的声情魅力。昆虫文学中的精神文化,是古代社会意识的投影,通过文学书写的正、负面价值评判,达到以虫言志的文学效果。昆虫文学包含了古人的生态意识,是人与自然相互融通的见证,是中国古代生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解读英国文学中乌托邦类型的中国形象

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是一国文学中对异国形象的塑造和描述。一国文学中的异国形象通常具有乌托邦色彩或意识形态色彩。我们以比较文学形象学的视角对英国文学中乌托邦类型的中国形象加以剖析,透视英国作为中国形象的塑造者的心理动机、现实需求和深层的文化结构,阐释乌托邦类型的中国形象所具有的寄托希望、质疑现实以及颠覆现存秩序的功能和意义。     

华裔美国小说中的"唐人街"叙事

海外华文文学是20世纪80年代初出现的具有世界性的新学术领域,以台港澳文学作为“引桥”而逐渐拓展,也逐渐与国际上的移民文学、离散文学接轨,形成一个极具东方特色的文化、文学“圈”。它的兴起为中华文化外移与外族文化相互影响研究拓展了广阔的空间。本期发表三篇文章:饶芃子的《海外华文文学的比较文学意义》从跨学科的视角论述海外华文文学对相关学科的促进,为比较文学提供了崭新的探讨对象和研究空间,为传统的国别、地域文学比较,特别是理论研究和学科“边界”研究,提供了新的内容和视点,海外华文文学和比较文学在开拓文学研究新视野、新思路、新方法上,均起了积极的作用,为中国的文学研究,提供了更为开阔的视野和新的阐释内容和角度,并由此而引起了对传统思维模式的反思;王润华的《文化属性与文化认同:诠释世界华文文学的新模式》是从文化视角切入东南亚华文文化,作者从不同国家、不同层面、不同视角来谈中外文化交流的感受,并探讨诠释中国以外边缘地带华人建构的另一种“中华文化”的模式;蒲若茜的《华裔美国小说中的“唐人街”叙事》是对不同历史时代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华裔美国作家笔下频繁出现的“唐人街”叙事的分析,在华裔美国文学书写中占有不可或缺的主导地位,随着历史时代和文化背景的不同,作家笔下的“唐人街”再现也表现出极大的差异:从早期“他者导向”的叙事、“亚裔感性”的追寻到华裔第二代逃离或固守“唐人街”的种种诉求,表现出美国强势文化俯视之下,作为弱势群体的华裔要冲破“玻璃天花板”的艰难。     

回归民族文化原本 探究中国悲剧精神——百年来“中国悲剧有无”问题讨论

“中国悲剧有无”问题讨论经历了近代启蒙话语、现代启蒙话语和民族本土话语三种不同话语形态。蒋观云、欧榘甲着眼于“戏剧改良”,从戏剧类型视角提出“中国无悲剧”的问题,偏向于近代社会启蒙话语。王国维第一次把“中国有无悲剧”问题带进悲剧精神层面,鲁迅、胡适受到王国维的影响,从“国人之精神”“国民性”视角分析“大团圆”戏剧结构。熊佛西、朱光潜、钱钟书依据西方经典悲剧作品和西方经典悲剧理论,用西方的“绳墨”量度中国古代戏剧,认为中国古代没有严格意义的悲剧。20世纪30年代以后,戏剧理论研究中的民族话语逐渐觉醒,20世纪80年代以后,王季思、张庚、陈瘦竹等学者悲剧美学、戏剧精神、戏剧形式结构等层面,回归本民族文化立场,基于中国戏剧发展实践,参证西方悲剧美学成果,揭示中国古代悲剧“悲喜相乘”“崇高”“悲愤”等美学特征,肯定中国古代悲剧的美学价值和社会教育价值。由此可见,研究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应该基于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文艺实践,将“悲剧”放置在中华民族长期的社会变迁中,放置在中国人的文艺创造心理机制,放置在中国观众长期养成的文艺欣赏心理机制,参证西方经典悲剧作品和悲剧美学成果,方能真正揭示中国古代悲剧独特的艺术特征和美学价值。     

重审唐宋词体研究的现代音乐学视角

倚西声而填中词是早期艺术歌曲的通行做法,这种实践方式为现代词学研究者所借鉴,成为理解传统词乐关系尤其是“倚声填词”与“选词配乐”的经验基础。“音乐文学”观念的确立与“倚声填词”的重新定义,将传统谱例之学提升到现代歌词学层面。唐宋诗词乐谱是骨干谱,一曲多变是其常态,不同于确定自足的西方现代乐谱。以往对词之本质特征的界定,过于强调其不同于声诗、乐府的以词从乐、由乐定词的一面,而忽略了其选词配乐甚至以乐从词、依字行腔的一面。现代音乐学为我们将词的起源归结为一种音乐或乐曲形态提供了理论与实践依据,同时也夸大了音乐的决定作用并造成了对“倚声”的狭隘理解。     

《中华竹枝词全编·海外卷》补遗

迄今为止网罗最全的竹枝词辑集,为丘良任等编的《中华竹枝词全编》,然珊网遗珠,间或不免。笔者近读清人王之春《谈瀛录》《使俄草》二书,检得海外竹枝词三种,掇录于此,用补罅漏。     

清代苏州竹枝词

清代苏州竹枝词作为一种吴地文化现象 ,无论在创作风格还是在涉及社会生活的广度、深度方面较前代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创作的触角伸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苏州现存清代竹枝词达 10 0 0余首 ,名姓可考的作者有 10 0余人。以竹枝词记苏州风貌的不仅有尤侗、汪琬、叶燮、王士祯等著名文人 ,还产生了多位专以博采吴郡故实撰写竹枝词为己任 ,并结集留名的高产作者。     

论朱湘的现代叙事诗创作

在中国现代诗歌发展过程中 ,朱湘是新月诗派中被称之为“大将兼先行”的诗人。对于他在诗歌创作方面的成就 ,也一直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及关注。但是 ,在这些研究中存在的一种明显偏向 ,就是对朱湘现代叙事诗创作及其艺术成绩的忽略。因此 ,本文通过对朱湘叙事诗创作的历史考察 ,以及其作品的分析与诗论的把握 ,说明并描述其在中国现代叙事史上的地位及贡献     

论叶嘉莹词学阐释中的生命美学思想

叶嘉莹的生命美学思想与她对中国古典诗歌的阐述是融为一体的。她以深厚的学养和跨中西文化的视野,在词学研究中渗透着生命美学思想。叶嘉莹对花间词美学特质的探索是她真正从美学角度出发阐述诗词。她提出的"弱德之美"丰富了中国生命美学范畴。词之特质迥异于表达显意识的诗文,在表达美好爱情的长短句中流露出真挚的心灵之美,蕴含着文人忧国的情怀之美以及精微多姿的生命体验之美。     

“红学”成因之辨

自现代学科立场亦即一般意义上观,"红学"应属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一个具体领域,并不是一门独立学科。即使从特殊角度考察,《红楼梦》研究也难以成为具备自主性品质的专业学问。"红学"成"学"之因,必须从华夏固有的经学本源中探索,从"脂学"及其学统形成的历史脉络中追寻,这也是一门旧有之学实现学科重建的历史与逻辑起点。     

"趣味"范畴与中国美学现代性

在西方,"趣味"由味觉范畴向美学范畴的转化,是现代性美学话语开始建立的标志之一。而在中国,"趣"和"味"很早就有"审美鉴赏"的意思,但它们并不是在现代美学意义上的"趣味"范畴。"趣味"作为现代美学范畴,它暗含了作为人生意义的现代人文主义的内容,而这一意义必须建立在现代性结构的基础之上。因此,中国古典美学的"趣味"范畴需要经过现代转换,才是现代美学范畴。梁启超关于"趣味"范畴的界定是在现代性兴起后新的文化和心性结构下作出的,他所谓"趣味"具有支撑人生意义的内容,因而成为现代"趣味"范畴意义转折的开始。而在朱光潜那里,趣味范畴融合古今和中西的意义,"趣味"理论实现了综合之后开始向现代美学范畴转变。     

新世纪冯至《十四行集》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检视新世纪冯至《十四行集》的研究，从内外结合的版本研究、现代解诗学的实践、审美现代性范式以及比较研究四个方面，回顾近十多年研究成果，辨析和反思研究观念与研究方法，展望《十四行集》研究的可能学术增长点。     

南社与词学研究新体系的建构

清末民初是中国学术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时期,南社学人在这个过程中的成绩颇为可观。具体就词学而言,他们一方面在文学通史中对词进行了整体的观照,另一方面以专著的形式对词学进行普及和梳理,此外更开始撰写了规范的词学论文,所有这些对于现代词学研究新体系的建构有着开拓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