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门出相——试论史浩对史弥远之影响

四明史氏为南宋历史上罕有的宰相世家,史浩、史弥远、史嵩之先后为相,尤其是史弥远,执掌朝政更长达26年,令史氏家族显赫一时。史弥远早年虽曾一度师从理学中人,但对理学思想的接受较为有限,他在政治上深受其父史浩影响,他参与政变、对外主和以及用人方式等方面,无不或直接或间接的在效仿乃父。     

史弥远对金政策及其与理学关系之检讨——以嘉定筑城运动为中心的考察

史弥远当权时期，虽将主和作为对金政策基调，但面对金朝日益严峻的威胁，于嘉定年间在沿边地区掀起了一场大规模兴筑边城运动，不少理学中人也投身其中。由于流传下来的史料多为理学中人撰写，在记载此事上存在着很大的偏向性，易于让人误会这一运动乃理学中人推动下的产物，且以理学中人为主体。筑城运动的产生，一方面可以表明史弥远的对金政策并非单纯“因循苟且”所能涵盖；另一方面也表明史弥远与理学中人在诸多分歧背后也有着相互合作的一面，双方并非单纯的对立与斗争。     

唐代新安赵氏考论

柳宗元《故襄阳丞赵君墓志》保存了唐代新安赵氏家族后期的重要资料 ,提供了赵氏家族籍贯变迁的线索。赵氏家族从西北内迁中原 ,至唐初隶籍新安前后达到鼎盛 ,在法制、文化和社会经济诸方面建立起丰功伟业 ,为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其久盛不衰的原因在内部 ,长期保持较高的文化素养是根本。     

先秦赵氏联姻制度探析

先秦赵氏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其联姻对象也不同,在家族发展的早期阶段,赵氏联姻的对象主要是晋国公室;在赵氏家族势力的发展阶段,联姻的对象主要是周边戎狄之族;三家分晋之后,赵氏联姻的对象则主要是各诸侯国。     

论南宋中晚期中流砥柱——赵方

南宋中期,铁木真率蒙古军队,挥师南进,威胁金都。金宣宗于嘉定七年(1214年)五月十八日,率领朝中文武僚属从中都(今北京市)南迁南京(今河南开封市)。面对蒙古军队的步步紧逼,为摆脱困境,金主放弃联宋抗蒙的正确主张,听从尚书右丞相术虎高琪力主南侵宋朝,“以广疆土”之谋。金朝遂弃约背盟,每路出动数以十万、二十万计的精锐之师,自嘉定十年至十四年(1217—1221年)五年间,不断地进攻南宋的京湖地区,企图从侵略南宋的战争中得到被蒙古侵占的领土和财物损失的补偿,并进而灭亡南宋。南宋中部掌管军政经济大权的封疆大吏权工部侍郎、宝谟阁侍制、京湖制置使兼知襄阳府赵方,于嘉定五年(1212     

明清白族文学家族诗歌创作述论

云南大理地区的山川灵淑之气孕育出浪穹何氏家族、剑川赵氏家族、太和杨氏家族、赵州龚氏家族、太和赵氏家族、赵州师氏家族、赵州赵氏家族、剑川张氏家族、鹤庆李氏家族等九个对云南地方文学发展有较大影响力的白族文学家族。文章试从九个家族的诗文作品存佚情况、诗歌创作的内容、形式以及对唐诗的接受等方面全面考察这九个文学家族的诗歌创作成就,归纳其独特的创作风貌。     

史浩拜相模式的传承与其子史弥远的独相——史氏相权与赵氏宫廷的关系研究之二

史弥远继承并发展了其父史浩以藩邸旧臣际遇储君而拜相的政治模式.作为景献太子的藩邸臣属,史弥远凭藉东宫之助,在诛韩之变与排击政敌中获得胜利并得以起复拜相.及景献太子死后,史弥远察知有望出任储君的济王竑不利于己,便积极培养贵诚(理宗)以取而代之.理宗即位,史弥远又独相九年,且泽荫惠及子孙,从理宗的优礼、保全、重用等举动中可见.     

史浩父子所睹普陀山观音灵异事件探微

史浩、史弥远父子对普陀山观音灵异多有宣传和推崇,这主要源于其家传佛教信仰和其时普陀山观音道场的确立。因对普陀山观音灵迹的崇拜,史浩并在东钱湖建立“补陀洞天”以供奉观音。史氏父子在普陀山佛教发展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从《赵氏孤儿》的改编看中国古典精神礼制变迁

原自春秋赵氏家族兴衰的"赵氏孤儿",历来为史学界文学界重视,并演绎出多个版本。本文通过对史记、杂剧、话剧等几个版本《赵氏孤儿》的分析比对,从"惩恶扬善"的基本精神礼制建构,到"士为知己者死"的文人精神礼制丰富,进而到现代因个体意识苏醒而对生活之"荒诞"、"虚无"的界定,探寻中国古典精神礼制的建构、丰富乃至崩塌的变迁历程。     

中古武功苏氏家族郡望与经济略论

中古武功苏氏家族,作为一个关中地方士族,发端于两汉,自魏晋至隋唐,以武功为郡望,长期活跃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并且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封建社会,同时也是农业社会,中古武功苏氏家族的产生、发展、壮大均与其赖以存在的乡村经济基础紧密相关,稳定长期的经济来源、殷实雄厚的经济实力是该家族投身政治舞台、参与社会生活的重要后盾,反之,积极主动地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又为该家族赢得了可观的经济利益,进一步密切了该家族与乡土的联系.     

苏轼、王巩徐州诗歌与交谊述论

苏轼任徐州知州期间与王巩多有交谊,二人诗歌互答,志趣相投。钩稽带有“组诗性质”的诗作,既可观苏、王二人在徐州相约、相会过程中诗酒风流的知己之情,亦可窥苏轼知任徐州时对党争的隐性描述及其旷放之外的孤独心境,是研究苏轼文学交游的重要补充。     

元本《琵琶记》生角主线与乡村士子困局的书写

晚近以来,《琵琶记》的主角经历了从蔡伯喈到赵五娘的认知变化,而当下通行的各类《中国文学史》《中国戏曲史》也多将《琵琶记》界定为一部宣扬赵五娘仁孝贤德的戏曲,这种情况一定程度影响了对另一主角蔡伯喈情节线索及其相关主题的理解。《琵琶记》对乡村元素的书写透露出蔡伯喈“以耕养读”的家庭出身,而贫寒如洗和人丁不旺的家境则强化了蔡父意图通过蔡伯喈科考改变家庭命运的强烈愿望。“伯喈思亲”线索的绵延不辍,隐含高则诚经营蔡伯喈主角、主线的良苦用心。这些信息皆指向《琵琶记》演述的是,农村贫寒士子逾越阶层所面临的人生困局以及无法破解困局所导致的家庭悲剧。     

论《苏诗佚注》中的赵次公注

日本学者仓田淳之助和小川环树所辑《苏诗佚注》保存了稀见而重要的赵次公注,展现了赵次公创导的重要注释方法：其一,赵次公注的释意,以＂心解＂的方法逐句详细释意,揣摩苏轼的创作心理,阐发言外之意,并有根据苏诗的结构分段释意,在宋代诗歌注释中独树一帜。其二,在此基础上,赵次公注详细分析了苏轼富于创新的创作个性,包括不用古人事、语、意而自命新意、翻新意于古人之上、自创新格等方面,是寓诗歌研究于注释中的典范。《苏诗佚注》中的赵次公注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施彦端即施述元考

通过施氏家族族谱以及墓志资料的分析,发现施耐庵和施让之间存在世系缺失,施彦端和施让之间传承清晰,施述元的生卒时间和施彦端基本吻合,结合古人名、字关系分析,得出施述元即施彦端的结论。     

1949-1966:文化领导权之争中的蔡仪美学思想

新中国建立初期,蔡仪的美学思想在强化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历史氛围中受到吕荧的批评：蔡仪的美学体系是在唯物论的前提下发展了唯心论的美学理论。蔡仪在此后批判胡适、胡风的运动中,向毛泽东文艺思想靠拢,在运用意识形态话语的同时从所谓唯物主义的角度批判胡适、胡风的唯心主义理论,初步扭转了理论困局。美学大讨论中,蔡仪一方面批评自己美学思想的形式主义、唯心主义倾向,另一方面却在坚持美的物性客观说、客观形象说和美的种类说等自己的基本美学理论的基础上批判他人美学思想为唯心主义,使其成为当代中国美学流派之一家。在《文学概论》的编撰中,蔡仪与周扬在美学观、艺术观上高度一致,并在周扬的左右下进一步疏离文艺的上层建筑性质,将具有浓厚形式主义色彩的形象客观性的美学思想借助《文学概论》成为中国当代美学之主流。     

“别是一家”与“自是一家”——唐宋词论之“本色论”辨析

"本色论"是中国词论史上的一个重要理论命题。晚唐五代是"本色论"的奠基期,集中表现为"词为艳科"。北宋是"本色论"的争鸣期,表现为以苏轼为代表的"自是一家"之论与以李清照为代表的"别是一家"之论两条线索的争鸣。南宋是"本色论"的补充发展期,王灼、胡寅的"情性论"是对苏轼"以诗为词"论的发展,张炎的"雅正""清空"是对李清照"别是一家"论的发展。唐宋词论中的"本色论"是两条线索的不断争鸣、融合。     

《施氏族谱序》考辨

通过对现存施氏族谱、出土文物和传世文献的研读,发现陈广德所作《施氏族谱序》存在诸多疑问,如施耐庵籍贯苏州、施氏家族是否是望族、陈广德的进士等级及作序时间等等,综合分析后得出结论:所谓的陈广德所作序言当为施氏后人的托名作品,目的是为了提高《施氏族谱》的可信度。     

论苏诗赵次公注的诗学阐释

宋代学者赵次公文学修养较高,他释苏诗之意,偏重于写作分析,通过分析苏诗的比喻、用典、借代、夸张等修辞方法,并分析苏诗的篇章结构,从而解释诗意。在此基础上,总结了苏诗在对偶、取材立意、表现技巧等方面的诗学成就,还附带了诗歌鉴赏;甚至赵次公的历史阐释,也不注重史实的考证,而是建立在创作心理分析的基础上,成为诗学阐释的一部分。赵次公的苏诗注,是寓诗歌批评于注释中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