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辈子de朋友

23岁那年,正在清华大学求学的曹禺写出了他的第一个剧本《雷雨》,也因此结识了巴金。当时,巴金在《文学季刊》任编委,曹禺起初并不是把《雷雨》交给巴金,而是给了他在南开中学上学时最好的同学靳以。对此,曹禺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靳以也许觉得我和他太接近了,为了避嫌,把我的剧本暂时放在抽屉里。过了一段时间,他偶尔和巴金谈起,巴金从抽屉里翻出这个剧本,看完以后,主张马上发表。靳以当然同意了。"     

“宿命”、“血缘”及其它——《雷雨》散论之一

四十八年前,23岁的大学生曹禺,在巴金的帮助下发表了处女作《雷雨》.翌年,《雷雨》在日本东京的舞台上首次公演.这部显示着中国“五四”以来话剧创作战斗实绩的作品,以它震撼心灵的悲剧力量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征服了中外读者和观众.在国内,国民党的禁演,“四人帮”的摧残,都无法扼杀它的艺术生命.在近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话剧的百花园里,她是一枝光采耀人的开不败的花朵. 自然,也不必讳言,多年来,文艺评论界从没停止过对《雷雨》“局限性”的谈论.其中,谈论最多的要算是“宿命论”了.自从三十年代有人提出曹禺是用“宿命论”错误地解释了《雷雨》悲剧的社     

论《雷雨》对西方话剧的借鉴

<正> 一九三四年,曹禺的处女作《雷雨》在郑振铎、靳以主编的《文学季刊》上发表.从此,《雷雨》以它强大的艺术魅力和深远的影响使这一“舶来品”在中国艺坛站定了脚跟.《雷雨》的成功不但在于它“第一次在较大容量和深刻性上表现了中国民族生活”,而且还在于它对西方话剧创作经验的成功借鉴.本文仅就《雷雨》借鉴西方话剧方面谈一些看法.陈瘦竹同志曾恳切指出:“假使曹禺在谈话和文章中回顾一下他学习和突破外国戏     

谈曹禺对《原野》的修改

今年是曹禺从事戏剧创作五十周年。经曹禺亲手厘订并编选的《曹禺戏剧集》十余种,将由四川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原野》以其经过修改润饰的新姿先于其他剧作问世,这在解放后曹禺剧作出版上是十分令人鼓舞的。 《原野》于一九三六年创作,翌年(旧本误刊为一九三六年一月)出版,是曹禺继《雷雨》、《日出》后的第三部剧作,在当时曾受到读者和观众的欢迎,被誉为曹禺创作道路上的     

《雷雨》中的“雷雨”意象及其原型分析

曹禺剧作《雷雨》中的“雷雨”意象是一个重要的角色,作为一个古老的原型,它具有复杂的象征意蕴。在集体无意识的作用下,曹禺挖掘并再现了这一原型,委婉曲折地表达了他对现实社会人类生存境界的深情关注,从而使《雷雨》产生了不朽的艺术魅力。     

《红楼梦》家族自叙传对现代文学的影响

以个人经历为隐线,以家族生活为背景,从而拓展出人生与社会的画面,是《红楼梦》“自叙传”写作模式的重要特征,这一特征为现代作家所继承与发展。巴金的《家》是典型的以大家庭为题材的“自叙小说”;曹禺写《雷雨》,不仅受自己最熟悉的生活环境影响,也深受《红楼梦》等古典文学作品的影响;张爱玲是《红楼梦》迷,《金锁记》折射出《红楼梦》对张爱玲的影响是在心灵深处,而不在简单的笔法描摹。巴金、曹禺、张爱玲等一批现代作家,凭借“第二自我”披露出自我情感的隐秘,并以多元的人物性格折射出家族衰败的必然命运,从而带有《红楼梦》影响的自叙家族史话痕迹。     

曹禺剧作与中国话剧意识的觉醒

“话剧”究竟“怎是”,如何建构现代西方意义上的“话剧意识”,中国学界、演艺界在1930年之前一直昧而未明。曹禺在改译《争强》一剧时,从布局、行动、性格、对话和情趣等方面,表现出他对现代西方话剧意识的极其敏锐的悟解。曹禺的话剧意识形成的机缘是多种的。《雷雨》产生前后曹禺的话剧意识已经很成熟,走在当时、乃至今日中国话剧界的最前沿。话剧剧作家写什么并不是最重要的,而以什么样的话剧意识引领写作,才是最为关键的。话剧进入中国已经百年,但如何补上话剧意识这一课,在今天仍显得急迫。     

风风雨雨话《原野》

在曹禺早期作品中 ,《原野》是长期以来引起争议的一部作品 ,从它问世后即遭到批判 ,这部作品的出版演出都受到一定影响。甚至到 2 0世纪 80年代早期 ,在阔别舞台 30年后重新上演时 ,还经过重大的修改。直到新时期后 ,这部剧作才被肯定 ,重现光芒 ,视为曹禺剧作中一颗独放异彩的明珠 ,也可从一个侧面加深认识中国话剧的艰难历程。舞台演出与电影改编1 937年 4月 ,《原野》开始在靳以主编、广州出版的《文丛》连载 ,1 937年 8月 ,《原野》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当时人称《雷雨》、《日出》、《原野》为曹禺早期创作的“三部曲”。曹禺解…     

群婚意识原型的显现及毁灭

公元一千九百三十三年,二十三岁的曹禺鬼使神差地写下了一部四幕剧,取名《雷雨》,从此,中国文坛多了一个说不尽的话题。半个世纪过去了,曹禺越来越红,《雷雨越来越响,靠曹禺吃饭,由《雷雨》成名者夥矣。对《雷雨》的研究,自《雷雨》一出便已有之,研究成果真可谓汗牛充栋,然而,对《雷雨》的解说至今尚有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近年来,研究开始出现了从狭隘的社会学和浅近的艺术表现中解脱出来,向普遍的人生哲学靠拢的趋向,这无疑是可喜的进步。笔者学识浅薄,不敢妄言已对《雷     

“雷雨意识”与电视剧《雷雨》

本文通过对曹禺的《雷雨》原著精魂──“雷雨意识”的探析，旨在从电视剧与原著的关系上来审视电视剧《雷雨》的改编，从而具体分析了电视剧《雷雨》因削弱和淡化了“雷雨意识”而留下的两处影响全剧的重大遗憾。     

论曹禺创作高峰的形成与发展

一、《雷雨》是曹禺创作的高峰曹禺是中国现代杰出的剧作家，从1933年《雷雨》问世至今，已创作了10多部剧作。尽管《日出》、《原野》、《北京人》、《家》、《艳阳天》、《明朗的天》、《王昭君》都是中国现代戏剧创作的优秀篇什，无论主题的深刻、艺术的独创、语言的雕饰等都能标新立异、独树旗帜，不少篇章开中国戏剧创作的先河，但足以显示作家创作高峰艺术成就的只有《雷雨》。《雷雨》是曹禺创作的高峰。第一、深刻的历史主题作品通过周鲁两家八个人物的夏杂关系和一天内发生的事变，反映了自光绪20年（1894）以后30年间中国社会复杂…     

曹禺创作的深层心理动因分析——从《雷雨》中的"乱伦"谈起

《雷雨》作为曹禺的第一部剧作,是作家的心灵世界受到外来影响并与之相契合的产物,对剧中“乱伦”这一线索的分析,或可使我们对其深层心理动因有所把握。在《雷雨》的创作过程中,外部社会环境、个人生活经历固然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而蕴蓄在曹禺心灵深处的“原始情绪”更是支配其创作心理的重要方面,同时,这种“原始情绪”又与他的生命体验密切相关,这不仅体现为《雷雨》“乱伦”情节的设置,而且始终贯穿在曹禺的前期剧作中。     

談曹禺对《雷雨》的修改

《雷雨》是五四以来最优秀的剧作之一,自发表以来,受到普遍的欢迎,曾印行过許多次。曹禺对剧本也曾进行过几次程度不同的修改。現在《雷雨》基本上有五种本子:一种是一九三四年发表在《文学季刊》第三期上的,这是最早的本子了;其次是一九三六年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单行本,作了点小修改,这个本子解放前一直没再变动;第三种是一九五一年开明书店出版的《曹禺选集》,这一次改动很大,有几个人物面目大变,     

曹禺《雷雨》中的莎士比亚戏剧元素

曹禺的《雷雨》中有显而易见的莎士比亚戏剧元素,特别是莎士比亚式的人物塑造和情节构建。受莎士比亚的影响,曹禺在刻画《雷雨》的人物时充分利用了区分对比、心理分析和疯子形象等戏剧手法。而在构建《雷雨》的情节时,曹禺也使用了莎士比亚式的多条线索和戏剧反讽等戏剧技巧。莎士比亚对曹禺的影响是复杂的、多方面的。     

《雷雨》三题议

一《雷雨》是曹禺的第一部剧作,也是“五四”新文学最优秀的剧作之一。问世至今半个多世纪以来,作者曾对它进行过多次修改,其中最大的一次修改是一九五一年的开明本。但不久,作者又推翻了开明本,只将原作作了少量改动。如果说修改是创作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创作的继续,那么也可以说,《雷雨》的创作过程延续了近半个世纪之久。《雷雨》的创作和修改,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周朴园伪善性格探讨——兼及《雷雨》近版的重要删节

周朴园是一个具有复杂性格的艺术形象。在《雷雨》问世将近半个世纪的一九七八年九月,剧作者曹禹在同王朝闻的一次谈话中,还说“周朴园这个人物,是比较难于分析的”(《曹禺谈〈雷雨〉》,载《人民戏剧》1979年第3期)。由于这一人物在剧中处于多种矛盾的中心,他人的悲剧命运和全家的悲剧结局皆由他引起,所以他具有的认识意义就不仅限于人物自身,而会扩展到《雷雨》的其他方面。为对周朴园复杂性格的内涵从更多角度与更深层次作些探索,以便获得更接近于作品实际的认识,笔者现将自己以往教学实践中的一点感触提供出来,以就正于剧作者和其他同志。     

曹禺悲剧观及其悲剧艺术

曹禺的悲剧观似乎迄今无人深入论及。其实,在曹禺早期创作谈,如《雷雨·序》、《日出·跋》里,我们可以找到一些雪泥鸿爪、吉光片羽般阐述悲剧的言论。我们还能查出较为完整地反映他悲剧观的文献。这就是1943年,曹禺在重庆储汇局同人进修服务社所作的、题名为《悲剧的精神》的一次讲演(载《半月文萃》二卷二期,1943年8月)。曹禺作这次讲演时,他的五大悲剧——《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和《家》,都已相继完成,他已积累下了相当丰富的悲剧创作经验。因而这篇讲演对我们理解他的悲剧观念,进而研究他的悲剧艺术,有着不容忽视的特殊重要性。什么是悲剧?曹禺说得十分清楚:     

《日出》中人物的性格系统对照

曹禺的《雷雨》和《日出》,总的说来都是以其杰出的现实主义描写、以艺术形象本身的典型意义给人们以深刻的审美教育的。然而前者是以其戏剧冲突的紧张尖锐而著称,后者则是以其笔触的深广细致而见长,前者倾心于人物,后者则倾心于主题。今天看来,《日出》的创作,较之《雷雨》,作家的创作视野进一步扩大了,反映的社会生活面更加广阔,且颇见深度。它克服了《雷雨》中来自欧洲现代戏剧的那种神秘的色彩,正确地揭示了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是引起一切悲剧的根源,向那种“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制度以及寄生于这个制度之下的魑魅魍魉发出了“你们的末日到了!”的奋力的呼声。对于日出——光明的到来,作者是满怀激情和希望,充满信心的。另外,,它还     

关于《巴金生平及文学活动事略》的一点补正

李存光同志《巴金著译六十年目录》(载《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十二辑)关于一九三三年巴金的创作说:“雪(中篇小说)写于1月至5月。[按:本书原题《萌芽》,1983年8月由上海现代书局出版,被查禁。又以《雪》为题载于1934年1月1日《文学》月刊2卷1期,被检查抽去……”后来,李辉、陈思和、李存光同志《巴金生平及文学活动事略》(载     

陶渊明故里辨

陶渊明,何许人也?众说纷纭。较流行的说法有以下几种:一、“陶渊明…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见十三所高校编的《中国文学史》及中学语文课本)二、陶渊明是“浔阳郡的柴桑县(今江西九江西南)”人。(见廖仲安《陶渊明》第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三、陶渊明是“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荆林街)人”。(见《庐山历代诗选》第1页,江西人民出版社)四、陶渊明之“旧居”今为九江县马回岭公社马头大队之属境”。(见庄云新《面阳山陶靖节先生墓祠初考》,《江西历史文物》1980年第4期。)五、陶渊明是“栗树铺”人。(见邓钟伯《陶渊明故里说》,《江西师院学报》198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