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住房市场的分化和变动——20世纪90年代住房消费提升的主要因素

文章利用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和其他相关数据,研究了中国及其4个直辖市在1995~2000年间的城镇住房差别和变化趋势。研究发现,中国城镇住房自有率急速提升,住房条件普遍改善,职业类型和受教育程度对住房分配的影响日趋显著,住房改革的作用明显。住房方面的巨大差异反映了经济改革20年来的社会经济变化。在建立健全市场激励机制和扩大产出的同时,住房分配的差距也明显拉大,地区内与地区间的差异仍然显著。在住房市场的形成中,人口因素和制度因素比经济因素对住房消费与居住行为的影响更加显著。     

住房公积金制度的主观福利效应

全面认识住房公积金制度对家庭幸福感的影响关系着“为人民谋幸福”和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可行路径,也对改革和完善住房公积金制度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2015～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实证研究了住房公积金制度对城镇家庭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缴存住房公积金能够显著提高家庭幸福感,且这一结论在矫正了样本自选择和内生性问题带来的估计偏误后依然稳健。机制分析表明,住房公积金制度为家庭提供了低成本的住房融资,显著提升了家庭购房概率、改善了家庭消费结构,从而有助于提高家庭幸福感。异质性分析显示,住房公积金制度对有房家庭、购买首套房以及有住房贷款的家庭幸福感影响更大。进一步分析表明,住房公积金制度显著提高了财务状况较差、经济脆弱和非正规就业家庭的幸福感,客观上有助于推动实现共同富裕。文章为住房公积金制度的主观福利效应提供了微观证据,对相关政策的制定与完善提供了参考。     

城市廉租住房保障时间及家庭特征研究--基于生存分析视角

为了研究廉租住房保障时间及其主要影响因素,运用生命表方法和Cox比例风险模型对一项廉租住房家庭的抽样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廉租住房保障时间具有长期性,超过5年的概率为66?9％。廉租住房家庭规模小、婚姻不稳定、享受住房补贴大、其他生活开支大、居住在郊区等特征将增加其享受住房保障的时间;而申请时零就业的家庭,因其就业人口增加,退出住房保障的概率更高。因此,廉租住房制度应注重居住的稳定性,同时需要加大对住房保障家庭就业的支持力度,增加家庭的就业人口,减少对住房保障的依赖,实现其经济自助。     

传统人口行为的经济分析:理论及实证

文章建立了一个人口行为经济分析模型,在以往人口经济理论强调人口的生产-消费功能的基础上,加入人口的产权保护变量,重新构造家庭的人口决策目标函数。模型的均衡结果表明,在特定社会环境下保护产权的考虑使传统家庭的最佳人口数量超过仅仅考虑生产功能的最优劳动投入水平,从而出现“有控制”的“人口压力”。应用模型的推论,分析明清两代的家庭规模数据与作为产权保护制度安排的宗族制度南北差异的关系,结果证实了模型的经验一致性。     

抑制农村人口过速增长的土地制度建设

土地制度与人口发展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在公社制度下,人口对土地的压力被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及集体耕耘、集体分配收入这种形式所掩盖。每一农户新增人口越多,所得的基本口粮越多,在收入分配上越占便宜,农户非旦感受不到家庭人口增多产生的压力,反而还会捞到不少好处。因此,这种制度对农村人口增长产生一种强烈的刺激作用。     

1995年我国人口的婚姻和家庭状况

１９９５年我国人口的婚姻和家庭状况亓昕婚姻、家庭是人类生活中最基本的社会组织形式。除承担着人类繁衍这一最基本的职能外,还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婚姻、家庭与社会经济、文化及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都有着密切的联系。进入９０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     

制度安排、社会排斥与城市常住人口的居住分异——以武汉市为例的实证研究

在我国加速城市化进程中 ,非正式迁移的农村人口已经在城市工作、定居 ,成为城市常住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 ,并具有长期定居倾向。我国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依然存在。转型阶段的制度安排导致了劳动力市场、住宅市场、城市政治和社会文化环境等对非正式迁移的农村人口的社会排斥 ,并导致非正式迁移的农村人口边缘化 ,成为弱势群体。社会排斥通过住房表现出来 ,导致非户籍迁移人口与市民的居住分异。通过武汉市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实证研究表明 ,与市民相比 ,非正式迁移的农村人口住宅的数量少 ,质量差 ,产权情况不同 ,存在空间隔离和社会分异 ,证明了社会排斥的客观性。我国应进行与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相应的制度创新 ,平等对待非正式迁移的农村人口 ,将其融入市民社会 ;住房政策应在社会公平与市场效率的结合中发挥作用。     

推迟退休年龄对我国未来人口抚养比的影响

现代社会养老日益从家庭责任转变为社会的义务,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成为我国目前改革的五大任务之一。本世纪末、下世纪初,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将进入老龄化阶段,由于我们是在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迎来了老龄化社会,养老问题将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人口老龄化将使我国未来老...     

出生高峰、人口结构与住房市场

文章通过对1960~2010年我国出生人数的分析,发现2001年左右,随着80后出生高峰步入婚配,住房价格面临上升的压力;2014年左右,随着90后出生低谷一代步入婚配,住房需求逐年下降,住房价格面临下降的波动。通过一个住房市场均衡的理论框架,文章仅考察人口的年龄结构对住房市场的影响。仿真结果显示:随着80后出生高峰和90后出生低谷相继进入婚配,房价会呈现一个倒U型的轨迹。符合经济现实的仿真结果显示:房价将在2014年左右下降,同时在80后出生高峰人群进入成年的时间段内,我国住房的需求和供给缺乏弹性且相差不大。故人口结构的改变对住房市场具有实质性的影响。在对住房市场进行调控时,应考虑到出生高峰引致的人口结构的改变。     

论我国人口的家庭结构

家庭结构是人口结构中的一个基本要素。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研究经济过程与人口结构之间的关系,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此,为了深入研究人口结构变化的规律及其经济后果,还必须对人口再生产的细胞形式——家庭进行研究。研究家庭形式更替的经济实质,揭示家庭结构变化的一般规律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城乡一体化视野下人口计生部门 创建幸福家庭活动的政策、能力和策略研究——以江苏省吴江市为例

家庭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基本单位,家庭的稳定、幸福关系到每个人的生存质量,也关系到整个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幸福家庭越多,社会就越和谐。当前我国正朝着建立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制度,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方向昂首前进,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国计划生育协会、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适时提出了开展创建幸福家庭活动,这将大大有助于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实现社会的均衡和可持续发展。     

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和人口生产的社会最优化

西方人口经济学，尤其是以贝克尔（Garys·becker）为代表的新家庭经济学，已经从微观角度，广泛地研究了家庭、人口问题，取得了丰富成果。本文试图以其生育理论为基础，从宏观角度分析家庭生育和社会福利关系，运用福利经济学理论来论述：政府计划生育的人口政策，无论在计划经济中，还是在市场经济中，都是社会福利实现的必要条件，也是社会经济得以实现持续性发展的必要保证。一、人口生产的家庭最优决策人口经济学的前提是经济人假设，生育的决策权在于家庭（尤其是妇女），家庭能根据其家庭资源有限性的约束条件，以理性计量做出符合…     

农村家庭功能对人口生育率增长的作用

<正>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人口的变化,直接影响着社会人口的变化。而家庭人口的变化,又主要受家庭功能变化作用的影响。因此,要全面了解和掌握人口过程的社会规律,就必须了解和掌握家庭功能对人口生育率变动的影响作用。一、农村家庭的生产功能对人口生育率增长的作用所谓家庭的生产功能,是指在家庭范围内组织并创造物质财富的功能。农村实行“双包”责任制后,家庭在管理形式上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单位,农业生产中的一切活     

俄罗斯人口亏损问题初探

伴随着婚姻家庭领域出现的一系列不健康趋势 ,从 1992年开始 ,俄罗斯总人口数量逐年下降。俄罗斯家庭人口领域不良状况的出现 ,除文化方面的原因外 ,与国家经济状况的日下和不考虑家庭利益而实施的社会经济改革有直接关系。俄罗斯急待出台一套行之有效的家庭人口政策。本文介绍了俄罗斯目前的家庭人口状况 ,对人口亏损出现的原因做出分析 ,并提出改善方向     

中国的婚居模式与生育行为

本文使用1993、1997和2000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纵向追踪数据,探讨在社会转型、经济转轨、人口转变的社会环境下,婚姻居住模式或家庭结构与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运用事件史分析技术(event history analysis),采用离散时间事件模型(discrete time hazard model),我们发现,居住模式影响妇女的生育行为,但其影响因孩次和居住制度而异:对二孩递进的作用大于对一孩递进的影响;从妻居对生育行为的影响不同于从夫居。家庭结构与生育行为的关系反映了代际之间的互动和影响,也反映了不同居住制度下妇女在家庭、家族中的地位和家庭权力结构关系。     

当前社会抚养费征收的困难与出路

社会抚养费是公民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生育子女而从经济上承担的一种法律责任,是对社会增加的公共投入的一种补偿,其名称由“超生罚款”、“计划外生育费”演变而来。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一制度对于促进社会资源的合理利用,增强公民实行计划生育的自觉性,规范、调节公民的生育行为,抑制我国人口的过快增长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200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规定,“在现阶段,对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家庭征收社会抚养费,给予必要的经济制约”。2001年《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从法律上确立了…     

人口生产的家庭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分析CSSCI

"两种生产"理论中的人口生产必然受家庭理性和社会理性"两种理性"的制约。随着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和人口发展形势的演化,我国人口增长方式将由先前的完全受政策外力控制的外生性增长逐步转向家庭理性力量发挥作用的内生性增长。但就我国人口生产的现状而言,这"两种理性"之间存有较大的矛盾性。因此,必须在尊重家庭理性的基础上,继续坚持由社会理性作出的从严约束的人口生产的制度安排,保持应有的政策执行力,维护生育公平,减缓生育的"公地悲剧",实现帕累托最优的社会目标。     

南朝鲜的人口政策

南朝鲜当局把人口政策作为实现发展目标的必不可少的因素。也就是说,它把人口政策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南朝鲜当局的经济目标是一方面增加国民生产总值,另一方面控制人口的增长以便使人均收入从1975年的532美元上升到1981年的1500美元。为达这一目的,南朝鲜当局着手解决它的人口问题。南朝鲜当局的人口政策是由一系列的机构实施的。卫生部和社会事务部负责制定人口政策;家庭计划生育协会负责人口知识的传播;经济计划部设立了人口政策司负贯把人口政策的精神纳入计划,并将这些政策同其他方面的政策协调起来;由副总理和经济计划部长所领导的人口政策评议委员会负责协调部与部之间的人口活动,它协调、认可、促进中央级人口     

住房支付能力、生育行为与人口年龄结构

本文通过构建房价收入比、人口出生率和少儿抚养比的VAR模型,进行脉冲响应函数及方差分解分析,发现自我国实施货币化分房政策以来,高房价对我国人口出生率和人口年龄结构有重要影响.主要结论:(1)房价持续上涨,导致住房支付能力减弱,迫使人们做出推迟婚育的抉择;(2)住房支付能力减弱,直接使人口出生率下降,但经过4到5年的调整,人口出生率又逐渐恢复;(3)住房支付能力降低,间接拉低少儿抚养比,导致人口结构的老化;(4)人口出生率和少儿抚养比的变动也会引起房价的变化,特别是人口出生率和少儿抚养比的降低会影响到预期房价.基于国内房地产市场的特征和人口发展的现状,本文认为在将房价控制在合理区间的同时,有必要积极调整生育政策,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使得人口政策、教育措施、养老方式及住房保障政策相匹配,才能释放家庭活力,优化代际关系,最终实现人口、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汶川地震灾区农村居民住房重建资金获得的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使用汶川地震灾区居民的社会调查数据,着重分析了震前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社会网络和灾后恢复的制度性安排等因素对农村家庭获得住房重建资金的方式和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震前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社会网络资源量较丰富的家庭能够获得更多住房重建资金。家庭社会网络中亲戚比例较高对于家庭获得亲友借贷的金额有正面作用,但对获得更多建房资金却有负面影响。政府统一建房补贴和银行贷款政策都更偏重于处在受灾更严重地区的家庭。可见,灾后重建中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家庭社会网络遵循相对优势法则配置资源,而政府灾后恢复制度则更可能遵循相对需求法则进行资源配置,二者共同支撑着灾后恢复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