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在京贰臣文人社集唱酬活动探微

自顺治元年至顺治三年,在京的仕清贰臣文人群体频繁举行唱和活动,并以社集标榜,已经有了文学社团的雏形。其唱和多为抒发对明朝故国的怀恋,抒写失节的痛苦和在异族治下为官的苦闷感,抒发南人仕北的思乡之情,纾解精神苦闷的寻欢作乐。贰臣士人们在此种同病相怜的交往过程中,逐渐形成模糊的群体意识。     

明清之际松江几社的兴衰

无论从社事活动所持续的时间层面还是从立社宗旨的精神层面看,松江几社都表现出与同期东林复社的显著不同。科举作为几社的第一要义贯穿社事活动的始终。本文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历史考察,不仅纠正了所谓几社从属于复社的传统误解,而且证明了几社不仅是与复社并驾齐驱的文人团体,同时也是活动时间更长、创作成就更高的文学社团。     

朱熹经学对中国经学发展的影响

朱熹兼采汉宋 ,促进了中国经学的发展 ;朱熹以“四书”义理之学取代传统的“六经”训诂之学而成为经学的主体和基础 ,是朱熹对中国经学发展最重要的贡献 ;朱熹重训诂辨伪启发了后世汉学。由此 ,朱熹经学对中国经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中国经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经学与汉代史学

经学在汉代的独尊地位是在适应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之后逐步确立下来的,受其影响,该时期的史学又有新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这一过程中,经学的濡染和熏陶,治经儒者的作用和贡献,都显得尤为突出。其中,儒家经学和史学有着相互促动、相得益彰的关系,形成了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学术文化发展进程中的独特现象。     

经学与刘勰的文学思想

经学对刘勰文学思想的影响在《文心雕龙》中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总论篇中表现出的取经典为模范的思想,即刘勰有意识的＂宗经＂为其文学思想提供了强有力的依傍;二是刘勰的文学本质观与经学有显而易见的牵连;三是刘勰的文学作品论向经学的复归;四是创作论中的物感说与通变观对经学思想的借鉴。     

经学与刘勰的文学思想

经学对刘勰文学思想的影响在<文心雕龙>中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总论篇中表现出的取经典为模范的思想,即刘勰有意识的"宗经"为其文学思想提供了强有力的依傍;二是刘勰的文学本质观与经学有显而易见的牵连;三是刘勰的文学作品论向经学的复归;四是创作论中的物感说与通变观对经学思想的借鉴.     

复社的源流与社集

复社作为晚明最大的社团,其始成立,因由文学上的文体论争,形成了“务为有用”的复古宗旨。复社成立后的社集,则夹杂了政治的因素,逐渐由文学社团演化成政治性的组织。驱阮事件是其政治化行为的具体体现。     

经学辨析

经学作为儒家经典的官方阐释学,通过十三经经学文本体系的建构,且随着阐释重心从"五经"到"四书"的转移,在进行皇权大一统意识形态重建的同时,也为儒学的形态演变及其社会传播提供了中介手段,由此显现出正统之学的经学与传统之学的儒学,从纲纪教化到思想发展的文化分野与中国命运.     

曾国藩与经学

曾国藩生平治学领域宽广。本文主要论述曾氏看重经学、最重礼学以及发明《四书》义理等三个方面的思想与贡献 ,曾氏称得上“经学家”。     

明末清初云南诗坛复古风气及后世影响

明末清初的云南诗坛,与中原内地普遍批判明前后七子的滔滔洪流截然相反,选择了尊崇七子、以复古为导向的主张,掀起了一股弥漫滇中的复古潮流,其中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和文化心理,一方面在于七子敦复古道、恢复古人风范志节的主张契合了云南诗人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救世情结,另一方面出于对明朝的深厚感情和继承与发扬明代文化的心理。这一时期的复古风气对后世云南诗坛影响深远,一直到清代中后期尚绵延不绝,形成了云南诗歌独特的风貌与传统。     

明代经学研究史述论

对明代经学的研究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清代。清人对明代经学的认识以负面评价为主,其程度也由清初的有针对性的批判、清中期的全面否定、晚清的蔑视而不断加深。第二个阶段为近现代。近现代学者对明代经学的认识既受清人负面评价的深刻影响,也逐渐转向以积极、肯定的态度看待明代经学。无论是将明代经学视作宋学的余波加以否定,还是将其视作清学的滥觞而加以肯定,都不是全面、客观的态度。绵延近三百年的明代经学,有其独立的学术特点和学术价值,今后的明代经学研究应该就明代经学自身来进行研究。     

论天主教文化与明末清初的儒学环境

明末清初 ,天主教文化第三次传入中国。明清两朝在改朝换代之时 ,天主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流与冲突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太大的影响。王学在批判传统、否定权威方面为天主教文化的传播 ,特别是为传教士是先秦儒学而非宋明理学 ,提供了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而实学的高涨 ,又为传教士在传教手段上走学术传教的路线 ,提供了一个可以实践的环境。但明末清初的王学和实学环境 ,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明末清初对王学的批判以及实学自身的流变 ,均使得天主教文化传播赖以长期存在的基础变得十分不稳 ,再加上明末清初程朱理学的发展 ,传教士们在这样的儒学环境下择儒斥佛 ,是先秦儒学而非宋明理学 ,必然会遭到卫道儒士的猛烈批驳     

清代四川经学著述的地域分布

清代四川经学著述的地域分布呈现出不平衡的局面.无论从经学家还是从经学著作方面观察,经济、文化发达的成都、重庆、资州都是前"三甲";而就这三个地区的内部各县而言,其发展也是不平衡的.但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经济文化并不发达的边远地区,在晚清时期也出现了经学研究的风气,如酉阳州.虽然晚清四川经学出现了相当大的转机,但从总体上看,清代四川经学与江、浙、皖等省的差距还是比较显著的.究其原因,大体有二:一是四川僻处西部,学术信息不灵,新的学术方法、学术热点的传入需要一定的时间;二是从清代四川经学研究的状况看,缺乏开一代新风的学术大师.     

论宋明理学与经学的关系

宋明时期许多注经的著作中已经渗透了理学思想,而理学家的讲学内容也大多不离经学的主题。两者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果离开对方,便没有真正意义的"宋明理学",也没有真正意义的"宋明经学"。理学是经学演变的合逻辑产物,理学以经学为根柢,同时又是从经学思想中升华出的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反过来理学又指导并服务于经典解释。宋明时期许多理学家的语录是以讲儒家经学为主的,《朱子语类》一百四十卷,有七十九卷是纯粹讨论儒家经学的,这些语录反映了对理学家经典文化的一种深度理解。由于传统教育是经典教育,理学家的一个最终目的和手段,就是用理学思想来重新诠释儒家经典,并通过经典教育来传播和宣传理学思想。     

明清小说中的弃儒从商现象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里,抑商、贱商的历史由来已久。但在明清小说中,却涌现出大量书生“弃儒从商”之现象。从社会角度看,明清时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地位的提高、经商风气的盛行、重商言论的泛起,使书生们对商业和商人的偏见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变。于个人而言,科举功名的难以求取以及谋生的需要使一部分书生不得不放弃儒业走上了经商之路。小说中这种现象正是对当时社会现实的一种真实反映。     

儒家意识形态与清初政权

清初,国家重新确立程朱理学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地位,并通过一系列制度化措施,重建儒家伦理秩序。通过这种伦理重建,不仅填补了在思想和信仰领域出现的空白,而且弥合了民族之间伦理意识的鸿沟,促进了民族之间的和解与文化的融合,进而也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     

经史之学与清代书院科举文教育

清代书院官学化,很多书院重视科举。有些书院虽从事科举文教育,但不唯之是从,而是将科举文教育与经史之学教育结合起来。此举上溯于中国古代社会推崇经史之学的优良传统,根植于孔子“博学于文”的思想主张,来源于以学术导向矫正利禄歪风的迫切要求。生徒只有学充养邃,才会眼界高、气味厚、笔力健。清代一些书院将科举文教育与经史之学教育结合起来,使得生徒学文不是局限于写作技巧的训练,而是拓展为与炼品、践行、培识的结合。这些书院通过教育,能够为社会培养有用人才。     

经学儒学关系论

由于四部分类法与经学始于汉武帝独尊儒术说的影响,在经学与儒学的研究中,一直存在儒学为子学,非经学的认识。孔子开创的儒学是阐发五经常道的君子儒的儒学,汉武帝立五经博士不过是先秦汉初儒学发展的结果,经学与儒学的本质完全相同,四部分类法的以儒学归于子部不能成立,说明儒学与经学都是阐发五经元典常道的学说,二者不存在经子之分。     

明清儒学的发展与其时小说思潮嬗变

传统儒学在明清时期的变革与进展,亦即理学的发展与演变,对其时中国的方方面面都有或大或小或浅或深的影响,尤以对小说的影响为突出和显著。它显著地体现在理学与小说思潮的关系上,这就是理学复辟与小说尚理思潮、阳明心学与小说浪漫化思潮、泰州学派与小说世俗化倾向;乾嘉学风与小说炫耀才学风尚。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极重要的两个系统,明清儒学与明清小说的这种特定联系,成为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史的重要现象,具有丰富的文化底蕴和文学理论蕴涵,也是传统儒学统治中国古代文化的有力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