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战前裕禄与袁世凯对反教会斗争的不同对策

1899年秋朱红灯起义前后,山东是义和团最活跃的地区。是年底以后,山东义和团渐趋沉寂,而直隶义和团却迅速发展起来。对这种不平衡的发展,人们作出了种种解释。比较流行的说法是:袁世凯到山东接替毓贤后,对义和团进行了“疯狂屠杀”,使之遭到严重摧残,而裕禄在镇压义和团方面则不如袁世凯严厉。有的学者甚至认为裕禄对义和团反洋教斗争表现了“某种程度的同情和支持”。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北洋六镇后勤史论

袁世凯于1895年底奉命编练新军,很快建立起一支有七千人左右的“新建陆军”(后改名为武卫右军)。1899年袁在率所部到山东镇压义和团的过程中,又以山东巡抚名义,改编了山东旧军三十四营,定名为“武卫右军先锋队”。经过八国联军之役,清政府在北方的军队,或消灭或没落,唯有袁世凯所部非但没有损失而且还有较大的发展,成为清政府最大的一支武装力量。1901年李鸿章死去,那拉氏认为只有袁世凯所部军队完整无缺,可以镇慑北方。于是又将袁世凯从山东调回直隶,被任命为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1902年奉旨实授)。     

袁世凯与庚子年山东互保运动

世纪之交,袁世凯在担任山东巡抚短短两年时间后,就一跃成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除了与其对义和团的政策相关外,更重要的是他仿效"东南互保",在山东主持了地方官员同各国领事交涉,达成互相保护共识,并且在清政府与东南督抚间充当了关键的消息传递者,成为双方均倚恃的对象.最终,山东既能避免地方骚乱,又阻止了联军、尤其是德军的侵扰,成为北方难得的净土,袁世凯功不可没,而其本人也从中锻炼了政治才干,赢得了中外官员的信任,在政坛上渐露锋芒.     

义和团研究的铺路之作──评介《义和团史事考》

林华国先生积数年功力而成的《义和团史事考》一书，就义和团的源流、实力、庚子战争中的作用以及清政府内部各派对它的态度等问题，作了比较系统的考证，并对当前近代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发表了看法．掩卷之余，笔者觉得本书在以下三个方面作了新的开拓．一、对毓贤、袁世凯与义和团的关系作出了新的界定义和团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与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并称的三大群众运动之一，其分散性、神秘性和复杂性又使其独具特色．在这次轰轰烈烈的群众性运动中，清政府内部各派人物如既贤、袁世凯等对它的态度如何，自然是人们研究的热点．义和团…     

庚子辛丑年间袁世凯在山东与传教士的勾结

庚子年前夕,即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农历十一月十七日袁世凯带着他“所有武卫军右营”来到济南署理山东巡抚。他清楚知道他的“际遇蒸蒸日上”是以“国事日非”为代价的,也就是说,他知道自己之所以能够来山东当巡抚,是外国干涉中国内政的结果,是美国公使康格根据山东传教士的报告,约同英、法、德三国公使向清政府提名要他来屠杀义和团和保护帝国主义在山东的利益——也就是说保护山东的外国传教士。所以他到任不几天就把住在济南的美国传教士韩维廉、包牧师和陆义思,请到巡抚衙门,向他们表示态度说,已经派了大量官员和兵士分赴各处,认真保护教堂和传教士。为了讨好美国传教士,袁世凯还特别向他们表示:他是十分同情爱护基督教(新教)传教士的,对天主教(旧教)传教士依仗清廷所颁发的《地方官接待教士章程》,到处冒充官府欺压地方官吏非常不满,称赞基督     

清政府的政策与义和团运动的兴起

义和团运动兴起之初,清政府基于对它的认识,对之采取了消极限制的政策,其表现是“会匪区别”、“惩首解从”、“改拳为团”等。在同帝国主义列强矛盾尖锐的情势下,清政府出于对义和团和帝国主义列强的双重恐惧,对义和团的方针一直在武力镇压和“以民制夷”之间摇摆,这从客观上对义和团运动的壮大产生了重要影响。     

聂士成部直隶官兵与义和团的矛盾

清廷对义和团的态度因列强的步步紧逼,经历了由剿到抚又变剿的转变.一部分执行清廷命令的官兵尤其是聂士成部在清廷对义和团由剿变抚后仍对义和团实行镇压政策.其中原因既与清廷对义和团的游移不定的政策有关,亦与聂军对义和团的认识有关.     

日照教案及德军入侵内地的暴行

1898年发生的日照教案,以及德军入侵内地的种种暴行,在山东义和团发展的进程中有着重大的影响。1899年5月6日,因病已经辞缺的山东巡抚张汝梅报告说:“山东教案之繁,办理之难,尤以日照沂州为甚。德人动辄胁之以兵”,使我“海疆重地,后患靡穷”。它进一步激起了山东官民的愤怒情绪。从此以后,山东人民反对洋人洋教侵略压迫的斗争,愈益深入发展了。     

論义和团运动的政治口号

六十年前,以农民群众为主体的革命运动的重心从山东轉向河北。在山东一带活动的义和团主力乾字团、坎字团于1900年春进入河北,向天津、北京进軍,与战斗在河北一带的义和团汇合,形成了一支声势浩大的革命队伍。当年6月,义和团的革命群众大批地湧入清皇朝的心脏——北京?呔俜吹鄯捶饨ǖ拇笃?掀起了中国近代第二次革命运动的高潮。     

1914年的"徐镜心案"初探

徐镜心是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者之一.辛亥革命时期,他被孙中山委任为中国同盟会北方支部支部长和山东支部主盟人.世人将其与黄兴、宋教仁并称,有"南黄北徐"、"南宋北徐"之誉.1914年徐镜心被袁世凯诬陷杀害,造成"徐镜心案",该案是民国史上的严重事件.但此前学界鲜少关注此案,对此案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因此十分有必要厘清其原因、经过和影响.这对于开阔人们辛亥革命史研究视野、加深对民初宪政斗争复杂性的认识很有裨益.     

洪宪帝制前袁世凯与部属的关系--兼论袁世凯的用人术

袁世凯知人善用,礼贤下士,不拘一格地提拔和笼络了一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方面的人才,使之成为自己的部属,辅佐其统治。但实质上他用人是以利益关系为转移的,靠金钱利诱和个人交情等手段来笼络,一旦其部属与其利益不一致或危及到他的利益,就对部属行排挤和猜忌之术,而不管以前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多么密切和融洽。袁世凯的用人术有开明的一面,同时又有浓厚的狭隘性。由此还可以透视出袁世凯集团的团结是基于一种纯利益关系,袁世凯集团最终分裂亦肇因于此。     

论"二次革命"时期的中央使职制度

"二次革命"时期,袁世凯为建立中央"强有力政府",以北洋武力为后盾,以中央使职为形式,发动了对以南方革命党人为都督的地方实力派的全面进攻。最终完成袁氏北洋派军事势力对南方重要省区的战略控制,实现了对非袁派都督的更换。同时,随着北洋将领的普遍都督化,加速了省级以都督为本位的军政体制的形成。     

试论孙中山1912年孤身北上抒政见

辛亥革命后,为了调和南北冲突、阐明实业报国的主张和宣传民主共和的思想,1912年孙中山应袁世凯的邀请到北京共商国事。在北京期间,孙中山与袁世凯会晤、参加同盟会改组、出席各界欢迎会……这些活动是孙中山先生践行民主共和的写照,他不顾自身安危、利国福民的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为当今建设和谐民主的社会和早日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而不懈努力。     

一个知县眼中的义和团——以劳乃宣《义和拳教门源流考》为中心的探析

义和团从其出现至今,众说纷纭。首先探讨义和团起源的是清末直隶吴桥县知县劳乃宣。他在《义和拳教门源流考》中提出义和团源于白莲教的支流离卦教的观点。同时,劳乃宣还提出了应对义和拳的六条建议。通过对劳乃宣《义和拳教门源流考》的剖析,将有助于加深对义和团和劳乃宣的研究。     

论袁世凯部属反对洪宪帝制

袁世凯复辟帝制不仅遭到资产阶级革命派和全国人民的反对,而且引起袁氏集团内部的分裂,以段祺瑞、冯国璋、徐士昌为代表的袁氏部属,对洪宪帝制或公开反对,或暗中抵制.这是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的关键性因素之一.     

袁世凯与开滦煤矿

袁世凯在担任直隶总督期间,积极致力于收回利权运动。他先后三次参劾开平矿务局督办张翼,令张翼出面收回开平矿务局;收回开平矿务局失败后,创办了北洋滦州官矿有限公司以抵制开平矿务局。其后滦州公司虽遭开平矿务局吞并,但这并不能抹杀他为收回开平矿务局利权所做的努力。总体上看,开平矿务局利权收回事件是我们审视袁世凯的一个窗口,有助于学界得出一个较为完整而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     

试论辛亥年袁世凯复出时的心路历程

辛亥年武昌起义,改变了国内政治生态,政局走向亦变得日趋复杂化。这使得袁世凯复出时的心态不可捉摸,反映到行动上,便是＂不行不止,亦行亦止＂,但也并非无章可循,袁氏的心理在当时经历了一个由感性到理性的过程。由于袁氏技高一筹,既没有愚忠,也没有完全倒向革命阵营,力求扮演一个调停者的角色,从而渔翁得利。     

许景澄与晚清海军建设

中法战争期间,许景澄即上书筹言海防,得朝廷采纳。在两次出使外洋时,他曾主持勘验＂定远＂、＂镇远＂、＂济远＂和订购＂经远＂、＂来远＂等舰船,以及购买枪弹,为清朝海军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他还潜心研究各国海军,编译《外国师船图表》供国内参考,并上疏条陈海军应办事宜,提出加强大沽口防卫及在胶州湾建设海军基地等具体主张,为创建我国近代海军作出重要贡献。     

古德诺与"洪宪帝制"

基于对袁世凯的美国顾问古德诺与袁世凯的早期关系及其来华后的一贯思想的分析 ,可以认为古德诺在“洪宪帝制”中起着重要的谋划作用 ,其事后的辩解也无法否认这一史实     

试论隋炀帝在南北文化交融过程中的作用

隋高祖虽然在军事上、政治上完成了统一南北的大业,但是并没有使关陇军事豪族、山东旧族和江左士族这三股具有深厚而独特社会文化传统的势力在文化上统一起来,隋高祖在位时对山东旧族、江左士族推行的压制和打击政策,更阻碍了三方归一的文化融合过程。然而,这种状况在隋炀帝嗣位后就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改观。他不但一改其父一贯排斥山东、江左文化的做法,致力于吸收、融合江左文化、山东文化,还躬自实践,以其虚怀若谷的态度、勤奋创作的精神,融南北诗风之长,取得了较大的诗歌创作成就,为初盛唐诗歌的健康发展做了必要的铺垫。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对炀帝生活作风、施政特点的成见,人们忽视了炀帝在文化建设、诗风融合方面的贡献,所以本文从现存史料中钩沉索隐,旨在阐述隋炀帝在南北文化融合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尽可能恢复此段文化史、诗歌史之真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