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权利场的斗争与任侠者的产生

任侠之风兴起于春秋战国,基于统治阶层内部争权夺利政治斗争的需要.作为政治权利场中工具性质的任侠者应运而生,是任侠现象产生的一个重要条件.这不仅体现在春秋战国时期,也反映在汉代及其汉代以降的整个中国传统社会时代.     

名利的驱动与任侠者的组织化

名利的驱动是汉代任侠者组织化的重要文化要素之一。基于社会显性与隐性利益的吸引和驱动,侠魁通过诸如“养名”、调解事端、受赇报仇等一系列的举措,促进了自身的组织化,乃至出现专门的报仇组织机构——“会任之家”。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任侠之风

魏晋南北朝时期 ,任侠之风十分盛行。任侠尚武、反传统、轻财重义、施不望报等特点 ,为他们赢得了很大的名气和声誉 ,是他们聚拢人气、在乱世中崛起的重要法宝。任侠甚至成为维持民间秩序的重要力量 ,乡党乡议也将任侠的某些行为作为品评人物的标准之一。在继承前代任侠风格的基础上 ,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了以忠勇为核心的任侠精神。     

两汉时期山东冶铁手工业的发展

<正> 冶铁业是汉代三大手工业(冶铁、铸钱、煮盐)之一。山东在汉代冶铁手工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试就两汉时期山东冶铁手工业的发展情况作些探讨,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正。汉代山东冶铁手工业在春秋战国冶铁业的基础上又有了很大发展。考古发掘的大量材料证明,汉代冶铁业的发展是战国时期所无法比拟的。例如,临淄齐故城发现的汉代冶铁遗址,约有四十万平方米     

河洛谶纬与刘歆

河图、洛书传说在春秋战国以来久已行世,但对其内涵意义迄无明确说明。据现有文献考察,赋予其内涵意义以明确说明者实乃刘歆。刘歆的说明不仅赋予汉代谶纬以基本的思想内容核心,也奠定了汉代谶纬研究的基本意义理路框架。这是汉代谶纬研究的基本着眼点,必须给予足够的注意。     

西汉儒士身份的悖论性统合与精神苦闷

春秋战国时期的游士风流成为西汉士人不言而喻的人格追求与文化价值表达的参照。不过。汉代毕竟不同于战国，士人的自我寻租的选择空间在大一统的专制政治格局中日益逼仄。士人希望自己所尊崇的学说能够最大可能的实现其政治价值，这是从孔子以后儒家的最重要的理想；然而学术一旦被权力认可，变为政治意识形态时，学术本身的生命力也就随之熄灭了，作为学术主体的士人也就成为意识形态的客体。这是汉代儒士的身份特征与苦闷的症候。     

历史气候与两汉农业的发展

汉代与春秋战国以来同属一个温暖期 ,这一历史时期气候的相对温暖与湿润 ,带来了丰富的水资源 ,并使土壤与植被都处在良好的自然循环状态。汉代农业的发展状况 ,诸如农作物布局的变化、农产量的提高以及农业经营方式特色的形成都与之息息相关。     

汉代易学对理想政治制度的追求及其演进

春秋战国时期,包括《易传》在内的儒家政治哲学对治乱兴衰规律、国家治理之道的探讨,为儒家政治哲学最终取得统治思想的合法地位,做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易传》是汉代易学的思想基础与理论依据,汉代易学在宏观上参与了两汉统治秩序的构建,体现了儒学作为汉代统治思想的政治性意义;在微观上基于天人感应、阴阳灾变的神道设教体系的建立发挥了其借阴阳灾异占验、吉凶祸福预测对国家治理予以指导和调节的工具性作用;在汉代易学的政治实践过程中彰显了其对理想政治制度的追求与探索,肇始于《周易》古经和周初先王的儒家德治思想体系也在汉代易学的政治实践中持续完善。     

史官文化与巫官文化及宗教神话之关系

最初的史官是巫祝的一部分，属神职人员。交官从巫祝分离是在春秋战国开始到汉代完成，史官文化延生于王官文化的母体之中。史官文化表现出与巫祝文化不同的追求，由于时代的限制，交官文化追求的是对人事的重视，当然它屯不能摆脱对神的尊敬态度。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士阶层直接参预史官文化的序列，从而开创了史学文化的新局面，史学从史官的手中解放出未，直接强调文学为现实政治服各，以史为鉴，把历史的研究置于统一的文化氛围之中。以司马迁为代表的新史官文化是在全面检讨先秦旧史官文化，对巫祝文化的扬弃基础上实现的。     

汉代经济政治原论

汉代经济政治原论刘斯翰一春秋战国之际，中国社会发生了“质变”性的深刻变革。这是中国现代历史学界的共识。变革的表现，从经济上说，是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从政治上说，是“任人唯贤”的官僚制取代了“任人唯亲”的世官制。这也是为绝大多数学人所认同的。然而，对于这...     

论汉代文化的基本特征

汉代文化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得到总结的直接产物,是中华传统文化成熟的标志,它突出的基本特征是多元文化基础上的统一和统一条件下的文化多样性,共生并存。汉代文化表现出了多元性、统一性、包容性、和谐性与创造性,使中华传统文化具有了“博大兼容”的特点。既能坚持本土文化的传统,又能不断吸纳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来丰富自己,为己所用。而这恰恰是中华文明在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文明相继中断或转型之后,仍能唯一延续至今的根本原因。     

《史记·酷吏列传》之我见

《酷吏列传》是司马迁采用专题形式深刻反映汉代统治者实行严刑峻法以加强中央集权的史传杰作。传中记载了十多个酷吏 ,对于酷吏的为人为政以及酷吏制产生的必然性和它造成的负面影响给予了客观公正的评述 ,否定了酷吏奸猾、媚上、凶残、骄恣等恶行劣迹 ,也肯定了他们廉洁、任侠、尽忠职守、执法不避贵戚等好的品行 ,可谓是非分明 ,褒贬得当。至于那种认为司马迁全盘否定酷吏及酷吏制的传统观点 ,我们对之应认真加以辩正。     

论汉代"敬老"道德的法律化

道德法律化是汉代重要的社会现象,是汉代道德和法律发展的重要特点。湖北江陵张家山汉简的出土,进一步向人们展示了这一方面的具体情况。本文结合传统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特别是张家山汉简中的《二年律令》1,对汉代“敬老”道德的法律化问题谈一点认识。一对社会人口中年迈高龄者即老年群体的尊侍敬养,是中华传统道德文化的特色。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先秦时期,至迟在殷周之时就形成了敬老的社会道德风尚。春秋战国时期各个学派普遍重视敬老,如孔子曰:“上敬老则下益孝,上尊齿则下益悌,上乐施则下益宽,上亲贤则下择友,上好德则下不隐,上…     

汉代山东制陶业的发展

<正> 山东是我国古代陶器发源地之一。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出土的大批灿烂夺目的陶器更在全国处于领先的地位。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在制陶技术方面,是当时各国技艺最高的国家之一。两汉时期,山东的制陶业又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是全国制陶业比较发达的地区之一。要研究汉代的制陶业,就不能不对山东制陶业有所了解。     

春秋时期对西周传统礼乐的重视与运用

自汉代以来 ,“礼坏乐崩”一直作为对春秋战国的经典描述 ,事实上 ,就春秋时期而言 ,西周传统的礼乐虽然在不断遭到破坏 ,一些原来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礼乐规定被改造或僭越 ,但同时西周礼乐的社会功能并没有随周王室的衰落而减弱 ,反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不同的方式受到更普遍的重视和广泛的应用。表现出传统与时代、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复杂性     

贾谊儒学的思想来源

春秋战国后期 ,诸子各家思想已逐渐形成融合统一的趋势。贾谊积极吸收各家思想之精华 ,完善、成就自己的思想体系。他以道家的形上学为立基 ,以儒家思想为落脚 ,建立思想的本体框架 ;以“法”为辅 ,以“礼”为主 ,形成政治理论体系。贾谊虽吸收多家思想之精华 ,但始终没有离开儒家思想这一中心 ,为汉代儒学的重铸作出了积极贡献     

论中国传统社会关系的拟宗法化——“宗统”与“君统”的分与合

本文以汉代为例 ,论述了春秋战国以后“宗统”和“君统”的关系。文章认为 ,春秋战国以后 ,“宗统”和“君统”是一种分与合的关系。所谓“分”指“宗统”和“君统”已形成各自系统 ,独立发展。所谓“合”指分离后的“宗统”和“君统”紧密相联。二者联系的方式可称之为拟宗法化。拟宗法化的主要内容是非血缘的等级关系天——君——臣——民被饰以父子关系。随着拟宗法化的确立 ,“宗统”和“君统”的发展进入了第三个时期。它的建立 ,反映了封建专制的加强     

孔孟的矛盾方法论初探——兼论儒学的包容性

春秋战国,诸子蜂起,百家争鸣,至汉代武帝时,儒学定为独尊.在此后的2000余年中,虽历经各种冲击,儒学却始终在传统文化中保持主体地位.这一历史文化现象颇引人注目.统治者提倡、统治阶级需要固然为重要原因,但也不能忽视,儒学自身的包容性,亦为其生存、发展提供了内在基础.对儒学的包容性,可以从多方面进行研究,本文试分析孔孟的矛盾方法论,对此问题略作探讨.     

试论春秋战国时期秦国的赈灾

试论春秋战国时期秦国的赈灾蔡万进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自然灾害发生频仍的国家，历代统治阶级无不把救灾防灾作为其治国的重要任务之一。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亦不例外。可是，学术界却无专文论及。本文拟就此问题予以探讨。一、春秋战国时期秦国的灾况有关秦国自然灾害的...     

汉代谶纬兴起的文化因素分析

谶纬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它的兴起有着广泛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基础。春秋战国时齐学家们整合的阴阳五行"思想律",为谶纬提供了阐释社会现象强有力的工具和理论框架。儒学被定于一尊,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为谶纬获得政治的强势地位提供了攀附的基础。汉代浓厚的神秘主义思想信仰是谶纬得以兴起的社会文化土壤。中国汉字产生的神秘过程和汉字结构特征也为谶纬的制作者提供了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