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盛唐的工商业

唐代思想家文学家韩愈在《平淮西碑》中概括了唐前期政治、经济的发展关系,指出“高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休养生息;至于玄宗,受报收功,极炽而丰。”①可见,就经济发展水平而论,贞观之治远不如开元之治,也许这与盛唐之称不无关系吧! 盛唐是以开元盛世、“海内富实”②,载入史册的。唐玄宗年间农业的发展,论者不少,工商业的繁荣则谈得不多,本文试图从此入手,描述一下当时经济发展的面貌。     

论唐代的宦官政治

唐代的宦官之祸“始于明皇,盛于肃、代,成于德 宗,极于昭宗”。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大致勾画了 唐代宦官政治的兴衰过程。宦官政治对于唐朝中后期社 会的兴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此,研究唐代的宦官政 治无疑将会有助于深入了解唐代中后期的历史。本文拟 就唐代宦官政治的演变过程及其在唐代中后期的作用谈 几点浅薄之见。 一、唐代宦官干政之始 唐代宦官干政是从玄宗时开始的,以宦官高力士为 典型代表。他在开元初即被授为右监门卫将军(正三 品),知内侍省事。天宝初,增授高力士为冠军大将军、 右监门卫大将军,进封渤海郡公;天宝七载,加骠…     

再论唐代尚书省四等官制的执行——以长官、通判官任职情况为中心

四等官制即长官、通判官、判官和主典共同判署文案,是唐律规定的官府行政运行模式.唐前期,尚书省六部在某些时期,由于长官或通判官缺任,只有三官判案.唐后期,除户部外的五部文案处理情况墓本同于前期.唐代前后期行政运行模式没有实质改变,反映了唐宋变革之际,玄宗以后诸朝对前期制度改革的同时亦有继承.     

理智与欲望的冲突——唐人小说中帝王形象的文化透视

唐人小说以相当的篇幅塑造了隋唐时期的一系列帝王形象,其中隋炀帝、唐太宗和唐玄宗三者最为典型,各有其代表性.隋炀帝是纵欲亡国之君,唐太宗为英明创业之主,唐玄宗则前后期各居其半.三人的共性特征是皆绝顶聪明,其成为明君与昏君的关键就在于;在理智和欲望的冲突、碰撞中,何者取得主导地位.唐代士人以鲜明的形象、生动的情节、传神的细节等小说艺术强化之,寄寓了企盼"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再现于当代的文化心理.唐人小说中的一系列帝王形象典型.蕴涵着丰厚的思想文化内涵,具有超时空的认识意义和审美价值.     

唐宋时期兴庆宫的变化

兴庆宫是唐代的皇宫之一,位于长安城东部的隆庆坊。唐玄宗时候陆续开凿龙池,修建勤政务本楼,花萼相辉楼,沉香亭等殿宇宫室,成为玄宗长期生活的寝宫,是玄宗一朝的政治统治中心。宋代的兴庆宫是一座以兴庆池为主的园林,它不仅是文人雅士经常修楔泛舟之地,而且更是广大劳动人民休息游览的地方。本文主要从唐宋时期兴庆宫的范围、政治地位和社会价值三方面论述其由唐至宋的变化。     

李多祚与八世纪初唐政局之变

《李多祚墓志》《李承嗣墓志》及《大唐故杨夫人墓志铭》对于补正和理清李多祚籍贯、参与神龙年间的政变等事实细节颇有价值。据墓志及传世文献所载，可推测李多祚籍贯为盖牟城，其家族于贞观十九年(645)入唐。自地方入长安后，他为唐王朝四处征战，并官至右羽林大将军。神龙年间，李多祚两次参与宫廷政变，其个人命运也随政变的结局而大起大落。此墓志在反映李多祚相关信息的同时，也凸显睿宗、玄宗对朝野政局的调整与掌控，得以窥见8世纪初唐政变之原貌。     

六朝至唐取士标准的调整与中唐士风的转变

六朝至唐代的选官标准主要有经术、德行、辞章和吏能。初盛唐时期这些标准有论争也有融合，如儒学派批评辞章派体性轻薄。在张说、张九龄的引导下产生了以兼擅礼乐、文章为特征的盛唐文儒，是经术、辞章两项标准的融合。盛唐文儒不屑吏事，和李林甫代表的吏能派产生过论争。“安史之乱”后，出于整顿士风的需要，德行成为首要的取士标准；“黜华用实”的用人政策和经世之学的兴起使吏能受到重视。贞元、元和时期，德行、文章、吏能三项标准趋于融合，“君子儒”成为理想官员的人格范式，这对中唐士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论武则天当政时期的经济形势

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唐代前期的经济形势呈“U”字形,即贞观、开元时期是高峰,武则天当政时期是低谷。这种观点颇为流行,成为某些学者否定武则天的根据。事实上,唐代经济在“贞观”之后并未跌入低谷。武则天当政后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经济的措施,使社会经济呈现出持续发展的态势。正因为如此,在唐玄宗统治的开元年间,才能迅速出现经济繁荣的太平“盛世”。     

官“瘦”乃有天下肥

读史,见唐玄宗与其侍臣有此对话:问:韩休为相,陛下殊瘦,何不逐之?答:我貌虽瘦,天下必肥。吾用韩休,为社稷耳,非为身也。显见,正是由于李隆基在统治前期忧国忧民、殚精竭虑,甘于以自身之“瘦”换取天下之“肥”,方有“开元之治”的大唐盛世。其实,中国自古不乏己“瘦”而“肥”天下者。一代名臣海瑞客死旅店时,宦囊     

唐代营州都督府相关问题探赜

营州都督府是唐前期东北边疆的最高军政机构,其所领城傍羁縻州数量随少数部族的归附与东北边疆的动荡存在着动态变化,营州都督府的级别也随着这一变化而经历了从上都督府到下都督府的变动。在唐王朝统御东北边疆诸族、管辖与控制东北边疆过程中,营州都督府的职官具有较强的军事特点。契丹叛唐后,营州都督府移治幽州的时间,应在神龙元年(705)。玄宗开元二十八年(740),营州都督府最后被平卢节度使府所取代。     

20世纪30年代北平现代主义诗人文化心态分析

“地之子”的自我形象与“乡下人”心态 ,是生活和创作于 1 930年代“文化古城”时期北平的一批诗人作家们的一种特殊文化心态。这种心态反映了他们在“现代”与“传统”之间的文化选择、向往“自然”、“原始”美的审美趣味 ,以及坚守纯文学立场的文学信仰等多方面思想内涵 ;同时 ,更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文化古城”时期北平独特的文化背景与社会环境。     

弘扬民族文化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一) 在我国近代历史发展中,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一直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全面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潮,一直阴魂不散,曾出现过三次高潮. 第一次全面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高潮,发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历史发展中曾有着伟大的历史功绩,这已被历史所证实.但是,也无可否认,在新文化运动中,采取了新文化与传统文化完全对立的态度,在批判封建礼教的同时,全面否定了中国传统文化。1929年.胡适为《基督教年鉴》写的《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一文中,反映和代表了这一思潮的观念.在文中首次使用了“全盘西化”这个提法,他认为:“我们必须承认我国情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他说:“我们     

从“去塞求通”主张的提出到“言论独立”思想的破产——试论梁启超新闻思想的三个阶段

梁启超一生的办报思想,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是戊戌变法时期,也就是资产阶级新闻思想萌芽时期.梁启超提出“去塞求通”的办报主张,概括出报纸是国家耳目喉舌之用的新闻观点,集我国19世纪下半叶维新派人士办报思想之大成.二是辛亥革命前期,也就是资产阶级新闻思想的发展期.随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形成并分化为阶层,梁启超吸收了西方资产阶级进步学说,提出了典型的中国近代民族资产阶级上层自由主义新闻理论系统,即形成了     

宋代中央机构剖析

两宋中央机构包括政务机构、监察机构和皇宫、京师禁卫侍奉机构三个部分。其中的政务机构,以北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元丰官制改革为界线,分北宋前期和元丰改制后两个阶段,兹分述如下: 一、北宋前期中央政务机构两府、三司制的建立北宋前期,国家最高的政务机构为中书门下,其治事之所称政事堂,即宰相办公处。中书门下省称“中书”,与枢密院对掌行政、军事大政,号称“二府”。又有三司,掌国家财政。“二府”与“三司”构成了北宋前期中央     

唐代法相唯识宗衰败原因新探

在玄奘弟子中,窥基、普光无疑占据着中心位置,特别是窥基完成《成唯识论》正式确立核心地位,也由此成为唯识宗的实际领袖,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自武则天执政起,因玄奘僧团前朝色彩浓重等原因,而与以窥基为首的慈恩寺系关系紧张,佛教的中心也偏移至西明寺.正因为此,窥基在最应发展唯识宗的时期被逼离开长安,赴各地行化,唯识宗也逐渐脱离佛教的中心舞台.玄宗之时,唯识三祖慧沼因犯金刀之谶及坚持弥勒信仰等因素,正犯玄宗禁忌.这无疑促使唯识宗彻底走向衰败.     

传奇文化老人李正中

在沈阳,有这样一位文化老人.他有着传奇般的经历,在20世纪东北文学史和书法史上有着突出的成就和地位.因此,崔永元在中国传媒大学的口述历史研究中心,从东北选中的唯一一位口述历史的人就是他. 一 他是东北沦陷时期的重要作家.在国破家亡的14年里,曾以柯炬、韦长明、李莫、韦烽、里刃、靳革、紫荆等36个笔名发表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小说,是东北沦陷时期笔名最多的作家;出版了长篇小说《乡怀》,短篇小说集《笋》《走向旷野去的人们》《绿色的松花江啊》《炉火》,散文集《无限之生与无限之旅》,诗集《七月》《春天一株草》等8部作品;和妻子朱媞一同与吴郎和吴瑛、山丁和左蒂、柳龙光和梅娘并称为“东北四大知名夫妇作家”.     

郑广文祠

郑虔(685—764),字若齐(一字无谦),原藉河南荥阳,学识渊博,是盛唐时的著作家、书画家。杜甫以为,郑虔以后,天下从此没有文章了(“文章扫地无”)。玄宗爱其才,特置广文馆,授郑虔为博士。故历代称其为郑广     

谈李白诗歌中表现的白色

李白经常在诗中使用色彩词,这给他的诗歌增添了一种美感。这里,我想列举李白作品中尤具特征的白色,重点谈谈其在表现上的特色。一、比率的考察通读李白的诗歌就会发现,他经常在诗中描写白色(特别是用“白”字),有关这一点的评述已经很多。其中,大野实之助先生在《李太白研究》一书中所载的《李诗中“白”的意义》一文,就是评论李白诗中白色的最早论文。他着眼于李白所使用的“白”字数量之多寡,指出:“……李白的诗歌如此喜欢使用表示色彩的文字,在感觉上给读者以强烈的印象,而其中使用次数最多的无疑是白色。这一点,不是很值得注意吗?”     

寻找最初的“法”──对古“法”字形成过程的法文化考察

“”字是古人对“法”这一社会现象的真实记录。古“法”字由三个部分组成。其中，“水”原于远古禁忌和流放；“”即蚩尤皋陶，是世代执掌军事和司法之职的部族的图腾；“去”是原子争讼的证据制度，由“弓”和“矢”二字构成。“去”与“夷”字字义正相反，“夷”是弓、矢相符，“去”是弓、矢相背。甲骨文中有“”字，至西周金文而产生古“法”字。商末箕子发明了“明夷”即证据制度，这是“法”字含有“去”字的原因。由此可证，古“法”字当在箕子之后、西周初期形成。古“法”字的结构和本义，为我们今天探讨“法”的起源及其特征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南宋“浙东学派”研究的一项硕果

潘富恩、徐余庆师生第三度合作的结晶——《吕祖谦评传》(以下略作《评传》),作为匡亚明先生主编的大型学术工程《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之一种,前不久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刊行了。这是近年来国内有关宋代思想史研究,更确切地说是南宋“浙东学派”研究所获得的一项重大成果。(一) 吕祖谦是南宋时期的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又是个造诣颇深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他生于宋高宗绍兴七年(1137),卒于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字伯恭,学者称东莱先生,为别于乃伯祖“大东莱先生”吕本中,又有“小东莱”之号。溢曰:“成”,学者亦多尊之为“吕成公”。吕氏祖籍山西,后世屡迁,北宋时曾居安徽寿春、河南开封等地。靖康之乱,宋室南渡,曾祖吕好问亦携家南徙,至婺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