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治的正文价值——罗尔斯眼中的国家治理

罗尔斯对正义的思考并非只是停留在哲学层面上的纯粹思辨，他更多地把作为伦理范畴的正义思想与国家的治理实践结合起来，形成独具特色的国家善治思想。国家善治就是国家要在治理中实现正义价值，这就必须从作为规范人们行为的制度入手，设计一套符合公平正义原则的制度，以保障所治理的社会是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为了在全球范围实现正义，还应有一个万民法来调节这个世界；同时善治传统要在代际间实现传承就应该以公共文化形式来宾现。     

公民正义与公共治理

公共治理作为新的社会治理模式,需要政府、机构与公民通过商谈与对话达成共识最终实现善治。其中,公民正义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德性,它主张公民既能自觉地遵循正义的社会制度以及出于对话而达成的社会共识,又能主动地参与公共政治生活以获得社会共识,以及理性地批评与修正缺乏合理性的公共政策,最终实现公民与公共治理的双重正义。     

基层善治的内在因由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微观层面,实现基层善治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环节。群众路线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目光向下"、重视基层的政治思维,为实现基层善治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协商民主主张参与治理的各方以对话协商等方式就公共行动达成一致,促使人们以理性合法的方式表达利益诉求、解决利益矛盾,是实现基层善治的主要方法。总而言之,群众路线与协商民主实质上都是中国共产党通过扩大群众的政治参与来维护群众根本利益的模式,两者之间的相互协同对于推动基层走向善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重塑善治：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建构与实现

乡村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神经末梢”,乡村治理在国家治理中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乡村治、国家兴,能否实现善治既关乎乡村自身稳定发展,更关乎国家长治久安。新时代,重塑善治构成了乡村治理的主要逻辑,而要推动乡村治理走向善治关键在于乡村治理现代化,从顶层设计到具体实施需要以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为标的,不断提升治理效能。在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建构与实现的过程中围绕治理体制、治理制度、治理人才、治理文化和治理模式却存在着实然与应然之间的矛盾,已成为阻碍乡村治理现代化实现的瓶颈。消解矛盾、突破瓶颈需要;优化责权配置,强化乡村治理整体效能;提升共治能力,构建多元主体协调治理格局;培育治理人才,加大乡村治理人才供给力度;拓展文化空间,加快新时代乡村文明建设;简化治理层级,建设数字乡村实现精准治理——从而真正建构起新的善治格局,全面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三大路径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它是由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党建等各个领域的治理体制构成的一个整体结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意味着国家治理的基本制度符合时代潮流,现代化的治理必定是公共治理和善治。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总体上是好的,是适应我国国情和发展要求的,但还有许多不足,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要改进这些不足,需要以定型和强体为主线、以统筹和协调重大关系为前提、以法治和核心价值观为依托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我国城市治理相关问题简析

城市治理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治理必须遵循社会发展规律,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要求,保障城市民众的权利与尊严。城市治理以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基本线索,同时还融入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基本价值,完成了从精英治理向协商民主治理、从人治向制度公平治理、从维稳治理向安全治理的转型,从而实现城市善治。     

村民自治何去何从——对中国农村基层民主发展现状的观察和思考

19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建立的以村民自治制度为基础的乡村治理秩序,由于制度缺陷和制度无效的双重制约导致了村民自治的制度失灵和乡村治理的失序,从而造成了目前农村地区的严重的治理危机.破解乡村治理难题,需要大胆解放思想,创新乡村民主的发展战略:一方面村民自治要实现从民主选举到民主治理的转型,以协商民主促进乡村治理,渐进培养起农民的公民性格和民主精神,使农村基层民主有效地运转起来;另一方面要重塑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模式,推进地方政府体制改革,建构一个新型的、以乡镇乃至县域自治为基础的地方治理结构,促进乡村治理走向有序和善治.     

论制度道德环境

制度道德环境是道德建设的支点,是指以一定的道德制度和制度安排给社会公众提供道德养成和道德遵守的社会氛围。道德制度是构成制度道德环境的基础性要素;道德主体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自觉是构成制度道德环境的主观因素。制度道德环境的建构依托于制度伦理的建设,并通过社会法制建设、管理制度建设和道德制度的规范化等途径来实现。制度道德环境应遵循社会正义原则、公平原则和诚实守信原则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社会正义及其制度安排与现实建构

社会正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追求和理想状态,更是社会或国家治理的合理性基础。西方世界的政治价值赋予了社会正义自由和平等的基本内涵,但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社会正义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民族性。社会正义不仅是一种理论、一种观念,更是一种实践,它塑造着人类社会生活的秩序,驱动着民主政治的进步。在实践中,社会正义实现的途径是制度正义,包括经济制度的正义、政治制度的正义和法律制度的正义等。社会正义伴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当今世界人类要立足现实,回溯历史,思考未来,科学和合理建构社会正义的实现机制,而在我国就是要建立彰显正义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马克思社会承认思想及其社会正义的追寻

马克思社会承认思想是经历了青年黑格尔时期、完成向唯物主义转变时期、历史唯物主义创立时期、唯物史观确立之后四个阶段而逐渐形成和发展的。对“社会承认丧失”的批判、“社会承认诉求”的肯定、“社会承认理想”的憧憬构成了马克思社会承认思想的基本内容。追寻社会正义是马克思社会承认思想的理论旨趣，为实现社会治理正义提供了价值理路，即消除对社会承认的漠视以维护社会正义，优化物质利益关系以保障社会正义，促进制度优化与心灵安顿以实现社会正义。     

改革开放40年来农村社会治理结构的演进与发展

农村社会治理结构是指在农村社会治理过程中,由国家、农村社会各治理主体在一整套制度安排基础上形成的相互关系框架。农村改革40年来,农村社会治理主体实现了由单一治理主体向多元治理主体的转变,国家、基层政府、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农民个体以及各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多元治理主体相互依赖、相互制约,推动了农村社会治理结构的变迁。具体表现为:宏观国家层面,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的调适;中观乡镇层面,"乡政村治"结构的发展;微观村庄层面,村治结构的优化。总体而言,农村社会治理结构的演变遵循着由外生型治理结构向内生型治理结构转变的内在演进逻辑和善治的发展方向。     

中国现代化的一个全新维度——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两句话作为一个整体,构成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仅是目标和要求,还是我国推进全面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路径,因而其提出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多是从上层建筑方面来提出的现代化,突出的是通过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适应性调整,来进一步激发社会活力,加快生产力发展步伐。由此可以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全新维度。我国现行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经过历史和实践检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不仅独具特色,而且有着巨大的优越性。一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既要符合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规律,也要体现本国特色,与本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关系相适应。就我国来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目标取向的,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因此,其标准必须既体现现代社会对国家治理的一般要求,又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特殊要求相适应,其构成要素必须充分反映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和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作为国家现代化总进程的重要组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应当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基本实现,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全面达到。现阶段,应当从四个方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用核心价值观引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二是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三是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重点,全面推进治理主体的治理能力现代化;四是以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为抓手,加快建设法治中国。     

论中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变迁——以治理与善治为视角

社会组织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走向现代化的重要载体,从管理发展到善治,必须在建立健全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框架内,社会组织才能得以发展壮大;实现社会治理与善治的理想状态,需要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变革,而现代社会管理体制的确立也必然有力推动社会治理的进步.从我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变迁的历史进程看,小农经济和计划经济体制严重束缚了社会组织的发展,因而也不存在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和社会治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政府职能转变,社会组织逐步发展壮大,从管理向治理与善治转型,我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变革逐渐适应现代治理的要求.当前我国社会治理体系仍然存在着体制性障碍,只有全方位的实施管理体制变革,才能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由治理达到善治.     

治理理论的内在紧张

治理理论是在回应传统公共行政弊端的基础上产生的,是一种协调、互补性的理论.它主张多元主体在协商基础上的合作,实现一种善治和最终的社会正义.治理理论的这种逻辑结构决定了它要伴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扩展与丰富,也导致了理论本身存在着内在紧张.     

乡村善治背景下提高乡镇基层领导素质研究

乡村善治要求乡村社会中各治理主体都发挥积极作用,从而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在此过程中,重点是要改善乡村治理环境,协调各治理主体的利益关系,形成治理合力,发挥治理的整体效应,这一切的关键在于提高乡镇基层领导的素质。因此,按照善治基本要求,通过多种途径来提高乡镇领导素质,有利于更加有效地促进乡村善治的实现。     

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的适用性分析 ——以对受害人的救济与事故预防为视角

在风险频发的社会背景下,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的确可以通过保险赔付在相当程度上确保对受害人的有效救济,从而实现分配正义的目标;但立法者的考量往往应不限于此,还需考虑采用特定的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相较于其它替代性救济制度,是否能够以更小的社会总成本来实现上述强制责任保险制度所针对的风险的预防和治理。本文采用法律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先分析使用强制责任保险制度在法学与经济学上的原因,进一步比较分析强制责任保险制度同其它替代性制度的优缺点,认为应通过制度优化来解决采用强制责任保险制度可能带来的"道德风险"问题,以更小的社会总成本来实现风险的预防和治理。     

论中国政府治理与善治的实践与探索

治理与善治既是一种全新的政治分析框架,又是一种先进的现代统治模式。它强调公共权力的社会化配置,需要成熟的市民社会的现实支持。合法、透明、责任、法治、回应以及有效构成了善治的精神内核,民主发展的最终结果促进了治理的实现。中国2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程是一个逐渐走向治理与善治的过程。经济市场化与政治民主化的努力,法治与德治思想的提出,政府主导型治理道路的确立,村民自治、社区建设、电子政府等典型案例的展开,标志着中国在走向善治的道路上取得了突出成绩。然而,善治之路并不平坦。舶来理论的本土化、治理失效问题的解决、第三种力量社会整合功能的发挥,都向我们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制度化吸纳与一体化治理:传统社会的乡村治理

在传统社会,我国以农业立国,乡村社会的稳定是国家秩序稳定与延续的基础,对其进行官治主导的治理就成为制度化的必然选择,而官治的刚性缺陷、国家能力与资源的有限性制约了官僚体系的治理能力,实现治理乡村社会的目的需要新的可控制的治理权威。乡村社会中既有的宗族权威作为一个有效的联合对象,成为官僚制度吸纳的另一个权威体系。这样,在传统乡村社会就形成了官治主导、族治辅助的一体化治理。     

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国家治理效能提升的关键

制度建设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是国家治理效能提升的关键。通过制度建设,实现各项制度的有效运行,激活制度资源、优化制度生态、激发制度活力。新时代,国家治理效能的提升应将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以制度优势证明道路选择的正确性与理论体系的科学性,以制度理性弥补人性与人的能力的局限与不足,以制度力量保障科学发展,以制度文明为良法善治提供基础,以制度执行力兑现神圣和庄严的执政承诺。     

民生幸福意域下的政府善治

民生幸福是民众根本利益的现实诉求,是衡量社会发展与社会治理效果的根本标准,同时也是衡量社会改革发展合法性的应然尺度,对于一个社会的治理来说,实现民生幸福才是最终目的。政府善治是政府与民众合作、追求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治理理念和方式。政府善治与民生幸福有着内在的贯通性：民生幸福、安居乐业,社会方能长治久安;政府善治是民生幸福的外部条件和手段,只有实现政府善治才能为民生幸福提供丰富的社会公共资源,从而保障民生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