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与创新:农业税免除后中国乡村治理结构改革分析

取消农业税后中国农村治理结构的改革与完善是必须研究并加以解决的重大问题。本文的研究表明,取消农业税等于拆除了收费平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乡村债务化解和乡镇财政运行等重大社会经济问题便尖锐地摆在人们面前,从而使得乡村治理方面的矛盾日益凸现出来,倒逼着乡村治理结构改革;而实践把乡镇改革推到改革的最前沿,乡镇成为农村治理结构的关键环节;乡镇改革的最终目标是打破现有框架结构基础上的重建农村治理结构,即实现乡镇自治;要完全一步走到乡镇完全自治模式,是有一定难度的,必须有一个过渡期,在过渡期内实现乡镇政府职能转换。     

“乡政村治”:一项关于农村治理结构与乡镇政府职能转变的个案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治理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农村基层政权和社会管理体制上逐渐形成了“乡政村治”格局,即在乡镇建立基层政权,对本乡镇事务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能,乡以下的村建立村民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对本村事务行使自治权。村民委员会由村民民主选举产生,代表村民的意愿和利益。本文以个案研究的方法分析了农村治理结构的现状和“乡政村治”面临的困境。     

论富人治村——以浙江奉化调查为讨论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在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出现了农民的经济分化。受此影响,中国农村基层治理中出现了富人治村的新的治理景观。富人治村既是农村经济社会分化的产物,又是农村基层治理制度安排尤其是党建指导思想促成的结果。富人治村具有局部的合理性,同时,富人治村可能带来严重村庄政治排斥。在取消农业税的背景下,当前中国农村基层治理,应该主要是发展基层民主,而不是求助于富人治村。     

"后农业税时代"乡镇结构与功能变革之分析

农业税取消后,中国农村步入了"后农业税时代",财政压力迫使乡镇体制进入强制性制度变迁轨道.现行的乡镇政权体制与当前农村发展的政治、经济形势不相适应的矛盾日益突出,"后农业税时代"乡镇结构与功能应进行变革.在变革路径上,"帕累托改进"是改革路径设定的理论基础,乡镇有限自治是改革路径的一种构想,同时,在乡镇有限自治模式下,必须科学定位乡镇政府职能.     

数字经济时代基层治理中公共服务供需问题研究——以电商村为例

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电子商务嵌入到农村社会后，对农村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产生了广泛且深刻的影响，同时对电商村的基层治理方式提出了新挑战和新要求。基层政府如何调试治理方式以适应农村电商日新月异的发展需求，成为能否持续发挥农村电商推进乡村振兴、共同富裕进程等功能的关键所在。然而，基层政府治理电商村时在公共服务层面出现了一系列供给与需求非适应的表征。基层运作中存在的条块冲突凸显、地方精英截留电商资源、农民网商选择有限等问题导致了治理困境的持续复杂化。面对农村电商的治理困境，文章提出重新理顺基层政府权责关系、建构保护型的电商发展模式、改变制度设置等政策与实践建议。     

农业税减免后黄山市乡镇政府职能转换的现状及其对策

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农业部、国家税务总局于2004年联合下发了中央一号文件《关于2004年降低农业税税率和在部分粮食主产区进行免征农业税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决定2004年降低农业税税率，并在部分粮食主产区进行免征农业税改革试点。农业税的减免，不仅给农民带来了实惠，也为加强农村基层工作，进一步改善农村党群、干群关系提供了重大机遇。同时，我国发展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新阶段，对当前农村乡镇政府工作提出了新要求，乡镇政府职能应时实行转换，实现了“服务型政府”职能工作重心的转移。     

新中国农村治理模式的经验与教训

新中国农村治理模式经历了乡政并立、政社合一和乡政村治三个阶段,与此同时,国家权力在农村基层社会的治理中也基本经历了一个下沉、全面渗透和向上回抽的过程。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新中国农村治理模式变迁的主要原因;经济基础的变化决定了新中国农村治理模式的变迁;尊重农民的创造,是党在农村领导方式取得显著成效的重要原因;农村社会治理的成效取决于农民利益的实现程度。当前,发扬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实现国家权力与农村民主自治的有机结合是农村治理应当关注的问题。     

论中国农村村级治理模式创新:复合式治理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村级治理形成一种以村民自治为基础的“乡政村治”模式.在这种模式引领下,中国农村的村级治理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显示出其特有的适用性和局限性.近年来,中国现有的村级治理模式面临越来越多的困扰,显现出不适应社会发展的一面.因此,基于实践的探索,中国应构建新的村级复合治理模式.新模式建构的重点在于:明晰乡村责权关系,发挥“乡政”、“村治”两个主体作用;明确村级“党”、“政”定位,激发村级党组织和村民委员会两个核心要素的积极性;提升农民主体意识,培养自主、包容两种精神;扶持发展民间组织,拓展市场、第三方参与两大救济通道.     

中国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模式的历史沿革与反思

在20世纪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中,我国出现了四种新型的乡镇行政管理模式,即清末至民国时期推行的所谓“乡镇自治”和中国共产党建立的“议行合一制”乡镇基层政权“、政社合一制”人民公社“、乡政村治”二元治理体制。但由于我国小农经济的有限剩余和农业财政能力决定着基层政权的特性及其基本走向,致使乡镇行政管理体制变动频繁且反复无常。从2006年起,随着农业税的取消,标志着我国进入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后农业税时代,应当加快建设法制型、民主型、服务型的乡镇基层政府,不断提高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水平。     

“后农业税时代”农村问题及对策探究

明年全国将全部取消农业税,这标志着我国农村已进入了“后农业税时代”。当前必须加快农村生产力的发展;缓解乡镇财政压力;加大义务教育的投入以及理顺县乡财政体制关系,才能巩固农村税费改革的成果,才能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进步,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我国农村治理架构运行中的偏差与矫正

“乡政村治”管理体制是适应村民自治的要求而产生的,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乡政村治”在运行中暴露了其在治理架构上的缺憾,导致在实践上的矛盾和管理中的偏差。矫正“乡政村治”管理体制,要明确界定各级的职能定位,理顺各组织之间的工作关系,创造村民自治的良好环境;探索卓有实效的方法,在真实、全面落实村民自治“四民主”上下功夫;从根本上转变农村社会治理的宗旨和理念;以政策调整为主线,加大中央和地方财政对农村的支持与反哺的力度,实现农村社会治理的和谐与村民自治的良性运转。     

取消农业税对农村义务教育投入的影响及对策

取消农业税对农村义务教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通过对鞍山市农村中小学的调研以及参考有关文献,对农村义务教育的现状、存在问题及其成因,取消农业税对农村义务教育产生的影响及税费改革后促进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对策建议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从国家——农民关系的转型看“乡政村治”模式的困境

"乡政村治"模式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与农民关系调整的一种具体探索,但"乡政"和"村治"作为两种异质体制共处于国家与农村社会的边界,在实践中显示了制度设计上的种种不足,而且在新的条件下"乡政"有变为自利性国家经纪的动因.这种体制困境要求对农村的治理模式进行制度创新.     

“有限主导—合作共治”:未来农村社会治理模式的构想

乡政村治的“乡政”与“村治”是组织性质不同,但又共存于国家—社会范式下的制度与模式.面对转型时期中国农村社会的各种矛盾冲突,该模式的缺陷逐渐暴露出来,包括“乡政”与“村治”无法有效衔接;村民自治组织行政化现象严重;农村社会的基层财政吃紧,无法进行有效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农村社会治理模式亟待创新.未来农村社会治理可采用“有限主导—合作共治”的模式.     

村级组织运转和村级公益事业发展中的若干问题研究

本文在深入村域实地调查和入户问卷的基础上,分析了撤并建制村对村级组织建设及基层治理的影响,探讨了取消农业税以后村级公益事业发展趋势及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研究了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指向下的村级组织运转和公益事业建设需求、经费来源和投入机制问题,并就公共财政如何保障村级组织运转和加强村级公益事业建设提出了政策建议.     

村委会与集体经济分离:趋势、困境与对策

当前,村庄治理的政治职能、经济职能和社会职能高度重叠,这种体制导致农村利益形态极其复杂,造成农村治理风险增加。从农村发展趋势看,村委会和村集体经济分离势在必行,这将对政府的管理方式、村民自治、社区建设以及社会融合等产生深远影响。     

协同学视阈下的乡村治理模式研究——基于乡镇政府与农民组织关系的探析

“政府全能”模式、“乡政村治”模式已不适应新农村建设的要求。要构建起一套与新的发展情境相适应的农村治理体系,可以尝试将协同学应用于这一研究,探讨乡村治理中政府与农民组织的定位、功能与协同方式。其中,乡镇政府与农民组织的权责配置是关键。     

税费改革后乡村社会治理的新探索：谯城模式——亳州市谯城区为民服务全程代理制的调查

为民服务全程代理制，是安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突出亮点，也是中国农村税费改革后乡村治理中的又一伟大创造。毫州市谯城区根据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把提高基层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打造服务型政府，作为深化农村综合改革的基本目标取向，规范化、程序化、数字化、制度化地实施为民服务全程代理制，探索出后农业税时代农村综合改革新机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为民服务全程代理的“谯城模式”。     

农村税费改革的设想与举措

当前我国农业税费制度改革，不是对现行农业税制和费制细枝末节地修补，而应做根本性的变革，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因此，费改税方案的设计必须要从宏观的、现实的角度出发，从解决加重农民负担的源头着眼，进行细致的、实质性的改革。结合我国农村实际，我认为，我国农村税费改革的基本思路是：调整农业税，取消“两税一费”，新开农村“两税”，建立农村“两金”。　（一）调整农业税　改革农业税政策，首先应当重新核定农业税计税土地面积和计税常年产量。按照农户实际承包经营的农田数为基础计税土地，在考虑近年土地详查数…     

完善基层治理机构是充分体现村民自治的必由之路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实施,把土地的使用权,即经济权利还给了农民,农村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却是要把公社时期被剥夺的人身自由和民主权利还给农民。20世纪80年代,由于在乡村治理结构上的这两项重大的改革,中国县以下的农村基层出现了一种新的政治模式,即乡政村治(乡镇政权+村民自治)的模式。乡政村治是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基层政治模式,是新时期我们找到的治理农村的最好的政治模式。在乡政村治的模式中,村民自治是乡镇政权的基石。只有奠定好这块基石,才能将社会主义民主落实到农村基层,才能真正实现农民当家作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