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以空间扩展方式为视角

欲有效解决长期困扰我国的“大城市病”,必须彻底扭转粗放的空间扩张方式,注重内涵式增长,构建结构紧凑、生态友好的城市空间新格局.要将城市作为一个由各种功能、要素交互作用、协同运行构成的“生命有机体”,发挥好规划调控和交通定向引导的作用,调整不合理的空间扩展方式,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和功能布局,防止因经济活动空间过度、无序扩张对生活、生态空间严重挤压造成空间结构畸形,提高城市功能协调度.在老城区的更新改造中,要注意调整优化经济、社会、生态等功能区布局,均衡分布各种优质资源,形成若干自足性、独立性强的新的吸引中心,在各中心辐射的范围内,居民不需远距离出行即可满足基本工作生活需求,促进职住统一,配合新城区建设,在大城市城区内部形成多中心和谐均衡发展的格局,以增强整个城市的承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同时,要适时引导大城市中心城区的产业、人口向周边地区疏解,形成具有多中心空间结构、综合功能和整体竞争力更加强大的城镇化地区——都市圈和城市群,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新型城镇化格局.     

上海城市交通政策的优化研究

上海城市交通政策以交通供给和交通需求为主，对当前乃至未来的分析和预测表明，这不足以疏解上海的交通拥堵，还应该把空间结构优化作为重要政策加以实施。最后从多中心策略和就业一居住均衡策略的角度提出了优化上海城市交通政策的思路。     

上海城市非核心功能疏解研究

上海疏解城市非核心功能,必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按照"研发在上海,生产在外面;头脑在上海,身体在外面;关键制造在上海,一般产业链在周边"的发展思路,结合控制"四条底线",逐步将不符合上海城市的部分功能和产业向周边地区及内地有机疏解,减少经济增长"四个依赖",进一步提升城市核心功能和资源配置效率,优化城市发展环境,增强上海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的能力,带动大上海都市圈和长三角城市群协同发展.     

国际大都市疏解城市非核心功能的经验及启示

纽约、伦敦和东京在非核心功能疏解过程中不断整合城市发展空间,提升城市整体竞争力,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从国际经验看,三级圈层结构应当成为上海城市功能疏解的基本模式.因此,应当基于上海各区及周边地区的基本条件,确定上海非核心功能疏解的方向,匹配上海疏解的非核心功能.     

古城功能疏解及实施对策研究——以绍兴古城为例

绍兴古城范围为环城河内约8.32平方公里的区域,分布着丰富的历史遗存,构筑了古城独特的历史文化氛围。但近年来,随着城市快速发展,导致古城内人口大量集聚、道路拥堵、风貌不佳、部分功能与古城保护冲突。加之原先用地结构也不能适应新的发展需求,大量商业、商务、行政事业单位的集聚与文化古城的定位不符,亟待功能疏解。以绍兴古城功能定位为参考,明确非古城功能作为疏解对象,提出疏解策略,从用地、人口结构、交通层面提出了疏解方案,并以绍兴目前的实践为例,提出了疏解后空间再利用三种转型模式。     

论超大城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超大城市是我国城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落实新发展理念、推动社会治理的策源地和前沿阵地,对大中小城市发展具有示范引领效应.我国超大城市发展还存在着治理模式碎片化、管理方式较为粗放、信息传递不畅等问题.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城市治理在资源动员、应急处置、协调配合、服务供给等方面也存在一些缺陷,亟须深入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超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病治理研究——基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思考

加强超大城市的城市病治理,需要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步伐。以北京为例,北京基础设施投资力度持续加大,交通道路、污水处理、能源生产等领域建设能力不断提升,但首都人口密度过大,基础设施承载压力大,地铁覆盖面不够,污水处理缺口大,环境污染严重等城市病问题需要系统性治理。加强北京超大城市病的治理,需要以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指导,加强首都城市圈基础设施均衡化、一体化建设与发展,加大轨道交通设施建设密度和覆盖面,构建首都水生态圈,开发低碳新能源,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周边区域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为疏解非核心功能和产业转移、人口外迁提供重要保障。     

京津冀拓展发展新空间研究

京津冀在建设世界级城市群的过程中,北京和天津的"大城市病"问题以及河北作为京津冀的发展短板问题,均要求京津冀拓展发展新空间.笔者从经济增长、 结构优化和区位条件3个方面分析出下一步京津冀应该拓展的发展新空间是保定、 廊坊和沧州,并指出了三市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和重点.强调京津冀发展新空间时要联合治理环境污染、 加强人才支撑、 提升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水平.     

京津冀大城市化区域的协同性与发展对策

正一、发展的区域空间结构随着人口上升、经济集聚和生产资源越来越多地被挖掘利用,现代社会经济已由以前的只注重时间方面的动态增长,转向更加重视空间结构演化和空间关系优化递进的发展进程。二战结束以来,发展的区域空间结构在一系列的演化中逐渐形成了两大类模式:一类是以美国为代表的经济集聚点和非集聚点的"全国一盘棋模式";另一类是以日本为代表的同构"城市圈"模式。分析     

国际化街区标准指标体系构建:基于深圳实践的探索

国际化街区建设是在我国全面提高对外开放质量与水平的新时代背景下,深圳加快推进超大城市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探索.构建国际化街区标准指标体系对高质量建设国际化街区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总结理论、国外经验和国内探索,归纳了国际化街区开放友好、中外融合、宜居街区、特色文化、活力创新、治理主体和主导产业等七大核心特征,并作为国际化街区标准一级指标;通过基础功能、特色功能、引领功能的分类,进一步细分并设计形成共计57个二级指标.国际化街区标准指标体系具有理论和实践创新价值,为国际化街区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和评判标准.     

北京市产业对外疏解的现实思考

促进产业优化升级与合理布局是北京市当前调整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的重要任务.面对日益显现的产业结构臃肿“体态”,北京市正迎来一次健康“体检”和“瘦身”的机会.而这次能否顺利实现科学“瘦身”并保持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在于北京市能否突破体制性“藩篱”,建立起产业对外疏解的区域协同机制.近年来,有些学者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并发表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     

城市群的空间构成要素及其功能培育

城市群有群核、群集和群网三大空间构成要素,优化城市群的空间结构,促进我国城市群的健康发展,必须培育三大空间构成要素的作用功能。     

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的 发展现状与实施方略研究

建设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对于提高国际地位、 形成我国北方经济新引擎、 解决北京"大城市病"和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等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目前,京津冀城市群在经济发展水平、 创新引领、 区域差距、空间结构和生态环境等方面与世界级城市群还有较大差距.建设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既需要加强创新驱动,提高成果转化能力,搭建连接介质,推进产业和技术转移,也需要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空间体系,建设绿色低碳示范区,促进区域协调、 共享与绿色发展,还需要体制改革、 人才、 资金和土地等要素的保障.     

生态规划理念对滨海新区空间布局的引导

在全球经济快速发展、国家城镇化进程加快、滨海新区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如何将统筹规划、生态集约规划理念运用到城市空间结构布局中是笔者研究的核心主题。笔者通过对“生态规划”理念进行解析，明确生态规划核心思想，并参照天津滨海新区2012年总体规划修编思路和理念，优化滨海新区空间结构，从而提出对滨海新区空间发展指引模式，更好地适应其经济发展，带动区域一体化进程。     

欲治“大城市病”上海须重构市域公共交通体系

“大城市病”主要表现为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生态恶化、资源紧张、高房价等,已成为全球性问题。2016年上海市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了“控制城市人口规模”,并明确到2020年,上海人口总量将控制在2480万人。但根据国内外的普遍经验,特别是像我国这样的人口大国,超大城市仅靠控制人口规模无法解决“大城市病”,更需要从实际出发调整规划、完善公共交通系统,重新调整产业与人口布局,合理安排中心城与新城功能定位等。现阶段的上海首先要重构以地铁网和城际间铁路为主的市域公共交通系统。     

试论中国都市圈发展轨道交通的必要性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目前正在逐步形成以北京为中心的京津冀北都市圈、长江三角洲都市圈、珠江三角洲都市圈三个大都市圈(城市群),而以上三个地区也正是我国最发达的三个地区。众所周知,在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交通“瓶颈”是一个重要阻碍因素。作为先进的交通方式,轨道交通在都市圈发展中具有双重功能:基础性功能和先导性功能。基础性功能是指轨道交通为都市圈经济发展服务,缓解都市圈交通压力,解决都市圈交通拥堵是其直接表现。先导性功能是指轨道交通对都市圈土地利用、产业布局和空间结构的引导和反馈,表现为促进都市圈经济发展、引导都市圈空间结构优化、促进都市圈城市化进程、改善都市圈生态环境等,其实质是轨道交通的交通优势转化为生产优势的过程,最终将改善都市圈的社会经济福利。     

我国社会组织的角色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标志着我国治理模式将由政府管理模式转变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社会治理模式,新的治理模式建立在成熟的公民社会基础之上。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①社会组织作为公民社会的主要载体将在我国治理模式转变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政府和公众对于社会组织有了新的角色期待。但是现阶段,社会组织在运行中未能完全发挥其角色功能。本文将分析治理模式转变中对社会组织的角色期待,其在发挥角色功能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提出针对性的对策。     

国外特大城市人口调控的“减肥瘦身法”及启示

研究东京、伦敦、纽约、巴黎、莫斯科、首尔等国外特大城市面对人口压力问题所采取的治理措施。东京以"规划+引导"等多种调控手段综合运用,实现人口与城市发展相匹配;伦敦打造新城,实现"就业人口与居住职能"同步平衡疏解;纽约注重标准把控和规范管理,以经济杠杆实现人口自发调节;巴黎采用"登记+社保"的模式,实现对流动人口的有效管理;莫斯科动态调整城市人口密度,通过中心城区拆迁改造实现市区人口向郊区扩散;首尔"疏""堵"结合,通过搬迁中心城区行政机构引导人口梯度疏解。国外大城市人口治理的经验,对我国特大城市人口调控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北京城市公共安全治理的进展与经验启示

超大城市、特大城市的公共安全治理是国家公共安全治理的重点和难点.作为超大城市和国家首都,北京在城市公共安全治理方面的模式与经验具有典型意义和借鉴价值.文章从公共安全政策法规体系、应急管理体系、基层治理机制、公共安全专项行动、新技术应用、多元共治和区域协治等方面梳理了北京公共安全治理的一系列布局和举措,并进一步总结和分析了相关经验.对于超大、特大城市的公共安全治理工作,要在战略高度上进行研究和布局,扎实推进治理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紧密融合公共安全治理与城市综合治理工作,形成多主体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新格局.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再思考

自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以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成为学术界的焦点话题，也产生了诸多分歧与争论，溯其根源，就是“非首都功能”这一概念的科学性值得深思，同时需要对其提法以及概念内涵进行重新界定。笔者认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必须要以“首都功能”实现和城市正常运转作为前提条件，应将疏解的重点区域定义在实体地域空间，当前《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所涉及的四种需要疏解的产业类型对于北京的社会经济发展而言并不具备主导能力，因而也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非首都功能”，为了表述更加准确，应缩小疏解范围使疏解范围更加集中，即将提法改称为疏解北京部分“非首都功能”。同时，必须意识到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是一种以政府为主导的“逆市场调节”行为，因而不能过度依赖行政手段，而应以法律手段、经济手段为主。此外，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要与京津冀协同发展相结合，实现高水平协同，而非低水平趋同，下大力气增强周边区域的承载力和竞争力，搭建城市群内部产业支撑平台，缩小与北京之间的社会、经济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