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仁杰在东平的文化活动及其贡献

杜仁杰是严实幕府的重要谋士,且为严实诸子之师。金末元初的严实幕府在东平一带兴学养士、崇尚仁政,修复泰山、曲阜文物,尽最大努力保护和保存了中华传统文化。杜仁杰积极投身于这些活动中,为当时传统文化的复兴做出了重要贡献。     

礼乐文化与传统节日休假制度化

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礼乐文化,它包含着一些至今仍然适用的优秀元素。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是民族传统文化的显著标志,具有深厚的礼乐文化内涵。在当今工业文明高度发达、中西文化相互撞击的时代,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重建礼乐文化,就显得尤为必要也特别重要。保护传统节日,使其上升为国家制度层面,这也是重建礼乐文化的一种尝试。     

礼乐与古代公共阐释空间的创构

礼乐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形态，其发展过程也是不断被阐释的过程。通过层累性阐释，礼乐承载的道德质素固化为基本精神信仰，从而形成了以道德理性为核心内涵的公共理性。公共理性的存在场域是公共空间，它在礼乐的笼罩下不断形成。礼乐塑造公共空间的方式包括显性话语建构、隐性文化渗透和微观典籍阐释。公共理性与公共空间是相对抽象的概念性存在，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从礼乐及礼乐阐释维度讨论公共理性的内涵与形成、公共空间创构以及公共理性与公共空间的关系，是一种实际化、民族化的研究路径。     

严实父子与金元之交的东平文化

金元之际,严实父子治理东平地区近50年,一面招致流亡文士,复兴金源文化,一面兴学养士,为元朝培养了大批人才,也为散曲等多种文学样式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扫除了改朝换代之际文化恹恹不振的局面,起到了发轫元朝自身文化的作用.     

箫审美文化多义性之源流初探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箫具有独特之审美属性。随着历史的变迁,中国文人对它内涵的理解亦在不断丰富。从早期的与礼乐文化的关联到与文人内在品性的融合以致箫心的产生,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基本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历史上对箫意义的各种解释;二是箫在各方面给予文人的心理影响;三是箫运用场合的多样性;四是箫与文人活动的紧密联系。     

"以文会友"交往传统的诗学美学阐释

"以文会友"是中国古代文人交往的基本形式,是文人高雅雍容、文质彬彬的品格风度的体现.它根源于传统礼乐文化,从礼制发展到礼俗,蕴藏着歌诗为礼、缘情放言、"群"而可"兴"的诗学美学内涵,并促进了古代诗歌形态的发展和诗歌创作的繁荣,在中国古代诗学美学史上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礼乐兴衰与晋宋之际"诗运转关" 别解

在东晋礼乐之衰和晋宋之交礼乐之兴的背景下, 礼乐兴衰变化对诗歌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礼乐复兴促成了刘宋诗歌创作的繁荣, 包括诗歌题材的扩大、 内容的丰富、 宫廷诗风的形成、 诗歌语言和形式的更新、 诗乐联系的紧密及文人乐府诗创作的繁荣等. 这些都是对以玄言诗为主导的东晋诗坛的反拨,促进了南朝诗歌基本美学风貌的形成, "诗运转关" 也由此而生.     

传统儒家文化内涵与意义

儒家思想是我国古代重要的思想之一,核心是"礼乐"思想."礼乐"思想在我国古代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现代人对"礼乐"思想文化的传承,是我们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形式.儒家的一些传统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精神文明建设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是复兴传统文化的重要力量,它可以带领中华民族更好地走向世界.     

元初北方四大文化中心的形成与文人的基本走向

汴京城破至忽必烈主理汉地之前,因战乱、政治、学术等因素影响,文人相继向河北、东平、苏门、山西四个地区聚集,进而在北方形成四大文化中心并行的格局。本文梳理各中心文人构成,分析文化中心形成的原因,论述各中心文人共同特点。由文人走向研究,阐明文化中心形成、变迁的规律,是元代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元朝的统一与南北文化的变迁

元朝的入主中原及最终灭亡南宋，统一全国，先后导致了文化田的变迁。首先，其灭亡金朝后，形成北方以大都和东平为主的两大不同特色的文化圈，表现出各不相同的，亚文化特征。其次，在其灭亡南宋统一全国后，随着在战争中对南方文人、典籍、文物等的搜罗及后来寻访遗逸等行动，造成更大规模的南北文化变迁。由于这次文化变迁是在元朝疆土不断扩大的背景下进行的，因此使以大都为中心的文化，还表现出某些胡文化的特色，而江南文化经过这次洗礼之后，别更多地表现出审美的人文精神。这样的文化格局对后来的明清乃至近现代，有着很大的影响。     

壬子年祭天与元朝的国史编纂

壬子年(元宪宗蒙哥二年，1252)日月山祭天，是有元一代的重要政治文化事件，但在元代的不同文献中有关键性细节分歧。经史源分析，可以发现元文宗朝政书《经世大典》将日月山祭天礼乐活动归于宪宗蒙哥，而将碑传史料中所记的世祖忽必烈隐去。考诸壬子年史实，是忽必烈主导了中原礼乐人员从东平到漠北日月山的活动。壬子年忽里台大会期间，以蒙古文撰写的第一部“国史”《蒙古秘史》成书。《蒙古秘史》所载成吉思汗命子孙祭祀不儿罕山之圣训，与壬子年日月山祭天交相辉映。蒙哥重视的是蒙古传统祭祀，虽然他观看了中原礼乐，但并不感兴趣。到元世祖时期，壬子年日月山祭天仍留存在华北民间记忆中，但在官修宪宗实录中却难觅踪迹。元文宗朝编纂政书时，重新宣扬壬子年祭天，而且篡改了仪式、人物等历史细节，以便为元朝首次亲郊造势。文宗朝政书中的这种篡改过的历史书写，直接被明初《元史》的《志》及部分《列传》所继承。元朝宪宗、世祖、文宗时期官方对壬子年祭天的书写与改写，反映了元朝政治文化二元传统的演变与融合过程。     

论中国传统文化的礼乐特色

中国传统的"礼乐"文化是一种以内在超越为特征的文化形态,体现了"礼"的重德精神与"乐"的艺术精神的统一.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相区别,在中国儒家文化语境中,人们不是敬仰和崇拜上帝,而主要是以现世关怀来代替"终极关怀",以伦理的"耻感"与审美的"乐感"来代替宗教的"罪感"和"爱感",最终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礼乐特色.     

论"礼崩乐坏"是儒学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兼以佛教礼乐的发展进程为例

礼乐,是人类特有的文化形式.它对于规范人们的日常行为和激发内心自觉遵守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从两千多年儒学的逐步衰落与"礼崩乐坏"基本同步的走势可以看出,后者是导致儒学衰微的重要原因.与此相反,中国佛教却格外重视礼乐的教化作用,除了引进印度原有的"梵呗"之外,更在很大程度上吸收儒家及其传统礼乐,融合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礼乐制度,成为推动佛教发展的有力因素.即使在佛教遇到外力空前的沉重打击之后,依然能依托礼乐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迅速得到恢复与发展,而儒家却由于缺乏礼乐文化的有力支持,未能做到这一点.这也从反面证明礼乐对于儒学复兴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试论荀子礼乐思想的当代意义

礼乐文化是东亚传统文化的核心,它起源于中国,传播于朝鲜半岛和日本并与其本土文化相结合,形成具有各自特色的礼乐文化传承.以荀子的《礼论》和《乐论》为例,解析了其礼乐论的内容、功能及其当代意义.荀子主张以礼治国,以乐化民,认为“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礼乐皆得,谓之有德”.礼乐文化在东亚地区传承至今,其核心价值依然在发挥着影响.这个核心价值就是“和”的价值     

儒家礼乐文化的东亚传承与影响：基于朝鲜半岛对雅乐之受容的研究

中国传统儒家礼乐文化自古就在东亚诸国广泛传播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雅乐为例的研究，以小见大，可以展现传统礼乐文化在国外被受容的历程及其机制、模式。朝鲜半岛对雅乐的受容经历了从全面吸纳接受到逐步强调本土化、地方化的过程，最终确立起既有自身特色又不背离儒家周礼古制的雅乐。在这个容受的过程中，充满了“华化”和“本土化”的矛盾和张力，“以古为正，端本正源”的雅乐容受思路的出现体现着“华化”和“本土化”的深度融合，也表明朝鲜半岛文化自信和文化自主性的提升。雅乐作为承载着儒家思想和价值观念的载体，作为象征符号，超越了形式本身，并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在朝鲜半岛发挥着道德教化和社会秩序构建的作用。雅乐在朝鲜半岛的本土化、地方化发展，推动了中国儒家礼乐文化的多元化发展。礼乐文化的东亚传承展现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传播之路，在文明互鉴时代对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有重要启示意义。     

秦朝治道与礼乐文化

本文以礼乐文化为参照系 ,探讨了秦朝治道的思想源流及其变迁 ,得出 :“秦治道从来就没有形成礼乐教化的传统”,“治道的格局依然是‘以刑法为主 ,列儒术为诸子之一’”的结论。     

元代礼乐思想探析

礼乐是中华传统文明的象征。蒙元征服中原后，既接受礼乐文化，又以其固有的礼俗与之颉颃。元代的汉族知识分子则坚持“循经通变”、“用夏变夷”的原则，以礼乐文化同化异族，进一步提升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文化意识。     

意境、礼乐文化与身体审美

中国渊源于农业文明的思维方式具有天人合一、身心合一的特点,形成了礼乐文明的融制度、习俗为一体的文化形态,孕育了以意境为核心的审美心理特点。意境建立在身体活动的基础上,身体活动与传统的礼乐文化有着密切关系。梅洛·庞蒂借助于格式塔心理学发现了身体时空感的意义,提出人的各种感官通过身体行为整合为一体,互相转化、渗透。传统审美心理的意境强调动感中的通感、联觉,形成意味无穷的感受想象力,它强调场景和氛围、意境。礼乐文化的风格与身体有着不解之缘,它们都是身体引发的思维、情趣、活动,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格特征。     

齐鲁文化与制度建设

齐鲁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和源头。鲁文化导源于周初礼乐制度,以儒学为主体,质朴务实,注重传统,一切推本于礼乐;齐文化融合农业文化、畜牧文化和渔业文化,具有务实、尚变、开放、兼容的特点。二者融合发展,"道"与"器"兼顾,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清代满族文人文学与民间文学的分野

几乎每个民族的民间文学都构成其文人文学发生、发展、变迁的一个重要资源或推动力量,而清代满族的文人文学与民间文学之间,却存在着相当明显的分野。清代满族的文人文学是沿着汉文学的发展路径并作为汉文学的一部分兴起并发展起来的,而民间文学则沿着满族文学的历史传统,主要以口传的形式传承,形成了二者的分立状态。其原因首先在于满洲民族入关的历史性迁移使满族在地域上分割为原驻地与迁徙地两大不同的区域,也使原本统一的民族文化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与文化环境中成长变迁,其次也是在汉文化的涵化作用下,满族民族文化包括其传统文学被边缘化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