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和诸戎,南抚夷越”——诸葛亮民族政策思想探析

和抚怀柔是诸葛亮“西和诸戎,南抚夷越”民族政策思想的核心,其民族政策思想集中体现在蜀汉民族政策当中.针对南中少数民族,诸葛亮坚持攻心为上、心战为上的指导思想,采取了如下措施:调整郡县设置,以削弱地方大姓、夷王的势力;推行夷汉官吏交流制度,以加强蜀汉政权对南中的管理;重视先进经济文化传播,以推动南中经济社会发展;因俗而治,以笼络南中各少数民族等.而对西部、西北少数民族,也是和抚怀柔与军事镇压两手并用.诸葛亮开明的民族思想和切合实际的民族政策,对民族地区的稳定和蜀汉政权的巩固有着积极意义.诸葛亮和抚怀柔的民族政策思想对当下处理民族和民族问题仍不乏借鉴价值.     

试论汉魏时期南中地区大姓的形成和汉族社会的嬗变

汉魏时期南中地区大姓的形成 ,是由于汉族移民中的一批通晓汉文化、通晓儒学的人 ,主要通过辟召为郡县属僚 ,占据地方权力 ,取得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 ,并使掌控的文化世袭化 ,发展而为大姓势力。他们在东汉末年的战乱中 ,乘机占有原来的编户以为部曲 ,成为称雄南中的军事和经济力量 ,使南中地区汉族自耕农 -地主社会转变为人身依附关系很强的半农奴社会。另外 ,大姓部曲中聘策而来的“恶夷”实际仅在有事时可供利用 ,大姓并未能完全控制 ,造成后来大姓和夷帅结合的局面 ,成为东晋南朝南中地区汉族社会出现夷化的政治前提。     

你知道吗?

“云南”名称的由来有两种说法。一是《云南通志》载:“汉武元狩间,彩云见于南中,遣使迹之,云南之名始此。”《祥云县志》亦载;“汉元狩元年,彩云现于白崖,遂置云南县。”二是见《辞海》注:“旧以在云岭之南得名。”在历史上,《史记》和《汉书》称云南境域为“西南夷”。《三国志》和《华阳国志》称为“南中”。汉元狩元年(公元前一二二年),置云南县(今祥云县云     

周秦两汉西南区域民族地理观的形成与嬗变

在战国秦汉西南开发的特殊历史背景下 ,西南区域民族地理观萌发于战国后期 ,正式形成于西汉司马迁之《史记》。其标志为 :“西南夷”作为秦汉大一统国家疆域中“四夷”之一部的独立地位的确立 ,以及具有鲜明区域特征的 ,以巴蜀为中心划分“南夷”、“西夷”的民族分布布局基本理念和划分方法的形成。经东汉两晋的嬗变 ,两汉西南区域民族地理观呈现出马、班 ,常璩 ,范晔三种明显有别的划分方法和认识观念。周秦两汉西南区域民族地理观萌生、形成和嬗变的客观历程 ,历代史家区域民族地理划分方法和认识观念的形成 ,既客观反映了西南区域开发和民族融合 (华夏化 )的历史进程 ,亦反映了史家所处时代之现实需要和个人之史识、史观     

清代“滇夷图”溯源——国家博物馆、哈佛燕京图书馆、傅斯年图书馆所藏“夷人图”关系考释

古代图像史料的挖掘和整理是历史学、民族学新兴的学术研究领域。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滇苗图说》、台北傅斯年图书馆所藏《滇夷图说》是国内外影响较大的民族图册，近年不断被研究者关注和引用，这两种图册与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滇中百蛮图》有密切关系。本文考释了三种“夷人图”的绘制年代，绘制背景，发现它们均源自清初编绘的《百蛮图稿》,该图稿是清代最早的“夷人图”,对认识云南众多“夷人图”的源流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还订正了《滇苗图说》《滇中百蛮图》图册装裱过程中图说错贴问题，为西南边疆民族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了较为准确的古代民族图像信息。     

先秦时期的民族思想

一提起古代的民族思想,“严华夷之辨”、“异内外”、“夷夏大防”一类歧视少数民族的言语就会闪现在人们的脑际,并且还会毫不犹豫地将它们记到孔子和孟子等儒家代表人物的账上。本文认为,早在孔子以前,我国的民族思想就已产生了（我们称它为“早期的民族思想”）,孔、孟等先秦儒家的民族思想中都含有歧视“四夷”民族的内容,但其核心思想却是认为民族（夷夏）可以变化和主张用夏变夷。这是由他们“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大一统天下观决定的     

唐宋至元代云南汉族的曲折发展

汉族人口进入云南很早。两汉，就有大量的汉人进入，但魏晋期间，进入云南的汉族与当地民族迅速融合，处于“夷化”过程之中。唐宋时期，云南有南诏、大理地方民族政权，它们都是白族建立的政权，这一时期既是云南白族形成、壮大和发展的时期，也是云南汉族的“夷化”进一步加深，出现“白族化”倾向的时期：一方面表现为唐以前进入云南的汉人与当地民族融合为“白蛮”，成为白族形成初期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唐宋时期仍有几十万汉人由于战乱、饥荒流落或市诏。大理政权的掳掠进入云南，但他们地位低下，没有政治权力，缺乏经济基础，被南诏统治者分散杂处于当地民族中，极易被融合和同化，最终基本被融合到白族之中。元代，云南重新回到中央政权的直接统治下，又有大批的汉人以镇守军队、统治官吏和商旅流民的形式进入云南，他们地位较高．有政权力量保护，加上元代云南实行了与内地基本一致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生产关系和儒学文化氛围与内地逐渐接近，进入云南的汉人能够终元一代“保其世籍”不改，标志着云南汉族“白族化”倾向的基本中断，走上了与云南各民族共同发展的道路。     

明代茶马互市政策研究

在我国民族关系史上,自唐代以来,茶马互市在繁荣西北边疆城乡经济,开拓中原与青藏高原的交通茶道、密切汉藏民族关系、促进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藏族人民通过茶马互市获得茶、绵等生活必需品,同时也为自己的土特产品找到了销路,因而把茶道视为“金路”。明人李化龙在《议复开市抚赏疏》中说:“马市为夷货流通之府,胡汉之人胥仰给焉。……夷人以市为金路,惟恐失之。”这充分表     

积极创造和利用条件实现民族经济大发展

改革开放,使各民族经济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同时也出现了一个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即民族地区与先进地区经济差距有越拉越大的趋势。在云南这个多民族的边疆山区省份,这一问题尤为突出。以1991年统计数字为例,人均社会总产值全国为3782元,云南为1972元,其中57个民族贸易县为1146元,三者间各相差一半;人均工业产值全     

贵州少数民族史上若干问题的讨论(二)

古代“僚”人与今日僮、布依、仡佬等族的关系目前基本上有两种意見: 一种意見認为,“僚”是僮、布依、仡佬等民族的先民,是古代这些民族的泛称。理由是:①他們均是古“駱越”發展来的,汉以后出現的“僚”人包括原来“駱越”的成員。②“僚”人分布区与今日这些民族分布地区相同,所謂“俚僚貴銅鼓,岭南二十五郡皆有之”。③“僚”与“葛佬”、“布佬”的“佬”音相同,直至今天,云南文山的部分僮族还自称为“布老”。④这些民族的語言均屬僮傣語族,这也与族別有密切关系。这种意見     

辽金官制与契丹语

金初“因辽旧俗” ,官制更是“踵辽官名” ,因此《金史》中有许多官名与《辽史》相同。本文通过对《辽史》、《金史》相关官名的考察 ,证以女真语词义 ,探知了《辽史》所载契丹语官名的内涵。明了这些契丹、女真语官名的本义 ,不仅可以为辽金史的研究提供根据 ,而且还可为两种语言尤其是契丹语研究提供资料 ,从而推动阿尔泰语系古代语言的研究和蒙古语族语言史的建立     

论多元与互动进程中的政社关系--以越南、缅甸、泰国等为例

从各国多元化的公共管理环境出发,探讨了越南、缅甸以及泰国的非政府组织及其与政府的关系,并对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发展提出了建议.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河南道

河南道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路段,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非常繁荣。此时期的河南道以五世纪中期为界分为初期发展和繁荣两个发展过程,并在当时中西、南北交通、经济文化交流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试论赫哲族传统文化与自然环境的互动和适应

人类同所有动物一样,一直面临着适应环境的问题,这个环境包括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赫哲族在远古时为了适应极为严酷的自然地理环境创造了自己独特的经济文化类型——渔猎文化。这种经济文化类型建立起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达到了人类与自然的完美结合。     

从汉匈关系的角度探讨汉匈民族意识的形成与变迁

本文试从民族心理学视角出发,阐释汉匈民族意识的形成与变迁。先秦至秦汉时期,是汉匈民族形成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汉匈分别在生态—经济方式、政权体系、思想文化等方面形成不同的体系,并随着双方战争、互市、和亲等交往的深入促成了汉匈民族意识的最终形成。民族意识形成之后并非一成不变,尤其是在西汉后期开始,匈奴的经济方式、政治实体性质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并受到汉文化的深层次影响,民族意识发生了很大变化。当然,汉民族意识也在这一时期随着民族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发生了变迁。     

撒拉语和土库曼等语的关系

任何一种语言都有地域特征,撒拉语既有古突厥语的特点,同时又因与周边语言的联系而有自己新的发展。它的突厥语特点代表了几种历史层面,这种层面反映出与不同突厥语群的联系。由于复杂的共时特征和与历史记载的差距,对于撒拉语进行分类是很困难的。根据如下两方面的论述:1和乌古斯语的发生学关系;2和南西伯利亚语和克普恰克语长久的联系,本文提出自己的观点,不同意撒拉语与现代维吾尔语有发生学关系的看法。     

Jewish Geopolitics: Nationalism and the Ties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Land

Professor Yosseph Shilhav's article in this issue of National Identities entitled ‘Jewish Territoriality between Land and State’ is an important addition to the literature on territoriality and national sovereignty. His carefully researched and insightful study of the religious affinity between the Jewish people and the Land of Israel is especially timely because of the urgency that the present intifada has given to the debate within Israel over the political future of the West Bank and Gaza. What is most provocative, as well as innovative, is Dr Shilhav's thesis that the clash of opinion within Israel over the solution to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 is not, as commonly understood, a political debate between ‘hawks’ and ‘doves’, but is rooted in differences of religious interpretation concerning the ‘sanctity of the Land’. It is with this thesis that I take issue.     

海洛因、性、血液及其制品的流动与艾滋病、性病的传播

艾滋病或性病的传播在时空上是不平衡的 ,它是与海洛因、性、血液及其制品的流动以及一系列特定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制度交织在一起的。从一定意义上说 ,艾滋病的蔓延暗示着社会的不平等以及社会变迁与社会文化制度不相协调的问题。本文基于作者在云南四个村落的田野调查以及对河南一个村落的访问 ,对艾滋病和性病在我国传播、蔓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背景做了描述和讨论。     

明清时期山陕商人与青海歇家关系探微

本文探讨了明清时期山陕商人与青海歇家关系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其贸易关系。对明清山陕商人与青海歇家关系的研究,既可探寻明清之际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历史规律,又可为今天西部地区发展市场经济提供一些经验。     

Shas and the resignification of the intersection between ethnicity and religion

Current analyses of ethnicity and religion emphasise the subordination of the one to the other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ollective identities. One line of research perceives religion as a resource of political mobilisation, while another conceptualises religion as the essence of ethnicity. As opposed to these analyses, this article explores how these two markers intersect and constitute each other in the process of identity formation. I centre on the ways Shas, an ethno-religious movement in Israel, mobilises hegemonic ethnic and religious markers of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n (MENA) Jews in order to construct its collective identity. The analysis of Shas’s newspapers shows how, by suffusing religious traditions with ethnic meaning and marking an ethno-class collective as religious, Shas interweaves ethnicity and religion and resignifies their relation. This identity project is intended to redefine the symbolic boundaries of the Jewish nation and to redeem MENA Jews from their marginality. Intersectional analysis as applied in this article explains why different ethno-class and religious collectives imagine themselves as sharing a common identity, illumines why particular identity markers are chosen out of the numerous existing categories, and provides an explanation for the flexibility of social move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