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辈班禅为九辈达赖请免金瓶掣签藏文奏摺—汉文奏摺补释

“金瓶掣籖”是十八世纪末清朝管理西藏事务的一件重大政治措施。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为整顿西藏之政务,特制订并颁布了著名的《藏内善后章程》,其中第一条即关于寻找活佛及呼图克图的灵童问题。从此确定了黄教蒙藏大活佛转世必经清朝中央政权批准始能生效的制度。 “金瓶掣籖”制度建立后,并未具体实施。可是事过十年之后,适逢八辈达赖死,于是能否执行“金瓶掣籖”制度,便面临着严重考验。这集中表现在掣籖与请免掣籖的斗争上。本文所披露的藏文奏摺,即反映了这一全部过程。 嘉庆九年(公元1804年),八辈达赖园寂,首次遇到寻访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理应遵奉《饮定西藏章程》施行“金瓶掣籖,但以七辈班禅额尔德尼为代表的西藏执权者,却请求“变通”金本巴瓶制度。关于此事,在请代历史上过去一般所见仅有汉     

《贤者喜宴——噶玛噶仓》译注（二）

本章译文主要概述第三世噶玛巴活佛让迥多吉的圆寂及其一生的弟子、第四世噶玛巴活佛若必多吉的转世及修习佛法和受戒的过程。第三世噶玛巴活佛让迥多吉于公元1339年因病圆寂于大都。本文记载让迥多吉临终前的遗言及伯颜太师等人前往探视等史实。让迥多吉圆寂后,以伯颜太师和大元国师衮却仁钦为首的大臣们为他发丧。将遗体用檀香和黑沉香火化。皇帝妥欢贴睦尔等人对其舍利进行大供养,并下令为其修建有两座称为“古札达协玛”的影堂。让迥多吉一生的弟子众多,本文详细地记载其弟子多萨仁巴、多丹泽卧、多丹札森瓦等人的事迹,尤其是对多丹札森瓦（即红帽系第一世活佛）的生平事迹做了翔实的介绍。但是对他的圆寂年记载有明显的错误,如将他的圆寂年错记为八十二岁的藏历木蛇年（1365年）,实际应为六十七岁的藏历土牛年（1349年）。关于红帽系第一世活佛的圆寂年在其下文中也有记述,如“若必多吉十岁（即1349年）时,预知多丹札森瓦（红帽系第一世活佛）之逝世。”如此前后文在记载红帽系第一世活佛的圆寂年存在明显不一致的地方。第四世噶玛巴活佛若必多吉于1340年出生在西藏昌都阿拉荣地方的古觉家族。本文记载他自幼就对父母和周围的人说自己是第三世噶玛巴活佛让迥多吉的转世,并能陈述前世活佛在各地的许多事迹。1348年,担任蔡巴万户长的蔡巴·贡噶多吉听到他的事迹后即献上礼品及邀请信,邀请他到拉萨去。1350年他被迎请至楚布寺。1352年受到了推翻萨迦政权建立帕竹政权刚四年的大司徒·绛曲坚赞之接待和信任。此外,我们也看到,在元朝末年西藏混乱的政局,第四世噶玛巴活佛若必爹吉和萨迦、蔡巴、帕竹等教派和地方势力都保持了较好的关系,他曾多次调解地方之间的纠纷,因此,他虽然年纪很小,但是已经有了很高的威望。 另,为了方便读者和研究人员的需求,在译注时根据其内容增设了小标题（原文中未有此标题）,特此说明!     

《红帽系历代活佛事略》

译者说明:藏传佛教是古天竺佛教在藏区社会进行传播过程中地区化的产物。它有许多独到之处,其中“活佛转世”制度是典型的一例,其对藏族社会和历史产生了深远地影响。这一制度最初出现于噶玛噶举的黑帽系和红帽系。至目前已出版、发表的藏汉书籍和文章中藏汉史家对黑帽系诸活佛的生卒年月、出生地方等方面都作了比较详细的记载和研究。而对于红帽系诸活佛的生卒年月、诞生地方以及他们所经历的事迹,除了前几世略有载录和研究外,对其余的叙记甚少,乃至未能提及,至使对噶举派的研究带     

历世嘉木样家族考略

在政教合一制的藏族地区,政教领袖型的寺主活佛及其家族对于其所统领地区的社会历史产生较大影响。本文依据藏汉文史料,就安多地区历史上具有很高宗教地位和声望的拉卜楞寺寺主历世嘉木样活佛的出生原籍、家族背景、家庭成员及其生平事迹等进行了系统梳理,并将此作为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研究的辅助内容。文章最后总结:嘉木样活佛多数出自土官头人家族;嘉木样家族中多出转世活佛;嘉木样家族多与地方上层势力结亲联姻;嘉木样家族僧俗广泛参与寺院及地方的政教管理事务。     

试析历代中央政府重视对活佛转世管理的原因与措施

活佛转世是藏传佛教创立的一种举世独特的宗教传承制度.它自1283年噶玛噶举派开创活佛转世先河后,沿袭至今.本文通过分析归纳,论述了历代中央政府加强对活佛转世管理的原因与措施,通过加强和完善对活佛转世的管理,以促进藏传佛教健康有序地发展、西藏社会的稳定、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     

清代中央政府对大活佛转世事宜的管理

活佛转世是西藏社会进入封建农奴制以后,佛教僧侣集团依据佛教关于佛有三身即法身、报身、化身之说及轮回转世的理论,为解决自身的宗教首领的传承继嗣问题,而建立起来的一种特殊制度。十三世纪噶玛噶举派开创了高僧转世的先例。十五世纪格鲁派兴起后,使这个制度更加完善。到了清代,藏传佛教各教派普遍形成活佛转世系统。由于活佛,特别是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在西藏的政治、宗教、经济等广泛的社会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对这两大活佛转世世系的管理自然成为中央管理西藏地方事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本文要重点讨论的内容。     

清代金瓶掣签制度的制定及其在西藏的实施（续）

金瓶掣签是乾隆皇帝针对活佛转世中的一些弊病而制定的一项重要管理制度,在制定时结合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认定中的一些传统做法和清朝选官制度的签选办法,体现了清朝对活佛转世事务的管理权力。本文对金瓶掣签的制定和在西藏的实施作了详细的介绍分析,为研究金瓶掣签制度提供了详细可信的资料,说明金瓶掣签是清朝管理活佛转世事务的重要历史定制。     

清代金瓶掣签制度的制定及其在西藏的实施（续）

金瓶掣签是乾隆皇帝针对活佛转世中的一些弊病而制定的一项重要管理制度,在制定时结合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认定中的一些传统做法和清朝选官制度的签选办法,体现了清朝对活佛转世事务的管理权力。本文对金瓶掣签的制定和在西藏的实施作了详细的介绍分析,为研究金瓶掣签制度提供了详细可信的资料,说明金瓶掣签是清朝管理活佛转世事务的重要历史定制。     

清代金瓶掣签制度的制定及其在西藏的实施（续）

金瓶掣签是乾隆皇帝针对活佛转世中的一些弊病而制定的一项重要管理制度,在制定时结合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认定中的一些传统做法和清朝选官制度的签选办法,体现了清朝对活佛转世事务的管理权力。本文对金瓶掣签的制定和在西藏的实施作了详细的介绍分析,为研究金瓶掣签制度提供了详细可信的资料,说明金瓶掣签是清朝管理活佛转世事务的重要历史定制。     

清代金瓶掣签制度的制定及其在西藏的实施

金瓶掣签是乾隆皇帝针对活佛转世中的一些弊病而制定的一项重要管理制度,在制定时结合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认定中的一些传统做法和清朝选官制度的签选办法,体现了清朝对活佛转世事务的管理权力。本文对金瓶掣签的制定和在西藏的实施作了详细的介绍分析,为研究金瓶掣签制度提供了详细可信的资料,说明金瓶掣签是清朝管理活佛转世事务的重要历史定制。     

藏族著名学者贡唐·宫却丹贝仲美

<正> 贡唐·宫却丹贝仲美,于公元1762年清乾隆二十七年,出生在甘南减族自治州英武乡浪坎木村(即今之美仁乡得合茂村)一户贫苦农民家里,父名加布江,母名博觉,他自幼聪慧灵敏,五岁时进入扎西曲岭的佐格寺,七岁时被拉卜楞寺认定为二世贡唐仓俄昂丹贝坚参的转世“灵童”,迎入拉卜楞寺生床成为贡唐仓活佛第三世。(他是拉卜楞寺嘉木样活佛以下四大法台之一,这四大是贡唐仓、火日藏仓、萨木察仓、德哇仓;均任过甘丹寺法台,在嘉木祥二世鸠美旺武座下剃度授沙弥戒,取     

报刊文摘

噶玛巴是藏传佛教的一个重要支系,在元代西藏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对其历史的研究曾引起中外不少学者的兴趣。沈卫荣就元代噶玛巴研究中的两个问题,在《中国藏学》1989年第4期上撰文作了论证:一、认为活佛转世制的起源、成因,必须从宗教和政治背景等几个方面去探讨。活佛转世制,其目的是解决宗教领袖的继承问题,它的出现是宗教发展的原因,它的理论根据是佛教的化身和轮回学说。在噶玛巴中首先出现活佛转世制,与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和此教派的特殊地位     

当代藏族著名学者赛仓·罗桑华丹的学术实践述论

文章从文献学的角度分析了有关记载德尔隆寺及寺主赛仓活佛的文献资料,又追踪溯源,探讨了赛仓活佛的转世系统,进而论述了当代学者赛仓·罗桑华丹的学术实践。     

云南藏传佛教

西藏佛教又称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公元十一世纪初,西藏佛教传入云南西北部地区。藏传佛教把印度佛教、汉地佛教和藏族固有的原始宗教本教(俗称“黑教”)融合,形成了突出的特点;云南藏传佛教除此之外,还与纳西族(摩梭人)和普米族原始宗教相结合,从而具有不同于西藏佛教的民族特色。在迪庆地区,藏族佛教实行与西藏相同的“活佛转世制”;在永宁地区,纳西族的藏传佛教实行独特的“活佛借用制”,即在寺庙举行盛大法典时,临时去西藏或康区聘请著名活佛来当地寺庙作长期或短期的讲经说教,或是在寺庙中设一种名为“喇擦”(意为“活佛替身”)的宗教职务。     

青海藏传佛教格鲁派活佛转世族别、地域发微

<正> 活佛转世是藏传佛教区别于其他区域性佛教流派的重要特征,它以其特有的神学理论和组织形式而自成体系。这一制度始于公元十三世纪初,迄今已有七、八百年的历史,公元1193年噶玛噶举派的创始人都松钦巴去世,1204年噶玛巴希降生,由于噶玛巴希幼年出家,刻苦研习佛法,精通噶举派教义,造诣颇深,深得信徒们的推崇和信赖,于是,他被推举为都松钦巴的转世继承人,成为噶玛噶举黑帽系的第二世活佛。从此,藏传佛教各派纷纷效仿,形成了活佛转世制度。这一制度的产生是与西藏历史发展的具体条件分不开的,也是与     

简述策墨林活佛系统的传承与发展

策墨林活佛系统是西藏有名的活佛转世系统之一.这一系统活佛一、二、三世出任西藏摄政王及甘丹寺赛赤,其中一、二世还曾任八世和十世达赖喇嘛之经师,其政教地位非常显赫.这一活佛系统不仅为西藏政教事业作出了贡献,而且还为加强西藏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作出了贡献.同时从这一系统活佛的传承与发展中可看出中央政府对西藏政教事务的有效管理.该活佛系统传承不断,与其历史功绩是分不开的.本文依据所掌握的资料,对该活佛系统的传承脉络作一简述,以求读者对该系统活佛统治有个较全面公正的了解.     

民国时期南路土尔扈特、和硕特部的黄教

本文从寺院、活佛转世系统、黄教对两部的影响等方面对民国时期南路蒙古土尔扈特及和硕特两部的黄教发展状况作了梳理。     

咸丰七年藏军营制变革研究——以《整饬藏军营制章程六条》的提出、颁行和基本废止为中心

藏军营制的完善与否直接关系到藏军的发展和西藏地方的稳定,因此在清代西藏地方史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咸丰五年廓尔喀第三次侵藏战争的爆发及之后《中尼条约》的签订暴露出西藏地方军备废弛的客观局面,驻藏办事大臣赫特贺面对这一形势于咸丰七年提出了《整饬藏军营制章程六条》这一变革藏军营制的方案。《整饬藏军营制章程六条》是咸丰年间在治藏政策上的一次重要尝试,但是这一整饬主张最终却被基本废止,其废止表明清代后期西藏地方局面之复杂性和咸丰年间在治藏政策上的不稳定性。     

玛尔巴与噶举派

“玛尔巴历尽艰辛赴印度,迎请四大教授至雪域;米拉日巴勤修苦炼结硕果,塔波又把法种洒四处”。这首诗概括了藏传佛教噶举派三位祖师的功绩。玛尔巴是噶举派奠基人。经过玛尔巴(1012——1097)、米拉日巴(1040——1123)、塔波拉结(1079——1153)三代人的努力,不到一百年时间,噶举派即告崛起。塔波拉杰之后,分成四支八派,声势浩大。1239年蒙古将军多达那波抵藏,其向阔端(元大祖窝阔台之次子)报告说:“唯噶丹派寺庙最多,达垄巴(达垄噶举)法王最有德行,止贡巴京俄大     

席力图召十一世活佛事略

席力图召是内蒙古著名的佛寺之一，它创建于约四百年前的明代万历年间(蒙古土默特阿拉坦汗时代)。四百年来，席力图召共转世了十一代活佛，这些活佛都是由当时的喇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