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空间叙事的文化内涵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空间叙事以现实空间作为物质载体,反映了古人将世界分为仙、人、鬼三重界的宇宙观,其中的体验空间实现了地理学的想象与历史想象的高度融合。空间叙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自然灾害、农牧业、生物物种等生态环境。宫廷空间叙事反映了皇权统治的暴虐,山水空间叙事反映了社会秩序的混乱,官场空间叙事反映了官场官风的腐败。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空间叙事具有特定的伦理意蕴,仁义礼智信等传统伦理价值观的核心均有所反映。     

新时期官场小说的叙事策略

新时期官场小说以其独特的时代性和深刻性受到媒体和读者的青睐,它在叙事话语、叙事结构、叙事视角和叙事伦理几个方面的叙事艺术上既有对传统的继承也有新的突破。     

试论新官场小说中的伦理问题

20世纪90年代新官场小说的主题已越来越多地涉及官场伦理问题.官场伦理本质上属于政治伦理,涉及从政者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新官场小说反映了政治领域中官员政治公共道德的蜕变、个人道德的沉沦、权力伦理的缺失和伦理关系的失范.新官场小说家对官场政治伦理的广泛关注和深入剖析,凸显了时下官场伦理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暴露官场政风蜕变的同时,流露出对官场政治道德衰变的忧虑.     

孙犁《铁木前传》的叙事伦理分析

从现代叙事伦理的角度分析孙犁的<铁木前传>,这篇小说的叙事伦理存在三种形态,即时代伦理的大叙事和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和传统伦理的民间叙事.作者的叙事策略、创作风格和生活经验是形成这篇小说叙事伦理形态多重性的主要原因.     

《采薇》的叙事伦理分析

《采薇》中颇有争议的"如何理解伯夷、叔齐"这一难点,并不是一个现实伦理问题,而应依据小说的叙事伦理来解答。叙事伦理即各种形式安排透露出的伦理维度。小说通过叙事角度的选择与叙事距离的控制体现出对伯夷、叔齐的伦理同情,而由结构上的人物对位与事件对位及反讽表达的是对自周武王至阿金诸色人物的伦理拒斥。与前期同是"易代"主题的小说相比,《采薇》叙事伦理的复杂化既是现实的投射,也体现了鲁迅对于小说叙事艺术的进一步自觉。     

官场小说的政治文化阐释——以王晓方官场小说为例

政治文化始终是根植于官场小说中的恒定因素,政治传统、政治伦理与政治文明成为官场小说讲述的核心内容,但官场小说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阐释仍然存在无法规避的局限和窠臼,使官场小说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陷入到模式化状态。王晓方的官场小说在对传统政治中的"官本位"思想、官场小说中的"现代性"焦虑和小说对政治表述的可能性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在怀疑和虚无中断裂--论"新生代"小说的叙事伦理

20世纪90年代是个多元化、个体化的时代,"新生代"小说作为文坛的热点,它与过去的文学传统决然"断裂",构成了一种叙事伦理个体自由伦理现.文章选取"叙事伦理"这一独特视角,从个体自由的身体叙事、面向虚无的狂欢等层面深入阐释"新生代"小说的深层伦理内涵.新生代小说总的倾向是滑向虚无而难以回返.这在很大程度上牺牲了"新生代小说"写作本应有的深度与魅力.     

中国古典小说第一人称叙事缺席的文化思考

历史叙事需要干预的绝对自由,它只能用第三人称全知叙事,这就排除了采用第一人称限知叙事的可能;史传的实录原则又要求客观冷静的第三人称叙事笔调,而拒绝主观色彩浓郁的第一人称叙事。小说源于史传,它从其母体继承的只能是第三人称全知叙事,这就从根本上造成了中国古典小说第一人称叙事的缺席。受史官文化影响而形成的尚实审美心理,导致人们狂热的考据癖,加之小说作者与叙事者的等同合一,作者力避以第一人称写作。因为受约束个性为本质特征的儒家伦理文化的长期浸润,作家潜意识中排斥富于个性色彩的第一人称叙事。小说及小说家卑微的社会地位、小说家受文字狱等影响而形成的惧祸意识,都使小说家对第一人称叙事心怀顾忌。     

大清相国清几许 ——论《大清相国》的叙事策略及现实意义

长篇小说《大清相国》是"官场小说第一人"王跃文迄今为止创作的唯一一部历史题材小说,官场仍旧是其主要的叙事场所,它再现了三百多年前清朝波谲云诡的官场风云,塑造了以陈廷敬为代表的满清宦海大臣群像.小说以第三人称全知视角贯穿始终,在对真实历史事件进行合理想象和虚构的基础上完成历史叙事建构,叙事语言的戏剧化倾向以及官场"完人"形象的塑造,使其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文本世界.同时,"等、忍、稳、狠、隐"的五字诀是主角陈廷敬驰骋官场多年所遵守的为官之道和处世秘诀,不仅为古代官场系列小说增添了新的审美品格,于当代职场也具有现实的参考意义.     

20世纪中国现代小说兄弟伦理叙事研究

20世纪中国现代小说兄弟伦理叙事主要在伦理的觉悟、阶级感情的绝对化和人情、人性的表现等维度展开,呈现出鲜明的时代色彩。一方面是思想启蒙、阶级斗争、市场经济等时代话语对小说伦理叙事产生决定性影响,另一方面是小说伦理叙事积极参与20世纪主流话语的价值体系建构。从五四时期到20世纪末,中国现代小说兄弟伦理叙事虽然在具体的表现形态上比较复杂,但整体上保持着与时代同构互动的精神内核和价值指向。一定意义上说,20世纪中国现代小说兄弟伦理叙事镜像式地折射出了20世纪中国现代伦理思想变革的历程。     

中国古代文学中的金银咏叹——兼论明清文学中金银描写的文化意义

银子咏叹 ,与清代世情小说对银子给予人物性格心理影响描写 ,是相互生发的。明清小说中 ,银子成为叙事作品中人物追求的核心目标 ,制约着人物情感。商业活动、官场忠奸斗争等等也离不开银子 ,于是在插入韵文中借助咏叹刻画人物内心就成为一种迫切的需要。这一咏叹模式 ,体现了商人伦理———商品社会表现的重要关目 ,渲染了作品的人文背景和民俗风气 ,对书中形形色色人物的言论行事动因 ,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叙述层次·意识悖论·叙述伦理——从《死亡匣子》看苏珊·桑塔格小说观的转变

《死亡匣子》自出版后围绕它的评论便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且贬抑多于溢美。本文并不在于要对文本进行二元对立式的优劣评价，而是从叙述层次、意识悖论和叙述伦理来厘清对该小说的认识偏差。小说多叙述层的复杂结构，以及对人物晦暗意识世界的关注增加了小说阅读的难度。小说并没有停滞在现代人存在困境和精神荒原，而是具有伦理叙事的向度，表达了小说家对美军在越南战争中集体无意识残忍的批评，以此提升了小说的立论。     

叙事伦理:叙事学的道德思考

在文化冲突攀升、恐怖主义肆虐的今天,探讨中西小说的叙事伦理问题,不仅仅是小说叙事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更应该引起整个叙事学界足够的关注与重视。本文从叙事学的中国道路视角出发,把叙事与道德结合起来进行思考,分析了存在“道德安全”问题的“意识形态眼光”叙事的原因:一是小说叙事中的“污名化叙事”,二是“反伦理”角色代言叙事。为此,本论文探讨了中西小说的叙事原则并上升到伦理的高度:即叙事者(无论以何种身份出现)在叙事时必须遵循的“道德底线”和最高伦理原则。     

小说伦理与“去作者化”问题

进入20世纪,自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兴起以来,小说这种"大众化"的艺术,日渐"精英化"和"小众化",并进入了"怀疑的时代",而"小说的消亡"成为被经常谈及的话题。从历史的发展来看,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及小说创作有着不可忽略的价值和意义,这表现在对传统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创作在内容和形式上的超越意向,从而打开了小说创作的新时空。不过,由于现代主义思潮和小说对传统的全盘否定,过于注重形式、技巧,过于悲观绝望,从而带来了其形式主义倾向、强调小说的人物主宰论、凸显读者主体论等弊病。而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去作者化"倾向,这又必然导致小说创作在伦理层面的"去伦理化"趋势,导致作者道德意识的淡化和伦理作用的弱化,造成作者与人物及读者之间伦理关系的断裂,使得20世纪的现代主义小说理论和小说创作存在流于形式而缺乏伦理建构的弊端。鉴于此,我们应纠正"去作者化"的小说理念,克服非道德化、反交流的叙事方式,以便重归和继承伦理现实主义的叙事传统。     

论“十七年”小说的情感教育与伦理叙事

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间的社会主义建设不仅是深刻的政治、经济革命,而且是深刻的道德伦理革命。在"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中国农业社会以血缘、亲情为轴心的传统家庭伦理秩序被打破,人们的情感方式、道德意识、伦理观念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建国后"十七年"文学承担着"教育和改造人民"的历史使命,这一时期小说中的父子关系、夫妻关系等显示着当代中国社会感情矛盾与伦理冲突的整合与转型,解读"十七年"小说的情感教育模式和伦理叙事方式对理解20世纪中国家庭伦理的"最后之觉悟"具有深刻的人文价值。     

论社会转型期官场小说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兴盛原因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官场小说已经成为目前文学创作中的独特现象,它对急剧转型社会中政治领域的基本状况和政治伦理变迁作了生动真实的反映,并且对当代政治权力建构的正当性和权力基础的合法性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给政治伦理的现代性重建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也以其独特的时代性和深刻性受到媒体和读者的青睐,但其反映社会生活的纵深度仍不够,不少作品失之简单化、表面化,作家创作观念滞后,艺术表现手法单一,人文主义匮乏,创作模式化。为此,本文结合转型期官场小说的特点,分析了当前官场小说的存在问题及其兴盛原因。     

日常生活现场的指认、体认和确认——论王跃文官场小说的创作风格

王跃文的官场小说创作回到日常生活现场,通过对官场日常生活的检视和重排,指认了官场亚文化、潜规则等官场＂不成文规矩＂对日常生活的渗透和绑架;体认了处在日常生活中的官场人物的生存状态和灵魂处境;进而确认了官场中人生存的悖论和困境,构筑出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官场日常生活的审美形式。这使王跃文的官场小说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众多官场小说中艺术风格较为独特的一种美学存在。     

政治文化人格的深度提示——评李春平的两部中篇小说

李春平的官场小说,将权力作为审视对象,透视当代中国官场中某些人的政治文化人格.这集中体现在其<我男人是县长>和<享受权力>两部中篇小说的创作上面.运用情境反讽揭示了政治生活中两种权力意识.     

《金瓶梅词话》中的空间叙事

作为中国第一部专事叙写人间世情(即现实生活)的长篇小说,其空间叙事带给我们许多关于作者、时代和创作诸关系信息。从考查小说叙事空间与作者关系是否是原生空间来看,作者应不可能是某一文人而应该是集体;从考查小说叙事空间与时代伦理要求关系来看,其叙事空间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各有分工,既有社会伦理性的,也有私人自由性的;从考查叙事空间的变易与叙事进程的关系来看,一般性的空间分工在现实中依然错综复杂,人物性格的多样性和故事的复杂性正是在这种错综复杂的空间中得到更为真实的表现,这不是作者创作的任性所致,而是现实本来如此。     

新乡村政权与伦理秩序的想象与重构——合作化小说叙事中的“改造”模式及其阐释

动员、改造农民参加合作化是50至70年代农村题材小说主题表现的重心所在,在合作化小说叙事中,主要是从乡村政权与乡村伦理宗法秩序的重构乃至身体上的"劳动改造"等一系列有着共性特征的情节模式将"动员"与"改造"这一国家话语形象有力地传达出来的。对合作化小说叙事中的"改造"模式予以梳理和挖掘,将有助于从多维的视角透视"改造"叙事背后所潜隐的政治文化蕴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