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泰州学派的“大成之学”

大成学是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提出的关于“外王”的思想学说,该学说的创立,使其思想形成了一个完整体系,为泰州学派以及士大夫服务社会,普及儒学,提供了新途径。其主要内容是尊身尊道和立师道等,它体现了王艮的价值取向和独立人格的追求,同时也体现了英雄精神与保身思想的结合。该理论的实践与发展,对于社会向近代转型亦有积极意义。     

明学以济大同--阳明“致良知”之学的政治维度初探

王阳明有着非常深切的救世之心,“成物”或者说“外王”是王阳明的核心关怀之一,把握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不应忽视此点。王阳明认为世乱的根本原因在于“良知之学不明”,他开出的救世之方是“讲明致良知之学”,显然,其“致良知”之学有着很明确的“外王”旨趣。王阳明心目中的“大同”理想社会是一个人人各尽所能、人人视人如己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只有通过“讲明致良知之学”,使人人致其良知才能实现。     

姚鼐“老年惟耽爱释氏之学”之我见

姚鼐的思想经过由青壮年独尊程朱儒学到老年笃信佛学的变化。其浅层原因,是王文治等人的影响;深层内因,则是由于他被迫辞官后,抚慰其淡泊心态的需要。实则他对儒、佛、道家思想皆有吸纳,都不过是借以为精神寄托和充当文学创作的“门面语”。这给其文学创作带来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影响。     

论“五四”时期李大钊对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扬弃

李大钊早年推崇儒家“内圣外王”思想,希望以儒家的理想人格和良好的国民道德修养改造社会,达到国家强大的目的。新文化运动后,李大钊扬弃了“圣王”思想的奴性消极面,把其积极面和西方民主思想融合,构成了他的新“外王”思想。十月革命后,李大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强调经济改造与人的改造的同等重要,把传统“圣王”思想改造成了无产阶级的理想人格。     

论“五四”时期李大钊对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扬弃

李大钊早年推崇儒家“内圣外王”思想,希望以儒家的理想人格和良好的国民道德修养改造社会,达到国家强大的目的。新文化运动后,李大钊扬弃了“圣王”思想的奴性消极面,把其积极面和西方民主思想融合,构成了他的新“外王”思想。十月革命后,李大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强调经济改造与人的改造的同等重要,把传统“圣王”思想改造成了无产阶级的理想人格。     

试论老子的“内圣”思想

“内圣外王”思想并非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所特有,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同样具有这种思想。老子的外王思想暂且不论,本文讨论老子的“内圣”思想。老子的“内圣”思想,首先是一种道德修养之学。这种道德修养之学以重生为基础,以敛欲为核心,而这两者又分别以尊“道”、贵“德”为归宿。     

“四人帮”吹捧黃老之学居心何在

王张江姚“四人帮”,曾指使其御用文人,连续抛出《论西汉初期的政治与黄老之学》、《黄老之学与汉初巩固政权的斗争》、《法家路线和黄老思想》等大毒草,大肆吹捧黄老“无为而治”的进步性。这种学说有什么进步性?“四人帮”为什么这样起劲地鼓吹它?现在应该还以历史本来面目。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作为“用世之学”(魏源《论老子》)曾经“效用于汉”(《章太炎文钞·儒道》),这是当时社会的阶级矛盾所决定的。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大起义,推翻了“繁刑严诛、吏治刻深”的秦王朝。“汉承秦制”。随之而起的汉王朝,就是在窃取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秦王朝“赋敛愈重,戎徭无已”,激化了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二世受之,因而不改”,导致灭亡。这使     

“内圣外王之道”的衍化

先秦道、儒学术,其宗旨俱在讲明“内圣外王之道”。“内圣外王之道”主要针对最高统治者立论,其基本义为由圣而王,即统治者以德性修养为出发点,凭借自身“圣”之德力悦服、取信于人,进而“王”天下。究其历史文化渊源,实本原于上古“竞于道德”之原始民主政治。以其陈义高远、缺乏现实可行性,儒家诸子于讲习之余乃以斯道自任,认其为自身之人格理想与人生价值目标,其“外王”内涵亦发生重大变化。秦汉以降,大一统专制治下,“内圣外王”之人生价值渐趋于重内轻外,并最终倾斜于外,其涵义亦世俗化、庸俗化,流失原始儒家的崇高性。宋元以来,《大学》成为科考教材,借助科考的影响力,经由举子童蒙的诵习,“内圣外王之道”为一般社会民众所熟知、认同,进而泛化为社会各职事阶层普遍之人生理想。     

《孔子改制考》中的“董氏学”思想探析

康有为的“董氏学”思想对其《孔子改制考》的撰写有着深刻影响。为了证明孔子具有“改制”的资格,康有为借董仲舒之口来塑造孔子为“新王”的形象。同时,他还证明孔子的“改制思想”通过“口说”流传下来,而能够接续孔子“口说”的,则是董仲舒。他认为“托古”是孔子改制的重要特征,孔子的“托古”思想依靠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较为完整地保留下来。     

先秦儒家“忠恕之道”的伦理精神透视

作为“仁之方”的“忠恕之道”,以其情感互动的伦理意蕴,关系定位和换位思考的伦理原理,忠信、宽容、相互尊重和人格平等的伦理前提,揭示了“内圣”何以能够“外王”的逻辑推理理路,解决了家族情感能不能、应不应该、可不可以推及社会公共伦理的难题,提供了与儒学思想、中国文化乃至中国社会结构相适应的独特道德论证方式和道德思考方式,凸现了“忠恕践仁”的伦理精神。     

试论王守仁的“知行合一”重在其“行”

“知行合一”是王守仁早年讲学时着力主张的思想,晚年他仍对此“言之屡屡”,可以说“知行合一“是他毕生强调的主要思想.早在明清之际,王夫之就批评王守仁的“知行全一”说是“以知为行”、“销行以归知”.(《尚书引义·说命中二》)此说一出,遂成定论,至今许多论著还常引它作为批评王守仁知行观的根据,认为知行合一的实质是以知吞并行,     

梁启超“合群之学”与“群学之用”社会学思想探微

梁启超的社会学思想继承了康有为、严复的“群”的概念,其“群学”思想不仅仅着眼于学术,更在于将合群与物竞天择相联系为他的政治变革理想做铺垫.在怀着解决社会问题、探寻民族发展道路的学术实践背景下,他在“合群之学”的基础上,以“群学之用”的实践将历史学与社会学紧密联系在一起,吸纳社会学理论,推动了史学的社会学研究转向.     

“八王之乱”爆发原因试探

“八王之乱”是西晋统治集团之间一场争权夺利的激烈斗争,开始是宫廷政变,后来演化成大规模的屠杀战争。在这之前,阶级斗争,民族斗争本来并不尖锐,社会秩序是比较稳定的。干宝描述说:“太康之中,天下书同文,车同轨,牛马被野,余粮栖亩,行旅草舍,外闾不闭。……故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晋书·食货志》也说:“平吴之后,……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这些话虽有极大夸张,却并非子虚乌有。而从“八王之乱”开始后,情况就大不同了。规模比较大的少数民族起义和流民起义,接踵而起,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迅速激化,不过二十几年,一个强大的帝国就土崩瓦解了。很明显,“八王之乱”是西晋灭亡的一个关键性事件,所以古今论述它的不乏其人,笔者在这里想仅就爆发的原因谈一点粗浅的意见。     

王艮“百姓日用之道”中的人性自然观

王艮是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百姓日用之道”是王艮哲学思想中著名的观点。根据王艮《年谱）,“百姓日用之道”是王良四十至五十岁期间的主要思想和主要讲学内容。这一时期是王良学术活动最活跃的历史时期,王良从四十岁时“遂思整车束装慨然有周流四方之志”,在以后的十年内,渡黄河、抵京师,四往会稽、三如金陵,会广德、至孝丰,迎丧桐庐、会讲泰州．足迹所至竭力宣传自己的思想,以至于“四方从游日众”、“六馆之士皆悦服”。可以说,这一时期是王艮学术活动的黄金时期。同时,这时期也是王艮思想走向成熟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王…     

关于“八王之乱”爆发原因若干问题考辨

关于“八王之乱”爆发的原因,在祝总斌同志提出“晋武帝在位时安排的皇位继承人及辅政大臣不得其人”为主要原因之后,又出现两种新说:何吉贤同志认为主要是“西晋士族门阀势力恶性膨胀的结果”,罗宏曾同忠认为根本原因是“晋武帝统一全国后思想颓败所致”。祝文对大封同姓王而建立许多王国说和出诸王专方面重镇说,从制度的成立、特点、作用诸方面进行论证,说明它们都不是造成“八王之乱”的主要     

孙中山“五权宪法”思想之评价

“五权宪法”思想,即“希望在中国实施的共和政治。是除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外还有考选权和纠察权的五权分立的共和政治”,是孙中山政治思想,尤其是民权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他终生所坚持的,理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然而,以往对“五权”学说评价一直不高。人们或因其未引起太大的影响而忽略之,或因其未导致明显的政治变革而鄙薄之,甚而以“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一言而否定之。这些偏颇结论的产生,有深刻的历史原因,亦有方法论上的问题。在风云变幻的大变革时期,一种新思想产生的影响、作用,俱受诸多方面复杂因素的制约,并非一目便可了然。因此,在评价“五权”思想之时,在纵的和横的方面扩大延伸,是甚为必要的。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老子》“为学”“为道”思想之智慧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思想是《老子》思想的核心所在。通过“若水”“不争”、“见素抱朴”、“涤除玄览”等方法去“为道”,可以达到“无为而无不为”的境界。研读《老子》,就是要深刻体会其“为道”“为学”思想的大智慧及其管理深蕴,并为高等教育管理提供一些启迪。     

“民本”“民主”之比较

将中国政治思想中“民本”思想与西方民主思想作一比较,从中窥探中西政治文化的差异和政治思想的本质特征。是件很有价值的事。“民本”思想的产生,可追朔到西周的“敬德保民”,而“民本”思想在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史上正式排座,则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之际。这以后中国的开明思想家、政治家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民本”思想的政治主张。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发展看,“民本”的思想主要精神不外乎;民众是社稷之根本,天不可畏民可畏,故欲得天下,需先得民,而欲想得民需先得民心。西方民主理论的出现有个过程。古希腊、罗马时代的所谓民主,只是根据亚里士多德的政体分类原则所理解的多数人统治的形式,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资产阶级民主是以自     

“中庸”学辩

在我国古代思想史上,儒学的“中庸”思想源自于周初,成形于儒学开山鼻祖孔子,集成发达于思孟之手。“中庸”这一孔儒哲学的重要范畴是孔子政治、伦理和法律思想的精粹基础,学辩“中庸”,它不仅阐明孔子认识论采用的哲学见解,也挥弘周初“明德慎罚”的“中”之思想,使之成为“刑中”的刑事政策原则和“宽惠”的刑事立法原则,及至子思孟轲,终被上升为一种追求“至诚”境界的内心修性方法。总之,“中庸”理论和实践充分化的过程,也即孔儒“仁礼”学说定型成熟并社会化和国粹化的重要标志。一、“中庸”辨义史书记载,孔子在其著述《论语·雍也》中首次提出“中庸”这一范畴:“中庸之为德     

“退溪学”之形成及其特色

李退溪是韩国李朝时期著名哲学家，其学宗朱熹，为李朝“朱子学”之集大成者。本文从三个方面略论“退溪学”之形成及特色。一、考察从１３至１６世纪前期“朱子学”在朝鲜半岛的传播和流变，以明“退溪学”之所以诞生的条件；二、从退溪本人的经历、个性、学识及修养等方面，论述“退溪学”形成之过程；三、以退澳关于“四端七情”的理论为例，论述退溪如何在朱熹思想的逻辑基础上补充和发展“朱子学”，进而展示出“退溪学”本身之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