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向增发、资产注入与证券市场反应研究

以资产注入型定向增发为研究重点,探讨了定向增发、大股东资产注入行为与我国二级资本市场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发现,定向增发会带来正向的证券市场反应,而只有大股东注入资产类型与上市公司主业相关联时,才会给证券投资者带来更多的长期超额回报。我国多数上市公司特别是国有企业注入的资产是优质的经营性资产。     

定向增发中的大股东认购、盈余管理与公司长期绩效

文章以2006-2009年中国A股市场实施定向增发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首次关注了大股东参与的作用,使用匹配倍差法从公司长期经营业绩的角度考察了上市公司实施面向大股东的定向增发后的长期业绩状况,为大股东自利导致的盈余管理的存在提供了论据。研究发现:中国实施面向大股东的定向增发的上市公司在增发后长期业绩出现显著恶化。该结果说明,实施面向大股东的定向增发的公司在定向增发实施过程中大股东以私利为重,导致了公司的长期业绩滑坡。     

定向增发、大股东利益补偿与公司绩效

定向增发中涉及的大股东利益补偿问题越来越引起政府监管者的重视,增发定价的高折价率、公允性都会直接关乎大股东的利益补偿.以2012-2015年成功定向增发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以发行折价率为研究重点,探究了大股东利益补偿问题对增发上市公司财务指标的影响情况,分析了大股东参与认购定向增发股份与公司绩效的反应.研究发现,发行折价率与公司绩效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发行折价率低于某一临界值时,二者存在负相关关系,而高于该临界值时,二者存在正相关关系.大股东参与认购定向增发股份并非简单的掏空行为与支持行为,大股东支持行为与掏空行为的选取应以大股东利益是否获得合理补偿为依据.     

中国上市公司定向增发公告的信息含量研究——来自上海股市的经验证据

信息含量是基于决策有用的信息观对半强型市场效率评价的一种研究方法。文章采用标准的事项研究法,选取上交所A股上市公司2007年到2008年发生的103个定向增发事件为研究对象,同时采用市场模型和均值调整模型考察中国上市公司定向增发公告的信息含量。两种价格检验模型均表明,定向增发预案公告发布之后,样本公司获得显著为正的累积超额收益率,定向增发事件被市场和投资者视为好消息,说明上市公司定向增发公告具有信息含量。作为典型的非会计事项的信息含量研究,文章支持了决策有用的信息观。不管是时间窗口、时间点还是分行业的实证研究,其结果均表明,定向增发公告具有信息含量。     

上市公司定向增发的股价效应研究

定向增发作为我国最重要的再融资方式之一,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的青睐。从2010年1月至2010年11月之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定向增发的55家上市公司的股价在窗口期的短期反应以及在增发24个月之后的长期反应可以发现:短期而言,在公告日前有正的公告效应,公告日后第一日有负的公告效应,之后股价恢复波动;长期而言,前11个月有正的财富效应,之后的收益率呈一种恶化的趋势。     

问询监管的市场反应——基于深交所数据的实证分析

问询函是证券交易所常用的信息披露监管措施和工具,问询函公告后,被问询上市公司股票的市场反应值得研究.以深圳证券交易所2015年问询监管事件为样本,通过事件研究法和回归分析,研究了问询监管的市场反应.实证研究表明:问询监管对被问询公司总体的累计平均超额收益率有显著影响,在问询公告前,累计平均超额收益率显著为负;在问询公告后,累计平均超额收益率显著为正.而每天的平均超额收益率在问询公告前为负且不显著,在问询公告之后显著为正.因而,证券交易所应严格规范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行为,优化问询监管流程,加大对信息披露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以实现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行为的有效监管.     

上市公司定向增发的利益输送研究

通过对2006年到2007年定向增发数据研究发现,只向控股股东等关联性股东定向增发的上市公司有压低定向增发价格向大股东利益输送的迹象,而定向增发由于非关联股东的参与,定向增发的价格没有被压低;未发现只向控股股东等关联性股东定向增发的上市公司,通过定向增发向上市公司注入不良资产达到利益输送目的的迹象;发现在定向增发的当年,有极少数上市公司通过现金分红,向大股东进行利益输送。     

二市公司定向增发的利益输送研究

通过对2006年到2007年定向增发数据研究发现,只向控股股东等关联性股东定向增发的上市公司有压低定向增发价格向大股东利益输送的迹象,而定向增发由于非关联股东的参与,定向增发的价格没有被压低;未发现只向控股股东等关联性股东定向增发的上市公司,通过定向增发向上市公司注入不良资产达到利益输送目的的迹象;发现在定向增发的当年,有极少数上市公司通过现金分红,向大股东进行利益输送。     

定向增发对象、目的与预案公告择时行为

定向增发已成为我国资本市场中股权再融资的主流方式,定向增发预案公告的时机选择对参与定向增发的各利益方有着深远的意义。通过考察2006—2015年成功实施定向增发的A股上市公司预案公告择时行为,研究发现:(1)以项目融资为目的的定向增发倾向于选择较低预案价格;以整体上市为目的的定向增发没有显著的择时行为。(2)大股东参与以项目融资为目的的定向增发,预案公告的择时行为更加明显。(3)以项目融资为目的的定向增发,大股东认购比例越大,择时动机越弱。(4)大股东以现金方式认购新股时,更倾向于降低预案价格。研究表明定向增发预案公告择时行为受定向增发对象和目的的影响,这为上市公司、监管层以及投资者更好地评估定向增发行为提供了经验证据。     

定向增发后上市公司投资机会分析

股权分置改革后,定向增发成为上市公司再融资的主要形式,投资者也越来越关注定向增发股票的投资机会。检验上市公司定向增发融资方式与高送转的相关性,采用事件研究法分析实施高送转的短期股票的收益率。研究结果显示,上市公司定向增发的融资方式与高送转股利政策有相关性,实施高送转存在短期收益,能够为投资者带来投资机会。     

信息优势、波动风险与大股东的选择性减持行为

非流通股解禁和减持问题是当前市场关注的焦点。以截至2008年2月 29日的减持数据为基础,对大股东减持的各种动因进行分析的结果显示,我国大股东凭借对公司估值和业绩前景的优势信息进行选择性的减持,高估值且业绩前景差的公司更可能成为减持的对象;与国外不同的是,A股市场的高波动风险是推动大股东减持的另一重要动因。进一步区分减持力度发现,估值与业绩前景动因对强度减持更具解释力,而高波动风险是引发轻度减持的主要动因。从大股东层级来看,控股股东的减持传达了估值偏高、业绩前景不佳的更明确信号。上述发现对投资者决策和监管政策制定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上市公司大股东增持与公司业绩的实证研究

大股东增持股份是其向市场发出的公司价值信息,有利于增强投资者的持股信心,同时因委托代理关系的加强而应有利于公司经营业绩的提升。本文以中国A股市场发生大股东增持行为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大股东发布增持公告前后上市公司主要业绩指标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增持后公司业绩不仅没有显著性提升,反而损害了股东利益,其主要原因应该是大股东增持仅为一种短期市场行为。     

A股市场上大股东减持的时机选择和市场反应研究

利用公开披露的减持公告数据,从短时间窗口考察大股东减持的时机选择能力以及减持披露后的市场反应机制的研究结果显示,减持公告前后累计超额收益(CAR)呈先升后降的倒V形,CAR［-20,-1］和CAR［0,20］分别高达4.12%和-2.61%,大股东在减持中表现出精准的时机选择能力,并获利丰厚,而市场认为减持传达了估值偏高或前景不佳的新信息,对此作出了显著的负面反应。在公告当日,市场对绩差公司、民营控股公司的大股东减持以及大额的减持作出更大的负面反应;在公告后的较长时间内,绩差公司、控股股东的减持负面影响更持久。可见,精准的时机选择能力反映出大股东在交易中的确利用了重要的私有信息,减持前高达4.12%的超额收益为强化监管提供了有力的经验支持。     

控制权私有收益计量模型的评述与改进

与传统的股东与管理者委托代理关系不同的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即第二类代理问题)成为近年来公司金融领域的研究热点。控制权私有收益问题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就是对其水平高低进行测定。文章在评述大股东控制权私有收益计量模型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从中国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对计量模型产生影响的角度,对大宗股权转让溢价模型(BH模型)进行分析与修正,提出测度控制权私有收益的股改前模型和股改后模型。     

我国上市公司定向增发长期股价效应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06年5月至2006年底定向增发的41家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其增发后24个月的长期股价表现。研究结果表明,融资非理性和股权融资偏好使其长期回报率出现了长期恶化趋势;控股股东和关联股东参与认购的企业长期持有回报率较低,但该影响并不显著;长期持有回报率与反映控股股东利益输送动机的控股股东认购比例与原持有股比例差额均存在负相关关系,且在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基于一种短线投资模式的A股市场实证研究

中国的A股上市公司在分红和复合增长方面存在不足,股价波动剧烈,A股市场上短线投资策略相对于长线价值投资策略更加流行。中国关于A股市场投资策略更多的是研究上市公司的基本面,如营运能力、盈利能力等,进而分析其投资价值,而关于短线投资策略的研究很少。立足短线投资策略,采用概率和统计检验以及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利用A股市场2012年2月24日之前的64个交易日里498只(次)涨停股票的数据,证明涨停之后短期内股价具有上涨的惯性,且涨幅与量比、换手率和大盘涨幅的回归关系显著。     

企业成长性与机构投资者行为选择——基于定向增发折价的分析

机构投资者可以一定程度上遏制大股东在定向增发中的掏空行为,但企业成长性会影响机构投资者的行为选择。以2006—2015年沪深两市进行定向增发的公司为研究样本,将机构投资者分为6类:券商、信托、保险、基金、投资公司和其他公司,采用大样本数据分析不同类型的机构投资者面对来自于不同成长性企业的定向增发时,他们参与定向增发的不同状态会如何影响发行折价率。研究发现:（1）企业成长性好时,机构投资者参与认购会显著降低发行折价率,且认购比例越高,折价率越低,而企业成长性不好时,机构投资者参与对折价率无显著影响;（2）企业成长性好时,证券、基金、信托和资产管理公司的认购比例越高,发行折价率越低,而企业成长性不好时,投资公司的认购则增加了折价率。因此,政策制定时需区分机构投资者异质性,在定向增发中可适当引入独立的机构投资者来维护增发价格的合理性。     

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实证研究

股利是企业对股东投资的回报,股利分配政策不仅关系到股东的经济利益,而且关系到公司的发展前景。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制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通过回顾有关学者对股利政策关系的实证研究,阐述了股利政策的有关理论。结合我国证券市场的现状,选取了2006年、2007年"沪深300指标股"中的所有符合条件的上市公司,以其为样本运用SPSS13.0软件进行了统计分析,对于不同的股利分配政策对股票价格和公司价值的影响作了分析,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股权分置改革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