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对英外交政策的调整

太平洋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对英外交是中英外交关系史上的重要内容,也是国民政府抗战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据当时国际国内环境的变迁,国民政府对英外交政策适时而变,体现出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复杂的国际关系中的外交取向。     

抗战前期国民政府对苏政策论略

抗战前期,国民政府推行着联苏抗日的政策,这一政策对中国抗战具有重要意义;国民政府的联苏抗日政策是其依靠英美解决中日问题的外交方针与英美远东政策矛盾的产物,它是国民政府迫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国民政府对苏政策中具有浓厚的“防共”情结,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联苏抗日政策的效能。     

抗日战争全局视野下的“英美派”探析

“英美派”是国民党政权内的一个重要政治派别,它缘起于清末民初国人的留学潮流．形成于中日民族矛盾激化的外部环境。“英美派”政治上崇尚英美民主模式,经济上提倡国货、抵制日货．外交上主张联合欧美、抵御日本。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国民政府的外交重心转向美国,“英关派”在争取美国援助中国抗日的外交活动中大显身手,成为国民政府美援外交的积极推行者,为中国的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     

论抗战时期宋子文的美援外交思想

抗战时期的宋子文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登上美援外交舞台,成为国民政府关援外交的重要决策人和积极执行者,他在美援外交实践中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美援外交思想,洋溢着比较浓厚的民族主义意识。其战时美国观集中反映为：中国完全有资格获得美援,美国政府理应援助中国;中国应尽力争取美援,但必须以抗战自强为基础。     

略论川康整军的积极一面

川康整军是抗战的需要,是当时民众的迫切要求.整军是国民政府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有组织地进行的,并非完全是暗中争斗.整军为川军顺利出川抗战、为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以及为把四川建设成国民政府抗战的后方根据地创造了条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迪克西使团"访问延安评析

"迪克西使团"访问延安是由多方面原因促成的,国民政府和中共对"迪克西使团"来访的反应也存在明显差异."迪克西使团"援助中共的合理建议虽然未被美国决策者采纳,但"迪克西使团"访问延安本身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于中共而言,它架起了中共与美国政府联系的桥梁,积累了初步的外交经验;对国民政府来说,它成为制约国民党当局在抗战结束前不敢发动内战的重要因素之一.     

略论抗日战争初期国民政府的国防政府作用

“九一八”事变以后,由于日寇的步步进逼,民族矛盾日益取代国内阶级矛盾而上升为主要矛盾。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推动和全国人民抗日热潮的影响下,国民政府被迫从内政、外交、军事、财经和教育等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准备与民族敌人作战,为日后全面抗战奠定了基础。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爆发的卢沟桥事变,点燃了中华民族的抗日烽火。国民政府为发动、组织和指挥全国抗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发挥了重大作用。具体表现在:     

略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事室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跃升为国家最高权力中心,同时也是事实上的外交决策核心.设立于1938年初的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作为蒋介石的幕僚机构之一,积极参与战时外交活动,为国民政府在抗战需要下与美英法等各国的政治交往出谋划策,其研究、设计和建议对于外交政策均有重大影响.     

孙科与国民政府的对苏外交(1932—1945)

:1 932— 1 945年 ,对苏外交在国民政府对外关系中占据重要地位。蒋介石为了加强中国在与日本交涉中的地位 ,在 1 932年底恢复了与苏联的邦交。孙科是蒋介石制定对苏外交方针的主要参与者和执行者。作为“亲苏派”的著名代表 ,孙科在抗战初期三赴莫斯科 ,争取到苏联巨额军援 ,并在公众场合积极鼓吹对苏友好 ,其态度之热烈 ,言辞之浮丽 ,在国民党统治集团中十分罕见。 1 942年苏援停止 ,孙科在对苏外交中的作用明显下降。抗战后期 ,蒋介石决定以美制苏 ,转而起用宋子文和蒋经国经办对苏外交 ,孙科终于退出对苏外交的舞台     

略论法币政策对抗战的作用

１９３５年１１月，国民政府实行币制改革，推行法币政策。此举促进了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为抗战的准备以及支持长期抗战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同时，法币政策的实施，还挫败了日本削弱中国经济实力和破坏中国金融的阴谋，有利于开展战时外交。法币政策在整个抗战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中共联合政府主张提出前在参加政府问题上的多方博弈

国共合作实现后,中共即须面对如何与国民党政权相处,即参加政府问题。在这一问题上,中共、共产国际（苏联）、美国、国民党等四方因不同的考量而展开多方博弈。中共从扩大政治影响,促进自身发展,维系国共合作的角度讲有参加政府的需求;共产国际（苏联）为使国民党减轻对国共合作的疑虑而不愿中共参加政府;美国政府坚定支持国民党政权,对中共参加政府影响甚微;国民党则坚持一党训政体制,不愿对中共开放政权。中共未能参加政府是其抗战初期实力使然,虽有利于保持中共思想组织的独立,但却使国共合作缺乏持久性与稳定性。国民党虽然保持了其对政权的垄断,但仍然无法阻拦中共对其一党训政体制的挑战。     

论抗日战争前期国民政府食盐官运政策

战争改变了国统区的食盐运输的现状,国民政府不得不因时变革,举办官运。国民政府的官运开始于沿海存盐的抢运。随着商运的日趋衰微,官运规模日益扩大。国民政府食盐官运政策对于调剂军民食需、增加财政收入、维持战时社会秩序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同时也是实行盐专卖制度的基础。但国民政府明显地缺乏足够的准备。     

抗日战争时期四联总处在西南地区的工农业经济投资

四联总处作为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的最高金融机构,对西南大后方进行了空前的工农业经济投资,对战时西南地区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集中论述其投资制度、投资过程,并对其投资绩效与资本特征进行分析。     

中华传统和合文化在近代以来中国外交思想中的传承

中华传统和合文化中涉及国家间关系的主要思想是“和平”、“合作”、“信义”。中华传统和合文化在晚清政府外交思想中的传承是: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中法战争,表现为“天朝大国”的以“抚”为特征的恩威兼施;从中法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表现为以“信”来“保全和局”;从中日甲午战争到八国联军入侵,表现为借助列强之力维持和平;从八国联军战争到辛亥革命,表现为“委屈求和”。中华传统和合文化在民国政府外交思想中的传承是:从广东国民政府到南京国民政府以三民主义思想为主导;从南京政府成立到“七七事变”,表现为对日妥协有“度”以及努力促和;从“七七事变”到抗战结束,表现为立足于战争,不放弃和平,并以“信”求和。中华传统和合文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思想中得到了很好传承。     

国民党第一次申请加入共产国际经过及失败原因考察

1925年10月—1926年3月,在苏联考察的胡汉民向共产国际提出了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的申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及苏共核心小组对此问题经过讨论,最终拒绝了这一请求。其原因在于,一方面胡汉民及国民党自身准备不充分;另一方面,共产国际考虑到国民党在其“东方战略”中的地位以及当时国共关系紧张的实际情况。     

毛泽东与抗战时期国共两党的论战

抗日战争时期 ,国民党以三民主义作为主要武器 ,从政治思想领域向中国共产党人发起了一场进攻 ,想要控制或者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 ,中国共产党人起而应战 ,在这场论战中 ,毛泽东发表了许多文章 ,提出了一系列理论 ,对于回击国民党的挑战 ,澄清理论是非 ,争取抗战的胜利成为人民的胜利 ,起了重要的作用     

清末政府向南非输出劳务述论

20世纪初,清政府自主向南非输出华工,经历了从严禁到被迫接受,最终在一些有识之士的推动与国际国内形势的逼迫下,实现了劳务政策的重大转变。清政府首次主动向外输出大批劳务,是清末“新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当时的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宣统年间江苏反户口调查事件探因

清末宣统年间的户口调查引发了频繁的反抗风潮,江苏成为反户口调查事件发生频率最高、范围最广的地区。这主要是苛政积重难返、官绅行径丑劣、调查布署混乱、新政宣传缺失、乡民心智未开、迷信心理作祟、朝廷威信丧失、谣言大行其道等因素合力驱动下的结果。     

论李燮和与辛亥上海光复

在辛亥上海光复过程中,光复会第三号领袖人物李燮和的功劳最大,但他在随后争夺沪军都督时首先被排挤出局,则是他自身诸多不足所造成的。李燮和在辛亥上海光复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不计个人名利得失、顾全革命大局的高姿态值得大书一笔,这是整个辛亥革命史上的一个亮点。后来的国民党官方史学家们以李燮和后来参加“筹安会”为口实,刻意贬低李燮和在上海光复中的作用与贡献,是站不住脚的,也是不足取的。     

国共合作发展的新空间——试析马英九上台后的国共两党关系走向

台湾地方领导人选举，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顺利当选，国民党重新获得地方执政权力，两岸关系面临新的转机。未来国共是走向合作还是对抗？文章从历史上两次国共合作以及新时期国共两党的接触来分析国共第三次合作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同时对未来国共两党合作前提和框架、合作方式以及合作内容作了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