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白尼式的革命"与哲学言说的困境

哲学作为一种言说,已经从本体论退到了认识论,再由认识论退到了语言论,而到此为止,一退再退的哲学实在已经退无可退;作为一种独特的言说方式,哲学必须迎向自己的言说困境,迎向自己的对象化循环模式的极限.言说的困境说到底就是思的困境.在入思之前,如果思的可能性已被一条已经完成了的"思路"的绵绵延伸所吸尽,我们便不能不说我们尚不会思.思不是任何"什么",思只是"到场",在"去蔽"和"倾听"中到场.     

"主义"本土言说的困境与规避——以中国现代浪漫主义言说为例

在整个中国现代人文思想史上,"主义"的言说都成为了一种主旋律,在中国现代文论领域尤为明显。但造成"主义"本土言说困境的因由,除表层的文化水土不服、意识形态的挤兑之类外,更有言说者深层的思维方式局限和认识论原则丧失的原因,这使得认知视角的论争让位于意识形态的角力。文学中浪漫主义的命运就是其中的一个例证。     

苏格拉底的言说

自人类产生以来,就和语言结下了不解之缘。语言可以给人类带来幸福,也可以带来灾难。苏格拉底的功过荣辱皆体现在他的言说上。从苏格拉底身上可以感知哲学的使命以及知识分子的使命。分析苏格拉底的言说一来是分析哲学家的气度,二来也是分析语言的作用和限度,以及现实中真理和真理显现的差距。     

论唐五代诗本事的言说方式

唐五代诗本事以诗歌的创作、解读、传播等文学活动为主要言说内容,也就与当时通行的笔记文本拉开了距离,往往被视为诗歌批评文本.作为一种诗歌批评文本,唐五代诗本事的言说方式呈现出一定特点:言说形态方面,以事件为文本中心,以诗明事、证事;言说主体方面,以史官的口吻叙述故事、发表评论并由此形成纪传体文类特征.这些使唐五代诗本事与北宋诗话的以诗为文本中心、以文学家的口吻叙述故事和发表评论及其语录体文类特征等形成了鲜明差别.唐五代诗本事尚未完全从当时通行的笔记中脱胎而出并发育为一种成熟的诗歌批评文类,就被其孕育出来的北宋诗话迅速代替.     

言说与责任:列维纳斯伦理观念刍议

"二战"以后,法国哲学中最为重要的话题之一就是讨论如何建立新的伦理。在此背景下,列维纳斯提出以他者理论来重新认识言说、责任和主体。语言是自我和他者发生关系的主要场所,言说具有前本源性,是接近他者的运动。列维纳斯主张通过所说向言说还原的方式去认识言说的这种前本源性。在言说中,自我被暴露在他者面前,在对他者的回应中形成了责任关系。主体首先作为责任的承担者出现,其不仅要承担起自我的责任,还要承担起对他者的无限责任。这一思想是对近代哲学主体思想的一次批判,也是对伦理思想的一次重大的反思和重建。     

中国高等英文教育“言说”的反思——以语言学的哲学转向为视角

20世纪以来的语言学的哲学转向让人们从哲学层面思考语言问题。语言是教育存在的根本形式,交往又是其中高等英文教育的基础,而作为师生双方交往的方式之一的"言说",其内涵和教育价值是丰富而又深厚的。高等英文教育的"言说"应实现师生间的平等对话和心灵的沟通,应提高教学的有效性,并加强教师的思考,因此,师生间的言说主体、言说什么和如何言说是我们应该去反思的内容。     

中国古典诗学中的对待之思及其言说方式

中国诗学受道家哲学的观念、方法影响最深,若从思维方式看,则主要表现在整体之思、对待之思和象喻之思三个方面。其中,对待观点认为,任何事物都包含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同时所有对立面都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相互包含的。它以整体之思为前提,更强调相互参照的二元对待的彼此依存,彼此包含,彼此转化,乃是一种二元协同之思。对待思维既是中国传统哲学的辩证思维之一,也成为了中国诗学的重要思维路向。中国诗学中的对待批评将具有传统哲学智慧的对待思维模式内化为运思方式,在话语言说方面有着独特的表达。     

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论的再反思——"援西入中"及其两种模式

20世纪以来作为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在引入西方哲学的观念资源来诠释和建构现代中国哲学的意义上,其基本的研究模式与其使用"反向格义"来指称,不如以"援西入中"来描述。西方哲学"援入"中国哲学研究的正、负两种模式各具特点,效果亦不相同。对于作为一门"比较哲学"的现代"中国哲学"来说,西方哲学不仅不是"负担",反而是"资源"。中国哲学当下和将来发展的必由之路不应当是"去西方哲学化",其诠释和建构恰恰需要与西方哲学甚至整个人文学科的深度互动。如此才能真正避免那种"以西解中"的"单向格义",从而在"以中为主"的"中西双向互诠"中建立中国哲学自身的主体性。     

反本质主义的“错位”与文学本质的重新言说

反本质主义者把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根本症结,简单归结为等同于西方哲学基础的那种形而上学传统的元叙事模式,亦所谓"真理"意识形态元叙事模式(以认知形而上学为基础)的本质主义观念及其思维方式,是一种"错位"的归结,并形成对真正症结,即政治意识形态元叙事模式(以政治形而上学为基础)的本质主义观念及其思维方式的"遮蔽",因而不利于对其进行深刻解构;中国文学理论也应有所构建,不应走向反本质主义者式的极端解构,而应通过"个人写作模式"进行开放而多元的本质个性化言说与构建,使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知识生产走出政治意识形态元叙事模式的本质主义观念及其思维方式,促进其创新发展。     

试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话语系统

中国哲学史学科是哲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有着还原历史与当代哲学建构两个向度。讨论“中国哲学学科合法性”问题,并不是绝对反对引用西方哲学来解释中国思想,而是指其对本属于以西方哲学为参照的和在西方哲学话语系统中言说的一种比较哲学研究范式缺乏自觉,并且质疑它把自身当作惟一具有正当性的范式的合法性。以哲学的方式叙述和整理中国传统思想,并不是理解和表述中国传统思想的恰当方式。而建立中国哲学史学科自身的话语系统,就是寻求恰当方式的重要步骤。在方法上,以“涤除玄览”暂时搁置种种西方哲学话语,以“虚壹而静”主观搁置种种解释学前见而深入和贴近传统文本,以字义一范畴研究审查和选择概念,是建立中国哲学自身话语系统的一种可能方法。     

作为"身体哲学"的中国哲学的历史

与西方传统的意识性哲学不同,中国古代哲学乃为一种身体性哲学。该哲学不仅从身体出发以其突出的此在、性感和历时的性质而与西方哲学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且其哲学的整个历史亦循着一种迥异于西方哲学史的理路而展开。如果说西方哲学史是一我思之于我思对象不断逼近的线性论的历史的话,那么中国哲学史则体现为一根身的道体一辟一阖的循环论的历史。就其大的脉络而言,先秦哲学标志着身体的挺立,宋明哲学则意味着身体的退隐和与之相偕的心识的觉醒,而明清哲学则代表着向身体的回归的运动。这一中国哲学史的内在理路的揭示,既历史与逻辑一致地是对身体而非心体这一中国哲学本体的真正澄清,又对于我们把握整个人类哲学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它以一种历史的辩证法为我们表明,正如西方的意识哲学的启蒙曾经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的现代文明那样,在后现代日行日近的今天,对中国古老的“身体之书”的重新解读,也必将使中华文明再次为人类文明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实学”概念刍议——从顾宪成的“实学”概念说起

通过对顾宪成的“实学”概念的考察,我们发现,已有的研究中,大多只触及到“实学”概念的第二层含义,即认为实学既包括形而上道德性命之学也包括形而下功利之学。对于实学的第一层含义,即道体、性体之善未曾深究过。通过对实学这两层含义的追究,我们看到,“实学”不是相对于儒学的一种独立存在,也不是儒学的一种次生品,它是儒学在遇到挑战后的一次本能反应和自我凸显。在与其他学说尤其是佛学的对抗中,儒士们看到了儒学不同于佛学的显著特征,便给了它这个看似新奇的名字——“实学”。     

近代"社会契约论"的主要思想来源

近代“社会契约论”对国家性质的解释虽然武断但却是成功的。从理论上分析近代“社会契约论”的思想来源无疑对认识其真正的价值有着深刻的意义。我们认为 ,伊壁鸠鲁的“原子”的“社会契约论”为近代的国家起源理论提供了一个范式 ,而斯多葛派的自然法为近代的国家起源理论提供了系统的理论基础。近代“社会契约论”以斯多葛派自然法理论为基础 ,以伊壁鸠鲁的“社会契约论”为范式 ,建立了一个以人的独立性与人的普遍性相结合的理性世界。     

傅斯年对"中国哲学"的看法

傅斯年对“哲学”的认识和理解,经历了3个不同的时期:北大学生时代、旅欧时期和回国以后,相应的对中国有没有哲学、中国学术与西方哲学的关系之看法,也经过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变化过程,这种不确定性表明了早期“中国哲学”之边界的模糊和内容的歧义。     

哲学路径的转变：马克思对“个人”的拯救

漫长的西方哲学史对“个人”的研究都殊途同归,湮灭了个人的丰富特性、充实性而让他变得干瘪、片面。这是哲学开启之时的追根究底式思维方式必然的结局。纵观西方哲学史,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黑格尔等虽然对个体属性都有所研究,但受此限制,最终都抛弃了它们。要拯救个人的丰富特性,就必须开辟一条崭新的路径。马克思的“改造世界”式哲学实现了这样的转变,让“个人”丰富并充实了起来。     

对马克思哲学“改变世界”性质的异议

"解释世界"是哲学的一个基本的、普遍的功能,马克思哲学也不例外。我国哲学理论界之所以把马克思哲学的性质视为"改变世界",根源在于对马克思1845年写成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中"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句话的错误解读。我们不应该对马克思哲学的性质作过分的、夸大的解读。     

汉语中“五”及其组合的文化理据

从古人数的概念的形成,探讨"五"的起源及演化为文化哲学符号的文化理据,并试图揭示以"五行"为代表的有关"五"的文化渊源。     

物自体——康德哲学的关节点——从“璀璨星空”到“道德法庭”

康德哲学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在那里哲学历史之整体把自身聚集到它的最极端的可能性中去了";康德哲学意味着一个时代的开启,"从那一年起直到我们自己的时代,‘批判哲学'统治着欧洲的思辨哲学领域".然而,无论"璀璨星空",抑或"道德法庭","物自体"都贯穿其中;"物自体"更是二者的关节点."它是康德哲学认识论的归宿,又是通向伦理学的门户"在"感性论"中,它是感性的来源;在"知性论"中,它规定了认识的界限;在"理念论"中,它作为理性概念,亦是道德哲学的公设.     

新"轴心时代"的文明对话--论杜维明的"文明对话"观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理论一发表,在世界上就引起了很大反响.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杜维明的"文明对话"观是对这一思潮反映的产物.杜维明的"文明对话"观主要包含三个方面作为当代新儒家的主要代表,他通过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批评,揭示了文明对话的时代内涵;第二,他主要借助于雅斯培尔斯"轴心时代"理论,通过时启蒙反思和多元现代性论域的开展,论证了新轴心时代文明对话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最后,主要讨论文明对话的三种形态,指出新轴心时代文明对话的一些基本预设.     

论胡适“近世哲学”概念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意义

通过对胡适“近世哲学”的思想概念的反思,综合20世纪以来有关宋明理学与清代学术的研究成果,超越宋明理学研究与明清之际学术研究两大阵营对立的各种观点,力求更加全面地看待宋明理学、清代考据学对中国现代学术与思想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