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远大先生近代俄国与中国西藏关系研究访谈录

王远大先生以"近代俄国与中国西藏关系"为研究主题,先后翻译英、俄政府有关西藏的多种档案280万余字,出版专著《近代俄国与中国西藏》,为近代俄国与中国西藏关系史方面的研究做出了卓越贡献。文章以他的学术发展经历为切入点,通过访谈,对他的人生经历、学术研究过程、研究路径等进行介绍,探讨近代俄国与中国西藏关系的研究意义以及相关问题。     

藏传佛教法螺与汉藏文化交流

文章以传世的元明清藏传佛教法螺为主要依据,结合相关文献、图像等资料对法螺在汉藏文化交流中的流变脉络加以梳理,从形式、表现题材和精神意涵等方面对藏传佛教法螺进行分析,指出不同时期法螺在西藏及其他涉藏地区、内地的流传,体现了汉藏艺术的融合,是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     

抗战期间四川藏学研究概述

本世纪30—40年代,四川宗教界、学术界兴起了一股了解西藏、研究藏文化的热潮。因其“沟通汉藏文化、联络汉藏感情、增加汉藏团结、不为外人所用”的鲜明目标,紧扣时代主题,从而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支持,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为我国传统的藏学研究拓展了思路,推动了我国藏学研究这个古老学科和现代人文科学的接轨,意义深远。 众所周知,四川毗邻西藏,处于汉藏文化交汇带,境内藏族人口在百万以上,是仅次于西藏的全国第二大藏族聚居区。这独特的文化背景、地理位置和汉藏关系的丰     

国民政府在第三次康藏纠纷中的治藏之策

民国时期的第三次康藏纠纷由国民政府主持调解,反映了国民政府对康区和西藏的统属关系。由于康藏纠纷的复杂性,国民政府在处理过程中的措施和原则,实际上是国民政府的治藏政策的综合反映。研究这一历史事件,有助于认识近代中国治理西藏的历史事实。     

民国时期英国驻锡金政务官的使藏研究

自清末到英国殖民势力退出印度,锡金政务官在"英藏关系"的发展中一直扮演着活跃的角色。从1920年贝尔使藏开始,英国建立了不定期地派遣锡金政务官访问拉萨的"惯例"。锡金政务官的使藏,虽在不同历史时期肩负着不同的任务,但依据其目标,大致可概括为三方面,一是阻挠汉藏关系的恢复与发展,抵消中央势力在西藏的影响力;二是以调停汉藏纠纷及西藏内部矛盾为名,干涉西藏事务,增强西藏对印度之依存性;三是协调英藏双方交往中的矛盾与冲突,以"保卫"英属印度的利益,但同时又不过于刺激西藏当局以避免其倒向民国中央。     

台湾地区所藏“西藏档”

前言 研究西藏近代史,台北是一个重要地方,因为这里藏有非常丰富的“西藏档”。其时间涵盖两百多年,保守估算起自18世纪初的清康熙年间,终于1949年。这都是官方档案,记录着清廷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的变化、辛亥革命对西藏局势的影响、近代中英有关西藏交涉、北洋政府时期的汉藏关系、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央与西藏、以及英国     

国内学术界汉藏文化交流史（唐代～1949年）研究状况述评

汉藏文化交流是汉藏关系发展与演进的重要组成部分。概览当今学术界汉藏文化交流史研究,主要是以宗教、经济、文学艺术等作为文化交流的载体,以朝代的更迭和政局的演变为维度,认识彼此在交流中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和互补的过程。唐、元、明、清时期汉藏之间的文化交流呈现出时间上的阶段性以及特殊性。当今藏学界更多地是以断代史的角度探究汉藏文化交流,归纳历史特征,探析推进因素。民国时期汉藏文化交流过程中,非政府行为有所增加。当今学术界对此研究则相对薄弱,且侧重于关注政治文化在双方交流中的操作与演变。与此同时,佛教界之间的交流研究也逐步引起学者关注。     

日本西藏研究概述(下)

三、据藏外文献所作的佛教研究据藏外文献研究佛教比上述据大藏经所作的研究稍后。对这些藏外文献的研究将会大大提高西藏佛教和文化的知识,因为这种藏外文献的总卷数大大超过大藏经,它们虽然大多是对佛经的注释,但也有很多历史、语言、医学等等非宗教的文献。羽田野伯猷由于参加了东北大学所藏藏外文献的编目工作,使他有可能浏览了每一本书,从而获得了有关西藏佛教历史以及各派教义的广泛知识。他的很多通常是篇幅很大的文章,都     

藏史文献资料与西藏古代体育研究

本文就“藏史文献资料”在研究西藏古代体育方面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认为利用浩如烟海的“藏史文献资料”对西藏古代体育进行研究、分析 ,是研究西藏体育史学术论著价值的保证。而且启示我们以西藏体育史料进行新思考 ,更有助于弘扬藏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国民政府对西藏教育政策的实践与思考

为发展西藏的近代教育,国民政府制定了许多相关政策,并为此进行了诸多努力。但由于西藏地方与中央关系的不正常状态,这些政策很难在西藏推行下去,大部成为一纸空文。然而在政策的实践上,国民政府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设立了许多教育设施,对于挽救在藏汉人的民族意识、推动汉藏文化交流、抵制英国的文化渗透等方面发挥了较为积极的重要作用。但总体上看,以同化为主旨、构建民族国家为归宿的教育政策注定是难以收到预期效果的。     

伊玛堪生成发展的文化基础及其历史价值

伊玛堪以东北地区高纬度、寒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的三江流域为地理环境基础,以渔猎为物质文化基础,以萨满教为精神文化基础,以相邻民族文化涵化为多元文化基础而产生并代代相传;作为赫哲族独有的一种口耳相授的古老文学样式,在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哲学、宗教学、美学、语言学、文学等诸多领域中展现出丰富的文化内涵,是赫哲族传统文化的“活化石”,为赫哲族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了大量的佐证资料,具有极其珍贵的历史文化价值.     

党项人的宗族部族及其民族与国家的形成

对于党项民族的统一和国家的形成,传统的说法是根据极其有限的范例,认为是在氏族部落及其联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即是在氏族部落的废墟上完成了民族的统一和国家的建立。西方学者在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提出了被一些国内学者所接受的“酋邦”说,似乎看到并论述了宗族部族政权的存在,但“酋邦”说概括不了宗族部族政权的性质和形成的原因。笔者从历史史实和逻辑推理两个方,论证了党项民族是直接在宗族部族的新基础上,完成了民族的统一和国家的建立。在西夏国建立之前,《宋史·兵志五》就详细记载了党项人处在宗族如林的宗族部族发展阶段。最富强的拓拔——李氏宗族的几代人,利用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实现了统一党项和建立国家的任务:利用中原王朝的加封在其民族中树立起任何势力也代替不了的威信与地位;用姻亲关系联络强宗大族以加强同各宗族部族的联系;“委豪右分统其众”,“以兵法勒部众”,提纲挈领地抓住了变宗族部族首领为国家官员、变宗族部族武装为国家武装的金钥匙;用官爵、钱物笼络各宗族部族的大小首领为其保卫国家和统治人民服务;用首领子弟组成“六班值”亲军来控制各个宗族部族组织;向各宗族部族的人灌输儒家思想,使其忠于皇族;用宗族部族制宗族部族,以巩固皇族对全国的统治;善于处理与宋、辽的     

《天方典礼》的版本及整理述略

近年来国内外对刘智及其著述的研究方兴未艾,但对刘智著作版本的系统研究成果较少。《天方典礼》为首部刊印的刘智著作,版本最多,传播最广。本文以各地图书馆、清真寺以及民间收藏家的藏书实物为依据,对《天方典礼》的不同版本,如清代、民国时期的各种刻本、印本、点校本,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简体字整理本、注释本和白话文本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梳理与述评,以期推动对《天方典礼》的深入研究。     

甲壳质、壳聚糖的制备及性质

甲壳质是一种天然的生物高分子，目前主要利用化学加工法（酸碱法、酶法等）从虾、蟹壳中制备得到。甲壳质的溶解性能较差，通过脱乙酰化反应可得到壳聚糖，即可溶性甲壳质，甲壳质、壳聚糖可以通过一系列反应得到相应的衍生物。甲壳质、壳聚糖及其衍生物有许多优良特性，因而在许多领域得以应用。     

吴激、蔡松年的交往与词之异同探析

吴激、蔡松年同为金初著名词人。二人有着相似的仕宦经历,在入金前既已定交,入金后,交往颇深。以词而论,二人虽同号为“吴蔡体”,奠定了金源一代的词的创作,却因个人身世、词的题材、内容等方面的不同,在词的创作上亦表现出同中有异的风貌。     

遗产与旅游:传统与现代的并置与背离

文化遗产是人类创造并延续的传统,蕴含着人类存续与发展的重要意义.然而在如今时代、权力、商业等因素的操控中,遗产成为了一种被出售的传统,特别是20世纪以来大规模的群众旅游,为这一传统的出售提供了巨大的消费群.以遗产作为品牌的遗产旅游,一方面体现了这种传统与现代的并置;另一方面,旅游者对遗产传统文化的消费本身根植了现代性对这一文化的损害,如何消费传统的问题成为了关系人类自身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     

传统的变异性、持续性与现代化

传统与现代化常被视为一对矛盾体,是不可调和的。二者之间有对立的一面,但传统对现代化也有积极作用。本文从传统的变异性、持续性入手,论述了传统对现代化的促进作用,点明了儒家文化的现代意义,说明传统与现代化是辩证统一的。     

犊牛肉及其副产品的加工和利用

本文对初生公牛犊肉及其副产品的加工和利用做了探讨。公牛犊肉可作为肉制品的原料向,尤其与猪肉配合使用,效果更好;一个初生犊牛可采集无菌血清800－1300ml;从犊牛第四胃中能提取皱胃酶,促进乳业的发展。小牛胸腺、肾脏、睾丸、皮等资源也可利用。     

山海经图的传承与流播

从目前所能见到的明、清时代绘画与流传的16种版本的<山海经图>入手,试图修复"山海经图"的传承之链,追溯山海图的原始风貌;并探讨山海经图在国内与近邻日本国的流传与变异.     

蒙·元时期的波斯与中国

蒙·元时期蒙古人的西征和扩张以及由此形成的政治格局,致使亚欧陆地境域获得全面开放,加之东西方驿站通道的设置及伊利汗国与元廷始终保持着陆、海两道的密切联系,乃使这一时期中国与波斯的交往,较之以往大为拓展。而这时特殊的政治环境,又为大量波斯地区的回回人自觉或不自觉地东向迁移提供了便捷的条件。可以说,蒙·元时期中国与波斯间的人口往来,始终未曾间断。而随着他们的东来,波斯地区的学术、技艺等亦随之传播到元朝,因而大大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容,并对元代中国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