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的哲学史与哲学史家的哲学史——对冯友兰“三史”的一点比较

冯友兰是 2 0世纪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和哲学史家 ,他一生的学术活动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哲学 ,一是中国哲学史。这里想从哲学家的哲学史与哲学史家的哲学史角度 ,对冯友兰的“三史”作一点比较 ,以凸显“三史”各自不同的特点     

“阐旧邦以辅新命”——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简评

“阐旧邦以辅新命,余平生志事盖在斯矣。”“阐旧邦”是冯友兰一生的学术活动方向,它包括两方面,一是哲学,二是中国哲学史。冯友兰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始于二十年代,直到逝世,贯穿其一生。他在这方面的代表著作是《中国哲学史》、《新原道》、《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下面予以简单评述。 《中国哲学史》     

略论冯友兰晚年的中国哲学史研究

晚年的冯友兰先生在恢复学术自信后 ,总结建国以来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经验教训 ,探索出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新思路。他提出的关于哲学、哲学史、中国哲学史以及中国哲学史的写法等独到见解 ,对于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证明——读《朱陆之辨——朱熹陆九渊哲学比较研究》

最近一段时期,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重新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而这一问题的提出,与中国哲学史学科范式所导致的中国哲学史学科存在意义的危机密切相关.众所周知,中国本没有"哲学"一词,也没有与西方对应的哲学学科,近代中国哲学史学科是胡适、冯友兰等人参照西方哲学范式(实际是某一派的范式),取中国传统学术中与西方相近的材料建立起来的,用冯友兰的话说,是"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来而叙述之"(<中国哲学史>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页8).     

走出中国哲学的危机,超越合法性问题

“哲学”一词和中国哲学是西学东渐后的产物。然而 ,西方学者自黑格尔直至今天的德里达 ,都认为“中国没有哲学 ,只有思想”。于是 ,“中国有没有哲学”、“中国哲学是不是哲学”便成了问题 ,中国哲学学科便存在着合法性的危机。一个世纪以来 ,中国学者不懈努力 ,在学习西方哲学的过程中 ,对“什么是哲学”、“中国有没有哲学”做出了回应。胡适、冯友兰等撰写了“中国哲学史” ,奠定了中国哲学 (史 )学科的范式。一百多年来 ,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著作可谓汗牛充栋 ,即使如冯友兰所说将中国各种学问中“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 ,选出而叙述…     

“中国哲学史”写作与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困境

与西方哲学不同,"中国哲学"并不是指称一个历史文化中已然存在的、显性的思想学术脉络,胡适、冯友兰等人的"哲学史"写作乃是参照西方的体例建立中国现代学术谱系的过程,尽管这一学术谱系总是以某种"古已有之"的面目出现。至少有两个问题构成今天"重写哲学史"必须突破的瓶颈:一是所谓"中西之间"的问题。科学与启蒙理性实为主导胡适、冯友兰"哲学史"写作的基本预设,而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哲学的自我反省、发展及其成果,基本上没有能够系统地反映到"中国哲学史"写作中来,晚年写作《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冯友兰对此是完全隔膜的。二是如何处理"中国哲学"与"经学"的关系。胡、冯等人的"哲学史"写作,都是以否弃经学脉络及其意义系统为前提的,而与"经学"相隔绝的"中国哲学",本质上只能是外在于中国文化的。     

从“三史”论冯友兰荀学研究方法论的嬗变

冯友兰的荀学研究成果主要通过《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三部哲学史著作呈现。《中国哲学史》注重运用西方哲学的研究范式和现代学术方法对荀学思想进行体系建构和概念分析，使荀学思想系统化；《中国哲学简史》重点在于论述荀学的政治哲学思想，通过“正”和“负”的研究方法让西方人更好地理解荀学思想的核心命题；《中国哲学史新编》则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和立场的指导下，融合新理学体系对荀子哲学进行重构，阐发荀学思想的价值，为当代中国的哲学发展提供智慧和营养。     

冯友兰文化哲学述要

文化问题是冯友兰学术思想的中心问题,文化哲学是冯友兰哲学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如冯先生后来在回顾自己的思想历程时说:“我从一九一五年到北京大学中国哲学门当学生以后,一直到现在,六十多年间,写了几部书和不少的文章,所讨论的问题,笼统一点说,就是以哲学史为中心的东西文化问题”。因此,分析和研究冯友兰的文化哲     

冯友兰先生重写《中国哲学史》简评

冯友兰先生重写《中国哲学史》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反映了他一生所追求的"阐旧邦以辅新命"的学术志向,及对哲学前途和命运的极为深切的忧患意识。本文通过探索冯友兰先生重写《中国哲学史》的心理历程,认为知识分子必须要有独立、批判的精神,惟有保持精神独立、自由思想,才能从事真正的学术研究和伟大的思想创新。     

神游鸟道贯中西——萧师与佛学研究

正我的导师萧萐父教授是中国哲学史的大家,20个世纪80年代以来,他有关明清哲学史的论述蜚声海内外,而他所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卷)也成为国内许多大学哲学教材的一时首选。我自己最初对中国哲学史的入门学习,除了冯友兰先生早年撰述的《中国哲学史》外,就是从先生主编的这部《哲学史》中去作解读与领会的。大体说来,佛家与儒、道两家共同构成中国传统思想与哲学的纲骨,这一点即使现在看来也不为过⑤。于是,佛学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理解中国哲学史中的一个重要面向。自近代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史

我国研究中国哲学史源远流长。诸如《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直到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等,都是哲学史研究的有影响的著作。但是,由于作者不能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来说明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哲学,不能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考察中国哲学史上的斗争,因此,他们写的中国哲学史不可能是科学的。真正把中国哲学史作为科学来研究,那是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马克思主义观点为指导来进行研究之后的事情。     

我校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硕果累累

我校历来重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改革开放十四年来,尤其在最近几年,无论就其研究的深度,还是从其研究领域的广度,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有一部分成果居国内一流水平,有的已达国际先进水平。冯友兰先生所著《中国哲学史新编》,是先生毕生从事中国哲学史教学、科研活动心血的结晶。他用自已在解放后学到的马克思主义原理来分析中国哲学,重新研究了中国哲学史。这部著作在海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张岱年先生所著《中国哲学发微》,是其多年研究中国哲学的论文汇集,包括了《中国古代哲学中若干基本概念的起源与演变》、《中国古代哲学的几个特点》、《关于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的两个问题》等著     

重理性·尊德性·道中庸——以“三史”“六书”为主论冯友兰对中国哲学的贡献

冯友兰的哲学继承了中国哲学传统并借鉴西方哲学智慧,既深化了中国哲学宇宙本体论的思想特点——重理性,又归结到中国传统哲学的精神实质——尊德性,同时在方法路径上选择了传统儒家的一以贯之之道——道中庸。冯友兰哲学作为中国现代哲学的重要创获,其贡献主要体现在"三史"六书"中。     

"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人生哲学

冯友兰是程朱理学一脉是现代新儒学者,但对非儒学尤其是道家思想也很重视,提出了自己完整的道家观.冯友兰评判哲学在哲学史上中的地位,他用的评判标准为"极高明而道中庸"."极高明"是讲一种真正的形而上学必须经虚涉旷,超乎形象,也就是说必须超出经验世界之上,对真际有所了解."道中庸"则是讲必须把高明所得最后落实到人伦日用之中.因而不离世间.冯友兰认识到了儒道两家的优点和不足,在新理学中就有可能把"极高明"和"道中庸"结合起来,建立一种最哲学的哲学或真正的形而上学.这种形而上学既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的超越,又是对中国传统哲学最好成果的吸收.     

意义·觉解·境界——略论冯友兰对人生意义的追问

人生意义的追寻是人生哲学的必然旨归。冯友兰的人生哲学,以目的论为人生意义追问的逻辑起点,以觉解论为言说中介,以境界说为人生意义追问的终极界说。这表现了冯友兰对于复兴中国传统哲学精神和价值的终极关切。     

冯友兰的哲学史观

一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是什么?如何确定和评价哲学史发展的大势与主流?这是任何一个哲学家考察哲学史时都必然要遇到的问题,如何回答这些问题,受制于哲学家的哲学观。对此,冯友兰也未能例外。他用自己的哲学观去观察人类理论思维发展的历史,对哲学的对象与范围,哲学史发展的大势与主流,提出了不同于他人的独特看法。     

中国哲学还是中国思想——也谈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

西学东渐以来,中国学术始终面临着合法性危机。上个世纪初,中国学者以胡适和冯友兰为代表,按照西方哲学的概念系统疏理中国的文献典籍,形成了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然而,中国哲学却不断地遭遇究竟是不是哲学的难题。不过,我们不妨以"思想"概念来取代广义的哲学概念,认为西方思想采取哲学思路的特殊方式,于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中国思想具有什么样的特殊方式?然而真正关键的问题乃在于中国哲学是否具有应对当今时代之现实问题的潜力。     

试论冯友兰新理学中的理气观

冯友兰先生是20世纪中国哲学界不多见的几个构建了自己的哲学系统的职业哲学家之一。他继《中国哲学史》和《新对话》之后,完成了一部旨在存亡之际面向人的存在的理性主义的哲学宏构———《贞元六书》,即他的"新理学"体系。其中,对实际无所肯定或者甚少肯定的理气范畴,在当时乃至今天学界引来的争议也比较多。     

对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一点反思——以汉代哲学研究为例

目前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是根据对“哲学”的界说来确定史料的。但是,它所理解的“哲学”其实主要是西方传统的“概念哲学”,而概念思辨恰恰不是中国古代哲学的特色;依据这种理解,难免会忽视或遗弃某些很能体现中国哲学特色的史料,给人以“削足适履”之感。我们从傅斯年对胡适的质疑,以及冯友兰、张岱年所遇到的似是而非的矛盾中,很容易体会到这种感觉。以往对汉代哲学缺乏足够的重视,其原因也在于此。考虑到中国古代哲学在内容以及载体形态上的特色,本文认为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哲学人类学,对于我们拓展在史料方面的视野、重估中国哲学的本质特征和深层结构,都具有启示意义,因而比较适用于中国哲学史研究。宗白华关于“律历哲学”的设想,也表明了这种可能性。     

“新文化”语境下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论困境及其重建可能——兼论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价值与限度

学界关于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论困境表现为由于中西分属不同的文明系统,因此注重逻辑分析的论证方法不可用于注重了悟、体验、践行的中国传统.此种方法论困境的产生以“异质他者”作为理解中西文明的理论预设,这是一种前提谬误,“异质他者”的预设不合法.此种方法论困境主要体现在冯友兰所开创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典范”系统下.在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学界较为认可的看法是胡适为“开山”而冯友兰为“典范”,然而两种评价是基于不同的标准得出的,从哲学界定以及方法论角度看,胡冯不是承继关系,而是为中国哲学研究开辟了两种不同的路数.对于中国哲学未来研究而言,我们需要重估胡适所尝试开创的出路.具体而言:研究侧重上要以问题为中心而非以某种学说为标准,思维方式上要开放自我主体性、自觉培育理性思维方法,文化比较上要自觉分清不同的问题域,方法运用上要依据问题域选择对应的方法并明了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