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治理: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发展方向

中国当前社区治理中存在两大问题:一是社区治理中的“三重关系”困境;二是社区治理中的“三个失灵”.而这两大问题的核心是各个行动主体间彼此分割且主体内部碎片化,难以达成有效合作.合作治理的本质就是各个治理主体间及内部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彼此取长补短,共同参与.所以,合作治理是突破当前社区治理困境的必由之路,也是社区治理的发展方向所在.     

城市社区治理及发展走向

城市社区治理是促进我国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课题。当前,城市社区治理在主体的权责、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社区自治的居民基础等方面,存在着社区治理主体单一、社区居民委员会角色错位、社会中介组织管理工作困难、社区居民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不够等问题。应对这些问题,可以在培育多元化社区治理主体、构建多元互动的网络型政府权力运作方式、为居民参与提供制度保障、促进社区治理的制度创新等方面取得突破,使创新的社区治理模式成为促进城市和谐发展的重要因素。     

现代化视野下城市社区治理困境与优化路径研究

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社区的空间结构和社会问题变得异常复杂,城市社区治理遇到了挑战。尽管城市社区治理所处的困境是非线性甚至是多元的,但根本原因是城市社区居民的主体性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城市社区文化建设薄弱、社会组织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城市社区治理的法治建设相对缓慢。在理顺政府-市场-基层党组织-城市社区居民四者关系的基础上,提升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水平,这是破解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困境的有效路径。     

村改居社区治理的现实困境及其破解

与成熟的都市社区不同,村改居社区的治理结构转型具有自身的本源性特征,其演化逻辑深植于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之中。与此同时,村改居社区内生的传统性与现代城市化建设导向之间存在矛盾的一面,并引发了社区治理的诸多困境。相关困境具体表现为:治理主体权、责、利分离;治理制度规章落实不到位;社区共同体内在凝聚力不强。推进村改居社区协同治理的关键在于:打造社会治理重心下移的承接机制;畅通治理过程的互动渠道;打造社区共同体生活世界的平台,从而实现村改居社区共建、共治与共享的治理愿景。     

快速城市化地区社区治理的权力困境及分析

快速城市化导致现代新型社区的迅速崛起,社区权力结构出现了新的变迁,但是不少基层社区管理者一方面没有看到或不愿承认权力分化的事实,另一方面其既有的权力运作仍旧停留于传统的行政式管控,从而加剧了社区治理的困境和社区权力冲突。现代新型社区治理亟需社区权力理念与结构上的创新。     

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变迁及发展走向

社区治理的绩效高低将直接关系到城市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我国社区治理模式从过去的行政型社区——政府主导型的社区治理模式到合作型社区——政府推动与社区自治相结合的社区治理模式,最后发展到自治型社区——社区主导、政府支持的社区治理模式。为了有效实现社区治理,要加强社区法律制度建设;科学定位政府在社区治理中的角色、职能,拓展社区自治空间;积极培育第三部门(NGO);推进社区管理体制的创新;培养居民的社区理念;从系统观上理解和实践社区治理,完善社区各项配套改革措施。     

社区矫正管理面临的组织困境及其双轨治理

社区矫正实践中,我国已形成"党委政府领导、司法行政负责、公检法部门辅助、社会力量补充"的社区矫正管理模式。这种模式呈现出合法性与合理性、广泛性与同质性、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等特征。现行社区矫正管理模式潜藏着深层的社会风险,陷入了内生性与外迫性、实质性与形式性、民间性与官方性、常规性与权益性等相互冲突的组织困境中。要摆脱这种困境,就应当将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融入社区矫正的实践过程中,迈向一条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互链接、上下通达的双轨治理之路。这种治理不仅涉及我国行政管理体系中条块关系的重构,还关涉社会力量在社区矫正工作中角色与功能的重新定位。     

转型社会中农村社区治理困境及对策

农村社区治理面临严重困境,主要表现为:乡镇政府越权过度干预、非法势力干扰村庄治理以及村民的政治冷漠,严重影响了农村社区的稳定与和谐。农村社区治理必须逐步由"官主导"到"民主导",构建政府、市场和社区三者之间权责界定明晰、各司其职、各尽所能的多中心治理体制。     

对基于政策网络视角下的社区治理困境的思考

社区治理存在着治理理论所揭示的政府治理能力不足的问题,并引发治理失灵现象,其问题的结症在于政府在社区的治理过程中能力的有限性,忽视了社区其他社会行动者的资源、能力和作用,社区不能充分积聚和利用更多的社会资源形成新的社区治理能力,难以满足社区多元化的社会主体的日益多样化的社会需求。解决社区治理危机,以政策网络为途径,充分发掘和重视政府之外的诸多社会主体资源和力量,克服社区科层治理的弊端,以适应复杂多变、多元差异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中的社区多元化的主体需求,满足通过多元的努力解决公共问题,实现社区公共事务有效管理的目标预期。     

城市社区治理结构变迁与业主委员会的发展环境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的变迁在总体上呈现出由街居制向社区制转变的实践轨迹,其特征主要表现为从一元走向多元,从管控走向服务与契约。社区治理主要在于社区各主体使用公共资源,采取协商、合作与沟通手段,塑造公共权威。当前,以业主委员会为代表的社会力量已成为城市社区治理结构中的重要变量。一般认为,在成立业主委员会的商品房住宅小区中,随着业主委员会的出现,小区(社区)权力的重构与再形塑便更加活跃与突出,当然,这种权力变革既有国家制度安排的设计,又有来自市场的培育诉求,更有公民社会的争取与抗争。     

治理转型视角下中国城市社区自治的成长

随着中国城市社会发展的新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新问题,中国开始以社区自治为导向进行社会治理转型。中国城市社区自治取得了一定的制度绩效,不过其行政主导的路径却制约着社区自治的进一步成长。为推动社区自治进一步成长,需要在尊重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实现社区治理转型。社区治理转型要求立足于社区,构建现代社区治理结构。现代社区治理结构包括:完整的社区治理组织体系、合作共治的社区治理机制、制度化与多样性的社区参与渠道、需求导向的社区公共服务体系。     

重建信任:破解物业企业参与城市社区治理困境

在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中,物业企业作为不可忽视的市场主体,有着其他主体难以匹敌的优势,但诸多因素致使其长期处于缺位状态。物业费用收缴提价难、物业矛盾纠纷频发、社区共同体精神缺乏是物业企业面临的主要困境,以致其参与社区治理动力不足、难度较大、意愿不强。信任缺失是形成上述困境的关键原因,主要表现为人际信任弱化以致社区共同体难以形成,企业信任欠缺导致物业费用收缴提价难,制度信任不足致使物业企业深陷各类矛盾纠纷之中。基于此,可从以下路径破解物业参与社区治理之困：以积极互动建立信任,以公开透明换取信任,以服务质量加强信任,以制度规范维护信任。     

论当代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作用机制

1999年"全国社区建设实验区"的选择,标志着中国开始了社区治理的实践探索。中国社区治理的实践始于城市,城市社区治理成为当代中国社区治理的排头兵。但中国城市社区治理是怎样运转的呢?中国的城市社区治理以居委会为基石,在三大领域形成三种基本的关系,即居委会与党组织、政府组织构成了政治系统的"二元半",居委会与社区居民、社区中介组织构成了社会系统的"三点一线",居委会又与业委会、物业公司构成了经济系统的"三驾马车"。居委会作为这三种关系的联接点,促使其相互作用,推动着中国的社区治理不断走向成熟。     

韧性治理视角下城镇老旧社区更新治理困境及其破解

我国正处于转型关键阶段,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新型社会风险、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都对基层社会治理尤其是对城市老旧社区更新治理提出新问题、新挑战。改造老旧社区,有必要将社区置于一种特定的风险情境中重新思考社区更新,发展社区韧性治理。其重点在于通过重塑社区关系网络和提升社区自身发展能力,促进社区空间的多功能性以及社区空间生产与社会环境构成之间的互动,构建城市韧性空间及社区长效管理机制,实现对老旧社区从外部物理韧性到内部社群韧性的更新,进而形成应对社会风险和自然灾害的联合保障网。     

从管理到治理:大庆城市社区治理问题研究

以大庆城市社区治理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社区治理现状,提出加强社区治理的路径.在大庆城市社区从管理走向治理的变革过程中,探索出一条适合大庆资源型城市特点的现代城市社区发展之路.     

城中村回迁安置社区的产生、法律属性与治理困境探析

城中村回迁安置社区是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类新型社区,被动城市化导致其成为社会管理的难点和盲点。城中村回迁安置社区存在着法律属性不明、管理体制缺失、居民社会角色转换难以及大量流动人口涌入、管理难度增大等治理困境。这些问题急需在理论层面进行梳理和探究,最终回归和指导实践,以期对推动回迁安置社区的管理、规制有所裨益。     

社会企业参与社区治理的路径及实践困境研究——以Z集团S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为例

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为社会企业参与社区治理提供了有利的背景条件。旨在通过商业运作为长者提供智慧化、专业化与社会化养老服务的Z集团为深入社区提供养老服务成立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这一中心的运行实践为我们研究社会企业参与社区治理的路径与面临的主要问题提供了研究案例。通过实地调研,发现Z集团派生的S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通过自上而下的项目式参与、自下而上的耦合式参与、上下结合的应急式参与嵌入社区治理之中,一方面展示了社会企业社区参与的多渠道和服务优势;另一方面由于行动嵌入程度与行动可持续程度的差异,不同参与路径也呈现出不同的实践困境,其中的项目式参与表现出行政吸纳与组织悬置的组织困境,耦合式参与呈现目标偏移与合法性丧失的行动困境,而应急式参与面临专业挤压与路径依赖的实践困境。可见,社会企业通过不同的路径参与到社区治理之中,产生创新性治理效能的同时也伴随着多方吸纳与目标偏移的诸多危机,究其根源,在于社会企业混合逻辑的复杂性与主体间的互动及其组织边界的模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