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作家“见证文学”的圣经根源

犹太作家“见证文学”的圣经根源,首先与记忆密不可分,圣经中上帝吩咐以色列人“记住”“不可忘记”,为犹太作家的见证文学提供了记下事实、反抗遗忘的坚固基石。同时,作为被圣经所塑造的“记忆的民族”,犹太的记忆历史也使得犹太作家对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怀有责任,并将记忆一代代传承下去,这也成为他们不让悲剧重演的写作动因和勇气的来源。最后,圣经中人类叙事的视角与以色列民族叙事相结合的文本方式,同样成为犹太作家把民族悲剧叙事提升为人类悲剧叙事的圣经根源。     

后奥斯维辛反思：阿甘本审美政治探微

审美政治是文学研究的重要维度。阿甘本对奥斯维辛大屠杀之后的生命政治反思，比较集中地体现在“集中营”“活死人”和“见证”三个重要维度。首先，惨绝人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不啻为纳粹至高权力制造“例外状态”的物质化空间。其次，集中营里“活死人”是阿甘本“牲人”系列的重要表征和“赤裸生命”的极端形象。最后，奥斯维辛大屠杀之后的“见证”，意味着“剩余”的创伤记忆与“幸存”表达等问题。阿甘本以关注生命政治的姿态，凸显了诗学正义和批判美学取向。他关于后奥斯维辛的审美政治反思，丰富了当代西方左翼思想的文艺理论空间。     

性别视阈下的历史重构——试论施叔青的“台湾三部曲”

台湾作家施叔青于2010年完成她的“台湾三部曲”,引起两岸文坛的关注.“台湾三部曲”以女性书写重新探索了台湾的历史,为历史中无名、无声的边缘女性、边缘群体发声,试图展现不同的历史景观.这种书写在虚构与现实之间,以情欲对抗历史,以边缘反思为中心,为思考台湾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     

《鬼吹灯》之“他者历史”书写现象分析

摘要：近年来《鬼吹灯》系列小说广受大众追捧。 《鬼吹灯》系列小说中存在的“他者历史”文本资源是这一小说之所以受到青睐 的重要原因。 “他者历史”创作及叙述主体的“他者性”与“他者历史”本身的经验性、碎片化是这一书写方式的重要特点。对“他 者历史”进行深入分析,揭示“他者历史”之所以成为《鬼吹灯》系列小说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探究“他者历史”所具有的深层次 研究价值,全方位地认识“他者历史”的优势与不足,有利于为“他者历史”书写方式在以后创作中的运用提供借鉴,为“他者历 史”书写方式进一步发展完善提供正确导向,为以《鬼吹灯》为代表的盗墓类型小说的创作与发展指明方向,同时引起主流文学 界对当下文学理论的反思     

从“探求者”到《摆渡》--对高晓声文学启蒙与反思的再评价

高晓声是农民作家,更是具有启蒙思想的精英知识分子。他借助文学启蒙民众的起点是在“探求者”文学社酝酿时期,他的小说借科学知识的普及来实现启蒙目的,其时虽显幼稚但启蒙激情却是热烈。到改革开放时期,他以《摆渡》这一寓言式的小说表达了他启蒙与反思的渴望,成为他文学启蒙的理论诠释。经典人物陈奂生的成功塑造实现了作家借“摆渡”人的灵魂到对岸的目的,完成了启蒙与反思的任务。     

“我”与“我们”——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两类书写

本文将 2 0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种整体文学现象来把握 ,从作家创作中创作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出发 ,紧密联系不同历史阶段文学语境下的社会 /文学思潮 ,对 2 0世纪中国文学创作在体裁、题材、主题、内容、形式、手法、风格上的继承与变化、同与异、呼应与背离 ,从对“自我”与“我们”的两类不同书写角度给予了宏观概括 ,并由此区分了 2 0世纪中国的三种作家。在剖析了两类书写各自产生的渊源和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承续、变异关系基础上 ,作者着重对 90年代的“个人化写作”提出了质疑 ,并揭示了 :新的文学生长点 ,正孕育在将书写“自我”与书写“我们”相融合的新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中     

略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现代中国作家自传文创作中的“身份预设”——以“自我”为中心

“自传”,是作者自叙生平的一种文类;“他传”,是作者叙述他人生平的一种文类。一般认为,身份预设,是自传书写过程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无论是自传或是他传,都曾爆发过一场写作热潮。考察这一时期现代中国作家们在自传文创作中的“身份预设”,大多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可以说,这与这一时期的现代中国作家在他传文创作之中所进行的“身份预设”——往往会以传主之“个性”为焦点,是截然不同的。     

“改革文学”到“寻根文学”的嬗变——以韩少功、贾平凹、张炜为中心

1980年代初,顺应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文坛产生了《乔厂长上任记》等典型文本。但随着文学改革的不断深入,先前的“舌战群儒”和“过关斩将”等模式已经不再适合深入描写变革的需要。此时,宗族观念作为改革的难题被重视起来,农村和地方的资源也被作家越来越多地汲取。随着传统伦理和文化开始被正视,人性被放置在历史中进行考量,人心变革书写开始更多地取代政策、体制变革的书写。外部变革渐渐成为背景,而“人”作为主体越来越被关怀。在这个过程中,以韩少功、贾平凹、张炜为代表的作家悄然完成了从“改革文学”到“寻根文学”的过渡。     

民俗文化与韩少功的文学叙事

韩少功是一个深受湖湘民俗文化影响的作家。对民俗文化的书写,乡村风景、民俗风情的书写既是他倡导民族文化的重要方式,同时,它又成为一种符号,始终寓含着时代气息和作家对生活、生命状态、文化、历史的思考。他的创作以其鲜明的地域色彩与深刻的哲理沉思成就他独具个性的文学叙事。     

中国现代作家“角色”的转换

中国文学在由“古典”向“现代”的历史转变过程中,作家“角色”“身份”的转换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它直接与文学的价值生成相关,与这个时代文学的总体风貌和精神特质相关。因为,某一时代的文学家在确立文学的价值目标时,自觉不自觉地总有对文学“需要”的独特理解,有对自身角色和身分的确认,这些理解和确认直接影响到作家对文学价值的确立.在这一点上,较之古代,中国现代作家要明确得多,“自觉”得多,在作品创造中体现地充分得多。     

忧伤回忆:石黑一雄小说中的他者身份书写

回忆是石黑一雄作品的重要特点之一。通过小说人物淡淡的忧伤回忆,石黑一雄从对移民他者身份的失落与追寻,到反思殖民历史和帝国他者,再到创伤记忆中对人类他者的书写,完成了一个移民作家在全球化语境下对世界多元文化主题的完美阐释。     

“澳门文学”的概念

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澳门文学研究的自觉展开以来,由于研究者立场、视野的差异,语境及观念的变化,使"澳门文学"概念问题本身更加复杂化。其实"澳门文学"概念的厘定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需要不断地以"历史化"的方式见证澳门文学历史的独特性和阶段性。而"澳门文学"概念的确立应坚持中国文学的背景、自身的时代性与现实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三方面原则,它是作家身份、语言使用、文化记忆以及作品数量等诸多因素综合考量的结果,并将在完善的过程中达到一种观念上的"自足"。     

论文学批评的创造性特质

文学批评作为一种特殊性质的文学接受活动，是文学创造的“最后完成”形式，它以一种新的“生产行为”，使文学创造的意义增殖和价值增殖。同时文学批评又是对文学创造活动的自觉的理性反思，并帮助作家“反馈”需求信息，对文学的“再生产”，具有一种特殊的推动作用。     

“享虐”与“性越境” ——析当代留日作家陈希我、林祁的日本体验及其性别话语

中国当代留日作家陈希我、林祁长期浸淫于日本社会独特的性别文化当中,从不同的性别视角与文学书写的“异趣”表达,呈现了中国作家对中日两个国度复杂的社会与文化、历史与现实的多向度思考。“享虐”与“性越境”是他们从日本体验以及文学书写中萃取而成的独具个性的性别话语。     

从“混杂”理论看兰斯顿·休斯的诗歌

霍米·巴巴是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大师之一,在其鸿篇巨制《文化的定位》中他提出了“混杂”的概念,并将其作为后殖民理论话语中消解文化霸权和两级对立的有效策略。兰斯顿·休斯是20世纪美国黑人文学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作家,其文化身份呈现出显著的“混杂性”。在长达40余年的文学生涯里,休斯在其创作的众多文学作品中将黑人的民族身份与“美国性”乃至“世界性”的文化身份混杂起来,书写了多元文化的共存,他的作品也呈现出这种“混杂性”,这一相似之处表明巴巴和休斯在探寻少数族裔文化发展的出路之时,都有着包容的心态：他们坚持多重文化身份,倡导以边缘的繁荣实现对中心的消解,以最终达到各种文化之间真正的平等对话。     

形象学视野下的“他者”言说——解读陈河小说《沙捞越战事》

文学作品中所塑造的"异国形象",是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重要方面,不同的文化身份使得海外华文作家在书写"异国形象"时有着不同的切入视角。陈河作为海外华文作家的优秀代表,其小说《沙捞越战事》站在"他者"的角度,以历史记忆的独特方式对"异国形象"进行了全新阐释,对投射中国新一代移民的身份坐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记忆记忆》的“后记忆”叙事与族性身份建构

当代俄罗斯著名作家玛丽亚·斯捷潘诺娃的小说《记忆记忆》讲述一个出生于1970年代的俄罗斯籍犹太人书写家族史的故事。作者以“后记忆”的形式作为小说叙述的基本框架,由此对俄罗斯犹太人的族性身份建构问题予以整体性观照与反思。小说中的家族记忆叙述,呈现的是被俄罗斯民族逐渐同化的族性身份意识,犹太民族的本原族性日渐稀释;而小说中的俄苏及欧美作家所建构的历史图景,隐性传递着犹太民族的创伤记忆。新一代俄罗斯籍犹太人在现实理性与主体想象的张力中,努力实现俄罗斯与犹太民族双重族性身份的融合式建构。     

集体记忆与历史重述——左翼作家的“左翼文学”回忆

左翼作家对“左翼文学”的回忆蔚为大观,构成现代中国不容忽略而又意味深远的文化景观。其重构历史的强烈意图,与当下政治生态、社会现实之间的深层互动,使其足以作为实践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记忆的转向”的典型样本。左翼作家通过个人史、“左联”史和左翼文学史的叙述,完成形象重塑、身份认同、重构历史、接续传统等多种意图,充分体现话语生产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紧密关系。“左翼文学”回忆对社会框架十分依赖,呈现出明显的“集体记忆”特征,打上了社会主导思想和主流意识形态的深深印记,但“个体记忆”又常常逸出“社会框架”,对集体记忆构成冲击与反抗,使得左翼作家的回忆呈现出微妙的张力。然而无论如何,左翼作家的“左翼文学”回忆都在很大程度上重构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深度影响了我们对左翼文学的认知。     

论麦克尤恩《星期六》中的“后9·11”式崇高

麦克尤恩的“后9·11”书写有着典型的欧洲风格，它既浸润着马修·阿诺德的文化批判精神，带有19世纪资本主义美学中“崇高”概念的印记，同时又深切地关注着全球“反恐战争”阴霾下的末日想象。《星期六》的奇特之处，在于它试图以一种寓言式写作，揭示科学和文学张力之下的“后9·11”式崇高。这种承接了“奥斯维辛”之后的后现代“崇高”不仅构成了对恐怖主义的一种话语批判，而且也试图对主流“反恐”叙事进行某种文学意义上的解构。     

身份建构中的历史叙事——以白先勇、严歌苓两代移民作家的历史叙事为例

海外华文文学作家白先勇和严歌苓,是北美新老移民两代作家的代表人物,他们以历史叙事的方式来展现各自不同的故土记忆,并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形态:建构历史的使命感与解构历史的现实感、演绎历史的轨迹与边缘立场的书写。从作家的身份出发,探索两种不同的历史观和历史叙述方式形成的不同创作风格以及由此呈现的族性书写的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