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商环境优化和高质量发展视角下的政府机构改革:功能定位及路径分析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优化营商环境和推动高质量发展,作为改革的预设效果之一被写入《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政府机构改革能够通过提高市场监管绩效、维护市场自由竞争机制,提升有利于降低市场交易成本的公共服务水平,以助推营商环境的优化和高质量的发展,其具体路径是通过机构改革推进市场监管方式创新,优化市场规则与颁行机构职能,强化市场规则维护与监管机构的职能,整合政府信息公开、"互联网+"与大数据运用机构的职能,缩减行政事务审批机构及队伍。     

环境规制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动态影响——基于PVAR模型的实证研究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如何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与资源环境恶化脱钩,是新时代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基于2007—2016年中国30个省市区的平衡面板数据,构建基准回归和PVAR(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主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基准回归的静态结果中,环境规制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起促进作用:而根据PVAR模型的结果,环境规制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具有动态效果,短期内环境规制有利于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但是长期来看两者之间的关系具有不确定性,取决于成本效应和补偿效应两种作用力的相对大小.因此政府对于环境规制政策不能采取一刀切的方式,而应该根据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环境治理水平等标准进行差异化、个性化制定,实现各地区的环境规制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协同发展.     

优化盐城营商环境研究

从政务环境、市场环境、金融环境、人力资源环境、社会环境等五大方面建立5分制量表，采用“问卷星”调查平台对盐城营商环境进行随机问卷调查，并采用逐步回归分析法实证检验了盐城营商环境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制定政策过程的严谨性和全面性、政府部门对营商环境政策的宣传和解读能力、落实相关政策中出台配套措施的及时性和实用性、技术人才和高层次人才的流失程度、企业对银行贷款所需时间的满意度、对基础设施及配套建设整体满意度等6个因素对盐城营商环境具有显著的影响，并据此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为优化盐城营商环境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政府创投引导基金、营商环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政府创投引导基金是利用金融工具支持微观企业发展的重要抓手,随着财政货币政策加力提效,需要更好地发挥政府创投引导基金等财政资金资源撬动社会资金的杠杆作用,提升经济高质量发展系统效能。基于系统论,围绕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系统中要素供给(资源供给和制度供给)与联结对系统功能的影响问题,采用政府创投引导基金与营商环境作为代理变量,利用全要素生产率测度经济高质量发展,以2008—2020年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省际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系统GMM模型对政府创投引导基金、营商环境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果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系统中存在要素供给与要素联结的“弱资弱制-弱资强制-强资强制-系统功能改善”和“弱资弱制-强资弱制-强资强制-系统功能改善”两条实现路径,均可打破经济系统发展中的资源依赖(结构性依赖与过程性依赖),从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政府创投引导基金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有促进作用,较好的营商环境会强化政府创投引导基金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应。营商环境越好的地区,政府创投引导基金在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资金引导效应、风险共担效应和政治关联效应发挥的作用更强。     

经济发达城市和欠发达城市营商环境如何赋能高质量发展？——基于282个城市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基于中国实际,提出理解城市异质性下营商环境驱动区域高质量发展差异的整合性分析框架,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我国282个地级市以上城市进行组态分析。结果发现：单个营商环境要素难以驱动区域高质量发展,但不同要素的组态路径会对其产生显著影响;经济发达城市存在两种营商环境可以驱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经济欠发达城市则存在五种营商环境可以驱动区域高质量发展;两类城市在各自组态路径中的核心条件不同,且路径间存在“殊途同归”的潜在替代关系。研究结论有助于揭示不同地区高质量发展背后营商环境要素间复杂互动的本质,为地方优化城市营商环境、探索高质量发展特色道路提供有益启示。     

人口老龄化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机制分析与实证检验

从“创新驱动、产业基础、结构优化、效率效益和方式转换”等五个方面构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基于我国省际层面的面板数据并采用熵权TOPSIS法对其进行测度,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和动态面板门槛模型对人口老龄化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会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具体来看,人口老龄化主要通过增加人力资本数量和人力资本质量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同时也会通过减少劳动力供给阻碍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此外,人口老龄化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基于城镇化水平的门槛效应,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积极影响会随着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而逐渐增大。     

营商环境优化与企业ESG表现

作为重要的外部制度环境,营商环境优化能否提升企业ESG表现值得关注。基于此,以中国资本市场2009—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营商环境优化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营商环境优化能够显著提升企业ESG表现。机制检验揭示,营商环境优化可以通过促进企业加强环境管理、提高产品质量和公司治理水平三大机制提升企业ESG表现。异质性分析表明,当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较高、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大时,营商环境优化对企业ESG表现的提升作用更明显。     

安徽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困境与对策

制造业是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导产业,在国家经济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安徽省制造业坚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已进入转型和升级的重要发展阶段.以安徽省制造强省建设为研究视角,分析了安徽省现阶段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基本现状,揭示了安徽省在建设和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促进安徽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可行性措施,从而推动安徽省制造业的可持续发展,实现安徽省由传统的制造大省向现代化制造强省的转变.     

营商法治环境评价内容与标准——基于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视角

民营经济已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优化营商法治环境有利于促进新时代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从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视角设置营商法治环境评价的内容与标准具有针对性和指向性。研究通过准确分析新时代我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营商法治环境方面的现实困境,结合民营企业相关诉求,设置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营商法规、涉企行政执法、地方政商关系及相关公共法律服务为营商法治环境评价的内容,以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是否得到优化、民营企业及企业家相关权益是否得到依法平等保护、民营企业营商守法状况是否良好、民营企业对营商法治环境是否满意等为营商法治环境评价的标准。     

数字经济驱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机制与路径研究

数字经济在新时代已经成为支撑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基于2012—2020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对我国省级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和数字经济发展综合指数进行测度,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发展质量提升的赋能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能够显著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对作用渠道的分析表明,政府创新资源配置偏向作为中介变量,对数字经济提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强化效应,即数字经济能够通过增强政府的创新资源配置驱动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探究表明,数字经济对邻近地区的制造业发展质量提升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并在发展程度不同的地区存在区域异质性,经济发展实力越强的区域,数字经济的赋能效果越好。     

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内涵、要素和路径研究

面对当前国际经济新形势和新挑战,先进制造业是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基于新发展理念,分析国内外先进制造业发展现状,明确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总结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支撑要素分别是科技创新、市场需求、人力资本和制度创新,并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四个方面提出促进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空间效应

在污染治理和经济转型的双重压力下,环境规制是否以及如何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目前学术界尚未形成共识。基于2009—2018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从结构转换这一新的视角解构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通道,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刻画环境规制竞争,探索对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显示:（1）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且稳定的促进作用,效率改进和技术进步是提升发展质量的主要来源。环境规制与高质量发展间存在“U形”动态规律,中国平均环境规制强度已经处在“U形”曲线的上升阶段,但低规制强度组尚处在“U形”曲线的下降阶段。（2）环境规制通过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中介通道间接促进发展质量提升,且产业结构中介效应大于环境规制的直接效应,环境规制有助于激励产业结构合理化对要素重置效率的促进效应,增强产业结构高级化对要素升级的促进效应,进而助益经济高质量发展。（3）考虑空间相关性后,全局层面环境规制对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有所减弱,局部区域环境规制竞争产生了异质性的空间影响,东部地方政府在环境规制执行上缺乏协同性,对高质量发展具有负向空间溢出,而中西部环境规制竞争具有正向空间溢出。从环境规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角度,提出优化产业结构效应和空间效应的对策,为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可行路径。     

后疫情下西安市营商法治环境的优化——基于五省会城市的比较

营商法治环境是法治化视角下营商环境的面相.提升营商法治环境是应对冲疫情冲击、推动企业营商环境优化的关键路径.对标国务院2020年1月1日正式施行《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第五、六章营商法治环境的具体要求,并结合后疫情下沈阳、海口、杭州、成都和西宁五省会城市营商环境政策的代表型经验,揭示出后疫情下西安市营商法治环境的诸多不足,进而提出优化政策的民主性与科学性、以放管服为抓手改善商事执法环境、探索在线诉讼与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构建立体式监督体系等优化路径,为后疫情下甚至常态化下西安市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内生动力和制度保障.     

我国数字营商环境建设论略：突出问题与优化措施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传统意义上的营商环境不断改善。毋庸置疑,营商环境的改善有助于整个经济的发展。当前,全球经济格局呈现新的竞争态势,我国也已经进入新发展阶段,数字经济加速发展,与此同时,数字营商环境这一概念开始被普遍使用。本文在传统营商环境基础上对数字营商环境进行概念界定,并针对数字营商环境建设中存在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区域不平衡、数字政府建设创新能力和协调能力不足、数字营商环境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以及评价体系缺失等突出问题进行重点分析。基于此,我国应着力构建现代化数字基础设施体系,大力推进数字政府建设,提升数字营商环境法治化水平,科学构建数字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     

影响产业园区营商环境的能动主体

营商产业园区营商环境有主动因素和被动因素。政府投资行政、产业集群的聚集和园区经营管理具有主体能动性,而区域经济结构、城市经济状况等则是在能动主体作用下的结果。因此,研究影响产业园区营商环境的能动主体的特性,从而为促进产业园区营商环境的发展探寻路径。     

叠加性压力:共同富裕背景下县级政府营造营商环境的机理分析

构建亲商、爱商的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的发展活力是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支撑。然而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县级政府营造营商环境的行动中普遍存在叠加性压力,即基层政府缺位给民营企业带来制度性压力和政府调控功能不强给民营企业经营造成市场性压力。这种叠加性压力是民企的弱势地位,政企互动不畅,政府部门权力执行不规范,政府权力越界行使等制度性因素和对国有企业行为监督乏力,国有企业内部监督机制低效运转,企业资本的逐利性等市场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为消解叠加性压力带来的消极影响,为实现共同富裕准备充足的物质基础,需要从建立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实施行政审批流程再造,规范行政人员自由裁量权,优化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行为,加强对垂管国企的外部监督等多个角度入手采取治理措施。     

从税收营商环境到营商环境中的税收

近年来,我国税务机关在优化营商环境中推出系列举措,可是这些辛勤付出与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指标体系中的纳税指标所显示的绩效存在一定背离。其原因在于纳税指标仅指狭义税收营商环境,而广义税收营商环境则是指营商环境中的税收,即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指标体系中,除了办理施工许可证与获得电力两个一级指标以外,其余各一级指标无不涉及税收相关内容。只有对税收营商环境做出狭义与广义理解,才能有效提升关于营商环境及税收营商环境的认识水平,正确认识税务机关在优化营商环境中的特殊作用,进而抓住优化营商环境的要点所在。     

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脉络、主要成效及高质量发展对策

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是新形势下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重大战略举措.在分析当前面临的国际背景基础上,对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脉络及总体态势进行了详细梳理,总结了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成效,包括推动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构建,促进外资外贸增长和推动营商环境改善,对国内改革形成倒逼机制,推动政府职能向服务化转变,以及发挥区域"增长极"效应等.但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高质量发展还面临着诸多问题,包括顶层设计不足致使管理机制不畅,高价值制度创新缺失,重大开放风险压力测试不足,以及对接国际经贸规则发展前沿存在差距等.为推进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高质量发展,应进一步完善顶层设计,畅通管理机制;加大放权力度,构建容错纠错机制,鼓励自贸试验区大胆探索制度创新和进行压力测试;积极对接国际经贸新规则,校准"边境后"管理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