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知识分子热与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定位

正一、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与"公共知识分子热"从宽泛意义上讲,"知识分子"是一个成员类型极其广泛且多元的群体。比如《辞海》对它的定义是:"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的脑力劳动者。如科技工作者、文艺工作者、教师、医生等"。有学者据此将知识分子细分为"非文化型知识分子"、"传授与应用型知识分子"、"创造型知识分子"和"批判型知识分子"等类型。而从狭义上讲,"知识分子"涵盖的范围要窄得多。它特指那些具有     

公共领域的构建与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

公共领域是介于国家和社会的自由交往空间,旨在通过理性和自由的讨论从而形成公共舆论,并以此为载体实现对社会问题的“信号”功能和对政治系统的监督和批判功能。中国公共领域的建构和发展需要以公共知识分子为主体。但中国目前公共知识分子主体性角色发挥面临两个困境,一是知识体制的专业化使知识分子与公共性产生脱离;二是功利主义的侵蚀使许多公共知识分子缺乏公共关怀精神。公共知识分子要履行好作为建构公共领域主体的神圣使命必须克服公共知识分子只有公共关怀却没有专业素养的弊端和只有专业素养却没有公共关怀的狭隘。     

透析萨义德的公共知识分子身份

在当前的现实语境下,相当部分论述萨义德的文章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误读,究其原因,论述者对萨义德的公共知识分子身份有意无意地忽略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探讨萨义德的公共知识分子身份,在对知识分子应有的责任和情怀的论述中寻求正确理解萨义德的批判精神和独立意识的途径。     

从公共知识分子到“网红知识分子”

<正>公共知识分子和大众传媒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暧昧不清的。我们可以把人类传播活动的发展,初步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都能看到公共知识分子的身影。在口语和文字传播时代,人类通过语言和文字记载进行传播,这个时期的孔孟老庄广收门徒、传道授业、著书立说。在印刷时代,知识的传播速度大大加快,前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利用小册子战胜世俗和愚昧,     

人文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精神”的完整表达

知识分子的精神特质是衡量知识分子真义的内在尺度。知识分子凸显的是一种超越阶级意识,阐释终极意义,关怀社会大众的内涵。具有人文精神的知识分子即人文知识分子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他们是知识分子精神的承载者、践履者和阐释者。     

1949：中国知识分子的抉择

“抢救大陆学人” 对于生逄鼎革的知识分子来1949年是短暂而漫长的一年。这一年在政治军事大幕背后，有悲欢离合的社会生活，有人生十字路口的彷徨踯躅。     

论文学、知识分子与公共空间的关系

公共领域首先由哈贝马斯提出,是指一个向所有公民开放的、由对话组成的,旨在形成公共舆论、体现公共理性精神的场域。公共领域分为文学公共领域与政治公共领域,文学公共领域是政治公共领域的前身。文学本身并未介入公共空间,对公共空间产生影响的是文学作品。在中国古代,大部分知识分子与公共空间保持距离,近代以来知识分子则积极进入公共空间。     

媒体中“公共知识分子”角色分析

近年来,随着新闻评论的日益勃兴,"公共知识分子"与媒体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从报纸的时评版,到电视的评论类栏目,我们随处可以体会到公共知识分子的存在."公共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已经吸引了媒体较多的注意,其重要性已初现端倪.本文从新闻学的视角出发,简要地分析了公共知识分子与媒体关系日益密切的原因,其主要的媒体参与形式,并对这种现象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反思.     

波西米亚:独立知识分子与公共空间

19世纪中期的巴黎诞生了一群独特的自由职业的文人与艺术家--波西米亚,并由此形成了西方社会中一种独立知识分子的波西米亚传统.波西米亚文人在大都市建立了新型的公共空间,并将其反资产阶级的文化理念融入其中,成为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反空间"与"第三空间".波西米亚是活跃的都市公共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将来还会继续发挥其应有的社会作用.     

朱自清：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成长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朱自清受欧美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崇尚民主和自由精神,追求人格独立;同时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热爱祖国,关注现实社会,注重伦理修养,以中国传统文化弥补自由主义思想的某些欠缺。     

论专业化、体制化时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可能性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使知识分子的话题表现出了复杂性。国内有些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普遍”的超脱阶级集团的知识分子没有生存的土壤,“普遍”是虚妄的。彻底的反普遍主义、反本质主义就不把“正义、真理”寄托在某一个具体的阶层、职业乃至个体身上,社会良知、普遍正义不是知识分子的独享物,而是“分有”给各行各业,形成职业道德和内心的良知信念,而维护职业道德和良知信念的主要力量在于以法律、道德、舆论等良性的规则构成的社会结构关系网络。     

大众文化背景下知识分子的命运

大众文化的发展 ,抹平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之间的区别 ,改变了知识价值标准 ,从而使知识分子的地位发生转变。面对大众文化 ,知识分子角色正在多样化。但要发展我国的文化事业 ,必须遵循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逻辑 ,在先进文化的指导下 ,构建适合我国国民心理需要与身心健康的多元文化。     

从公共领域到数字界面——哈贝马斯与数字时代的公共领域转型

六十年前,哈贝马斯撰写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为他奠定了良好的学术声誉,他梳理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公共领域的历史形成过程。最近,他的新书《公共领域的结构新转型和协商政治》似乎在呼应这样一个问题：随着传统大众媒体变成数字界面上的流媒体和自媒体,公共领域是否也随之发生变化?哈贝马斯认为数字媒体的挑战弱化了“负责任”的守卫,从而模糊了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区别,让右翼民粹主义可以在数字媒体上大行其道。而哈贝马斯忽略了数字界面之下并不是主体之间面对面的关系,而是被界面的协议和规则中介的交往关系,即主体间的对话伦理逐渐让位于数字空间的界面伦理。     

论知识经济背景下的知识分子

人类正处在由工业文明向知识经济时代的演变中,这一社会转型应该说是整体性和全方位的,它必将导致社会结构的重组.与此同时,社会各阶层的权力、利益与地位也会发生相应波动.这种波动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知识分子开始成为历史舞台的主角.     

从理性公众到情感公众：数字时代公共领域的理论嬗变

哈贝马斯出版于近六十年前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在政治哲学、民主理论和媒介研究等领域有着跨学科的影响。此书构建了公共领域模型,虽然其规范标准的适用性一直存在争议,但它确实经常被用来检验现存国家民主化的可能性。在数字时代,经典公共领域理论的空间想象和以“分”为主的结构性特征受到极大挑战,但是数字媒体作为拉图尔意义上的技术“行动者”无疑重新引入了一种新的公共领域的可能。互联网技术的出现使我们有必要重新讨论公共领域的规范性,调整其标准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媒介现实,从而有效地探讨新媒介环境如何可能在全球范围内促进新的民主实践。因此有必要厘清规范性公共领域理论所强调的结构性前提,引入“连接政治”和“情感公众”理论,用数字技术的超强“连接”取代“分离”的空间想象,并将“情感”纳入公共性的考察,以平衡自由主义对“理性”在政治生活中的绝对强调。     

创造社：现代流浪型知识分子的崛起

以郭沫若等为代表的创造社同人是典型的现代流浪型知识分子。他们始终自居于边缘的位置，以自身的才华审视抨击既有的一切，是既定秩序的扰乱者，新话语空间的开辟者。创造社的发展历程从某种程度上正是中国现代流浪型知识分子被规训的历史缩影。     

王小波：制造的“自由知识分子”

王小波是个比较特殊的现象，他生前默默无闻，不为人知，死后却获得了无限的哀荣，他成为了一个自由符号，被抬上了“自由知识分子”的神坛。本文试图论述的就是：王小波是因何登上这个位置的。在这个过程中，思想界的自由精英、媒体、一帮“门下走狗”扮演了抬轿子的角色。通过这样的分析，读者也许可以通过一个案例发现更多的东西。     

胡乔木：体制内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

胡乔木是中国民主革命和中国当代历史上体制内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他身上兼具知识分子的一般特征和鲜明的体制内特征。对他的体制特征要从“文革”前与“文革”后两个不同阶段来考察。对胡乔木一生的评价,则依据他毕生所从事的意识形态工作。胡乔木参与起草的1945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他1951年所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和主持起草的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问题的决议》既是评判中国革命意识形态的主要依据,也是分析胡乔木一生功过是非的重要文献。     

知识经济条件下党的知识分子工作

知识经济的兴起是人类几千年来知识积累和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的必然结果。知识经济社会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 ,知识分子是知识经济社会的栋梁 ,具有开拓和创新的作用。党对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问题一贯是十分重视的 ,并在不同时期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理论和政策     

制度变迁视角下的人文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在制度变迁与社会变革中具有重要作用.从制度与发展的关系来看,人文知识分子充当思想解放的先锋,引导观念转型,最终促成了制度变迁和社会变革;从制度变迁的模式来看,人文知识分子作为政党核心力量参与领导制度革命和献身社会改良.同时,这一群体也有自身的局限性,包括身份的“双重性”、乌托邦情节以及受文化变迁的内敛性制约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