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述”历史与文化民族主义——当代少数民族文学重述历史的深层机理探究

在全球化语境下,多元文化间的冲撞、竞争与融合,使各少数民族文化面临严重的消解风险。出于一种文化自救和族群身份认同的需要,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以重述历史方式确证自我民族文化特质。由于对抗性书写立场和二元式思维,历史叙事陷入"怀旧"性身份政治之中。考察这一现象的知识谱系及其意识形态,是阐释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多重价值空间的必要视角,也是观察这种书写现象基本走向的切入点。     

跨越与交融中的内心质询——论陈谦小说“跨域女性”的心灵叙事

桂籍海外华文作家陈谦在自我审视与内心质询中实现了“自我”言说的建构，展演了跨越与交融的多重属性以及智性的生存哲学；通过细致而绵密的语言，陈谦的小说也表达了“跨域女性”心灵敏感而柔嫩的感知力。直击跨越中的内心真相，书写交融后的心理真实，陈谦小说通过文字还原跨文化场域间的心灵体验，最终建构起独特的书写“跨域女性”心灵世界的叙事伦理。     

西方记者延安叙事研究

西方记者延安叙事方式主要是叙事聚焦和叙事结构。叙事聚焦从不同视角描述延安人物和事件,包括内聚焦、零聚焦、外聚焦三种形式：内聚焦表现为追溯往事与自我体验的“二我差”,零聚焦跨越时空和切换视角地解读大型历史事件,外聚焦含蓄冷峻描绘深意场面和蹊跷事件。叙事结构强化延安书写的因果联系和比较意蕴,采用框架叙事和嵌入叙事两种方式,前者展示延安风貌和精神气质,后者拓展外延和深化主题。叙事聚焦和叙事结构交互作用,对历史赋形释义,彰显红色理想的政治隐喻和情感功能,凸显延安叙事意义。     

民族主义话语的媒介建构策略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媒介民族主义话语经历了酝酿、发展和成熟阶段.媒介对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建构,是在二元化的叙事框架中展开的:一是时间的二元叙事,即介于民族“自我”与“往昔自我”之间的叙事;另一是空间的二元叙事,即介于民族“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叙事.正是通过对这两种框架的策略性运用,媒介完成了对民族以及民族国家的时空想象的描画,实现了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符号化建构.     

跨文化语境下当代专业音乐创作的文化书写

20世纪诸艺术流派争鸣之际，亦是中国专业音乐创作发轫之时。作为文化交融的产物，中国专业音乐一方面在探索不同于西方音乐体系的道路，另一方面试图从中国传统音乐模式中推陈出新。在跨文化语境中，中国专业音乐成为“中国乐派”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向世界呈现艺术自信和文化自强。这些音乐作品能够跨越不同的国家与民族，在各历史时期、多元学科中进行跨文化书写。尤其近年来专业音乐创作推进了大众文化与学院派之间的融合，凸显出当代作曲家独特的文化观念与基于跨文化对位的“文化书写”。以跨文化视角梳理当代专业音乐创作的历史背景，并提炼经典作品中人文与音乐本体对位之特征，探寻其音响空间构成的文化属性，从而彰显当代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     

生存的“游离”——高长虹小说《游离》存在主义解读

小说《游离》通过主人公“我”个体生存空间、身份认同和情感世界“游离”的叙事,书写了青年知识分子的一种生命存在形态。对“我”身体在太原与北京、家庭与社会等居无定所生存空间的叙事,揭示了个体因空间“游离”而产生的生存感受与生命体验的一种“游离”形态。对“我”“平民”身份、“智识阶级”身份认知和内部自我感知的叙事,表达个体外部身份认同的“游离”和内部自我感知的分裂。对“我”爱情、亲情和友情的叙事,表达了个体情感世界矛盾而复杂的“游离”状态。     

历史语境中的文类转换与多元叙事——以木兰形象的流变为中心

木兰传说文本的历史流变、跨文化传播,使得“木兰”的艺术形象鲜活生动、深入人心。中国传统的木兰形象以忠孝为主,凸显了女性个人命运和家国精神的主题,也融合了不同历史时期“民间书写”与“正史书写”的文化观念。此外,在跨文化叙事的语境里,尤其是从书面文本向电影叙事转化的过程中,表现出情节增饰、人物个性、叙事主题等传播变化,这对于民间文学资源现代性转化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爱的地图》中的民族发展与文化融合

《爱的地图》是埃及裔移民女作家艾赫达夫·苏维夫关于民族历史书写的杰出创作.小说不仅展现了苏维夫对本民族历史的探索,还表达了对东西方文化融合的看法.阿拉伯穆斯林女性身份问题是小说的重要主题之一.从后殖民批评视角出发,通过对《爱的地图》中的帝国历史反书写以及穆斯林女性形象的分析,深入解读苏维夫关于民族文化和穆斯林女性身份的思考,深刻地表达了作者的文化融合意识.     

家国情怀、女性成长与地域文化——梁凤仪小说《我们的故事之乱世佳人》评析

香港作家梁凤仪的小说《我们的故事之乱世佳人》在家国情怀、女性成长、地域文化三个方面呈现出鲜明的审美特征。小说以宏阔的历史为骨架,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前途融合起来展开叙事,发掘和展示了当代香港人个体文化精神品格和浓郁的家国情怀。小说中对于女性的书写,展现了作者对当代女性的成长之路的思考与探索,既肯定了女性独立自强的现代精神,也容纳了部分传统文化精神;对于岭南地域文化的书写,不仅承担了推动小说叙事发展和勾勒叙事空间位移的功能,也在文化审美上使作品更富有地域特色,体现了作者对地域乡土的眷恋与依赖。     

论近三十年女性成长小说中的自叙传叙事

近三十年来,女性作家在书写成长时倾向于以个体真实的生活经历与生命体验为原型,以自叙传的叙事方式来摹写与虚构“我”的成长故事,表现“理想的自我”与“体验的自我”之间的反差。在成长叙事中,主体性别意识的自觉往往与真实的历史情境相融合,女性成长文本与作家的现实经验构成一种相互指涉、相互映照的关系,使自叙传这一叙事方式呈现出独特的意义与价值。     

民族志视野与转型期汉族作家跨族文学研究

从民族志与文学融合的视野看,转型期汉族作家跨族文学是以汉族作家的跨地域行走、跨族群交往、跨文化体验为前提,以少数族群的历史、现实及地方性知识为描述对象的文化书写。它记录了不同地域少数族群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保存了某些即将陨落和消失的部族文化传统,部分真实地描摹和还原了转型期民族地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历史变迁,从而成为一种考量民族文化保存和变异的活态文本,具有当代民族志的性质和意义。汉族作家跨族文学体现了中国多民族文学和文化内部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多样性,为推动"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建构和民族文化新格局的创建提供了可贵的经验。     

从个人叙事到民族叙事——沈从文小说地域色彩的形成

地域色彩是沈从文小说的主要特征,他对湘西世界的创造,不仅为20世纪中国文学增添了光辉的一章,而且使其成为湘西地方民族叙事的代言人。沈从文小说地域色彩的形成,经历了个人叙事和民族叙事两个阶段,在这一过程中,他不仅认同了＂乡下人＂的身份,而且在摆脱早期个人叙事圈子的同时也把个体敏锐的感性认识与湘西地方特殊的民族历史文化融合在一起,创造出独具特色的湘西民族叙事。     

母体归依、生命传承中的故土意象

海外华人作家笔下的东方故土意象，常包含着在“边缘”漂泊安身立命的历史叙事、生命记忆转换成的文化认同、民族寻根中的中华想象，表达着母体归依、生命传承的文化意义。处于西方强势文化环境中，海外华人作家以日常性的故土东方意象表现出强韧的“拒绝同化”的意向，提升出东方的哲学境界。在故土东方意象的多方位对照中，交织着对传统的依恋、向往、反思、质疑等复杂情感。而在遥远时空的由想象引发的想象中，东方故土意象被不断解读出新意味，从而呈现出中华文化传统在海外流变中的一种传承。     

大江健三郎文学的时空美学——“场所”的相位与历史时间

大江文学的时空美学主要凸显在叙事空间四国森林“峡谷村庄”的“场所”相位和历史时间的哲学思考。基于这一审美理念建构的小说时空,在其结构内部就像建筑艺术整体结构中的两根支柱,以时空并置的叙事技法重构了考察现代人生存状况的现代神话。在叙事时间上,叙事者通过将“过去”拉回到“现在”的表现艺术实现了历史与现实的重叠;对小说人物与作者扎根的土地与“场所”,以“缩减模型”的多重结构重现了现代神话的“真实性”。     

当代民族文学的英译与海外传播

随着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不断推进,当代民族文学的英译成果逐渐增多,呈现出丰富多元的传播态势。权威译者与出版媒介共同促进了民族文学海外象征资本的生成、转化与累积。从接受情况来看,当代民族文学仍徘徊在海外大众读者的视线之外,但民族书写中呈现的地域特色、国族想象以及关于“自我”与“族裔”的身份诉求却引起了西方学者的研究兴趣。在“东方主义”的凝视中,中国民族书写的丰富性不可避免地被西方话语遮蔽和异化。当代民族文学如何突破跨文化交流的困境,是中国文学海外传播亟待解决的议题。     

战后冲绳混杂文化的文学表征

战后冲绳文化的混杂性并非是在本土文化之上对美日文化的简单叠加,而是在多重文化的矛盾冲突中走向文化重组,进而形成一种混杂的新型文化。而在这一过程中,冲绳民族在历史舞台上也经历了从“迷茫”到“发声”再到“觉醒”的成长蜕变。战后冲绳文化的混杂性于文学书写中再现的不仅是冲绳民族的成长与蜕变,也是冲绳作家在历史流变中对自我身份及民族身份的认同。     

失孤·大屠杀·身份的碎片——论埃德薇奇·丹迪卡的小说《耕耘骨头》

《耕耘骨头》是海地裔美国作家埃德薇奇·丹迪卡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是对1937年多米尼加共和国境内的海地人的文学书写。小说从大屠杀的幸存者女仆阿玛贝尔的角度叙述这一历史事件,让读者重返历史现场,关注大屠杀施加给幸存者、受害者及其亲友的灾难性影响,思考大屠杀带来的个人身份和民族身份问题,讨论对大屠杀进行文学再现的必要性。文章着眼于历史事件的后果,从人物身份与叙事视角出发,就“失孤”“大屠杀”与“身份”等问题进行细查,讨论作品对大屠杀进行文学书写的历史意义。幸存者拼缀破碎身份的努力既是为了求索自身存在的价值,也隐喻了对民族身份界定的公共思考的必要性;与自然灾害导致失孤后果相比,施暴者的刻意遮瞒掩盖使大屠杀导致的创伤更为深重,使受害者难以举证申讨,施暴者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和谴责。在资本全球化的今天,这样的文学书写在警示后代和预防类似灾难重现方面有着积极的意义。     

彻底的反叛者和精神贵族——贱三爷故事的身份与空间研究

贱三爷故事是广泛流传于武汉及周边地区的机智人物故事。职业和身份的多重性使得贱三爷能够在最大程度上突破地域空间与权力空间的限制，这个形象既是民众的一种“自我塑造”，也是他们理想的投射。贱三爷是广大底层劳动者创造出来的彻底的反叛者和精神贵族形象。     

文明互鉴视角下的中美河流文学书写——马克·吐温《密西西比河上》与徐则臣《北上》比较研究

马克·吐温《密西西比河上》与徐则臣《北上》是中美河流文学书写中“全球本土化”的代表作品：两部作品都聚焦河上职业群体,借助具有差异性的叙事视角,完成本土身份的空间建构。而两部作品中方向相逆的河流航行表明,无论是美国外向型文化接触过程,抑或是中国内向型文化接受过程,作者都运用航行地图行迹再现了本土社会与世界文化关系的演化历程,传递出可视可听的现代化元素。两部作品同向异构的“全球本土化”叙事,不仅揭示了不同国别作家在面对“本土”与“全球”时的思维差异与价值选择,还揭示了超时空语境下他们思考河流历史、河流现实以及河流未来复合关系的重要性,折射出中美河流文学作品间的文明互鉴价值。     

身份建构中的历史叙事——以白先勇、严歌苓两代移民作家的历史叙事为例

海外华文文学作家白先勇和严歌苓,是北美新老移民两代作家的代表人物,他们以历史叙事的方式来展现各自不同的故土记忆,并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形态:建构历史的使命感与解构历史的现实感、演绎历史的轨迹与边缘立场的书写。从作家的身份出发,探索两种不同的历史观和历史叙述方式形成的不同创作风格以及由此呈现的族性书写的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