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视阈中的代际关系梳理与伦理主体重构

俗语“富不过三代”表征着当代社会和公民恐惧财富流失的心态,占据社会资源的亲代对新近获得话语权的子代过度担忧;而在媒介传播时代,当代公民主体建构与媒介工具使用密切联系在一起,人具有着工具的替代属性,媒介工具也有了人的代际属性。但是在社会资源与话语权力的重新分配中,在场各代的代际冲突和未来一代可持续发展的矛盾日渐突出,文化反哺和支持反馈已经开始被提及。因为媒介工具的使用是当代传播开启的前提,代际关系的梳理完全可以从传播伦理的角度开始去弥合。此种现象,无不表征了这个时代的代际问题,它意味着一些社会隐秘心理需要得到深层次的解决和释放,起点正是伦理主体的重构,而正向传播也应该得到提倡。     

中国家庭代际关系内容及其时期差异——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考察

分析近代以来家庭代际关系的内容及其在制度变迁和社会转型中的变动,可对当代代际关系状态有更全面的认识。家庭代际关系是亲子代际之间义务、责任、权利、亲情和交换诸种行为和功能的复合体。从解放前传统时期到当代,亲代义务、责任和亲情付出不仅没有减少,而且还有强化的趋向;子代义务和责任则呈现弱化之势。代际关系内容有具体的功能,这些功能在亲子之间有不同的表现,并且随着社会变迁也在发生变化。     

老壮代际关系变迁:理解农村青年“啃老有理”的新视角——基于冀南H村的考察

基于冀南H村的实证调查发现当地农村青年不仅啃老内容多且啃得理所当然。农村青年的"啃老有理"与壮年亲代主导下形成的新代际规范密不可分。壮年亲代根据自身历程建构的新代际规范本意有二:一是为低水平的孝养老年亲代进行道德辩护,二是实现"父慈子孝"的壮青代际和谐,但却导致农村青年对壮年亲代的无限度索求,致使壮青代际失衡急速加剧。     

社会转型与乡村代际关系研究:基于文献的述评

与近数十年来社会急剧变迁相伴随的是,我国乡村家庭代际关系呈现前所未有的变化。较多的研究围绕这一议题而展开。研究者从孝道的衰落、代际资源失衡、地方性共识的改变等方面探讨乡村代际关系变迁的原因。关于这一变迁背后的生成力量,目前有国家政治干预、市场经济冲击、法律不适等不同的解释模式。在社会结构转型的宏观背景下,家庭代际矛盾反映了子代与亲代所代表的社会结构和社会观念的错层和对立,这或许是更为深层次的原因。     

数字反哺与反哺阻抗：家庭代际互动中的新媒体使用

在以移动互联网和数字技术为基础的数字化生存环境中,熟练使用新媒体技术成为人们展开社会行动的必要前提。家庭场域内子代青少年与亲代长辈对新媒体技术在理解、接纳与使用层面均存在巨大差异,导致家庭代际交往与互动中存在明显的"数字代沟"。家庭内部的"数字反哺"机制既为"数字代沟"的消弥提供了自发救济,亦同时产生了代际互动及家庭关系的负向影响,"反哺阻抗"成为家庭代际间关系维系和反哺行为持续开展的现实挑战。数字媒介素养的提升、对话导向式家庭传播/互动模式的建立、对数字文化的理性认知,是克服"反哺阻抗"以消弥"数字代沟"的积极路径。     

把握危机传播特征 做好危机事件报道

当前,我国社会处于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凸显,危机事件频发,在危机传播中,各种信息符号常常处于混乱状态,各种信息复杂,难以求证,传播系统也失去常态。要避免危机事件造成社会损害,需要政府和媒体提高认识,运用危机传播理论,做好危机报道:政府要提高媒介素养,充分利用网络做好危机传播;媒体要建立危机传播预警机制和危机信息传播机制;要充分发挥传统媒介议题建构的作用;危机事件后,要做好危机传播的效果评估。     

双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代际传递与代际反哺

正向代际传递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社会化传承的主要方式之一,而代际反哺则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新理路。正向代际传递通过榜样学习、交流相通和满足基本心理需求影响子代的文化认同与共同体认同;代际反哺是子代对亲代的反向影响,亲代通过对子代能动性感知、信息评估以及亲子关系目标赋能过程进行意义建构,形成逆向反哺助推。正向代际传递和代际反哺同样具有时期差异和效应差异,双向传递路径相辅相成、动态传递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代际传递双向路径。由此,进一步研究应基于共享文化符号,关注有效提升代际反哺效应的策略,确保自下而上精准化铸牢共同体认同感,并通过动态纵向追踪构建双向代际传递的良性回路。     

代际合作理论视野下的隔代照料 ——兼议中国家庭的个体化

当今中国家庭研究范式正经历着个体化视角的转向.根据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CHARLS)的数据,在代际合作理论视野下分析亲代隔代照料时间在不同子女间的分配.研究发现:收入越低、健康程度越差、受教育程度越低的子女更容易得到亲代隔代照料的支持;亲代的养老期待以及子女的经济支持显著提高了亲代隔代照料时间.结论表明,亲代的隔代照料行为遵循了"扶弱"与"互惠"的双重逻辑,这两种逻辑都可以整合在以利他主义为核心的家庭整体效用最大化的解释路径之下.当今中国家庭依然延续着传统的"亲子一体"的结构,家庭依然是分析中国社会的基本单元.     

现代媒体的消费主义文化建构

消费主义文化兴起于20世纪20、30年代,二次大战以后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迅速得以蔓延,以对物品的绝对占有和追求享乐主义为特征。消费主义文化不仅是资本主义从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转型时期的一种影响深远的经济与社会文化现象,而且还是现代媒体变革与媒体社会文化建构功能和作用不断得到加强的结果。目前中国正处在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时期,不仅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突飞猛进,而且新闻传播事业日新月异,现代媒体的传播建构功能与作用不断得到加强;与此同时,追求物质享受和享乐主义的消费主义思潮也大有蔓延之势,因此对现代媒体的消费主义文化传播与建构问题的关注和思考,将具有特殊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家庭代际分工与农村妇女地位提升

中国农村家庭在转型期形成的代际分工模式对促进妇女就业和提升妇女地位具有重要意义。代际分工模式将中青年妇女从家务负担中解放出来,缓和了妇女的职业角色与家庭角色之间的紧张关系,为妇女持续参与市场奠定了重要基础。代际分工模式建立在亲代对子代厚重的责任伦理和家庭本位的生活逻辑之上,是转型期农民家庭应对现代性压力的重要方式。本文分析表明,代际分工模式重塑了妇女与家庭的关系状态,妇女地位的提升不再完全是家庭内部权力斗争和权力博弈的结果,而是家庭功能性整合的产物,从而超越了家庭权力斗争的视野。因此,对妇女地位的研究要立足中国本土的社会基础和制度环境,促进妇女权利保障与家庭发展的良性互动,实现妇女地位提升、真正通往美好生活的目标。     

中国农村网络家庭中养老支持的趋势与变迁------来自七省调查的发现

本文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2010年七省区城乡家庭结构与代际关系调查数据,揭示了农村网络家庭中养老支持的现状、发展趋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当前农村网络家庭中子女家庭给予父母的养老支持水平较低,且重视经济支持,日常事务性支持与情感支持欠缺。因子女外出就业、结婚而形成的网络家庭中的亲代得到的养老支持显著高于因儿子分家而形成的网络家庭中的老年人;亲代与子代配偶相处得越好,亲代得到的养老支持越多。当前农村网络家庭中亲代家庭与子代家庭在代际支持上“分而不离”,但受居住距离的影响,加之家庭子女数减少,未来网络家庭的养老功能将趋于弱化。在居家养老仍为农村主要养老方式的现实下,为提高农村老年人养老水平,改变农村地区的养老模式,发展农村养老产业,实现农村养老资源多元化的同时,重视农村现代养老文化建设已成为必然。     

教育、社会资本对中国农村家庭代际流动的影响——基于CHIP数据的实证分析

良好的代际流动可以缩小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家庭成员的教育和社会资本是中国农村家庭代际流动的重要通道。文章基于2013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从教育和社会资本的角度出发,探讨两者对中国农村家庭代际流动的影响机理及区域差异。研究发现:男性子代的受教育水平对农村家庭代际流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女性子代的受教育水平并未显著影响代际流动;尽管父代受教育水平并不直接影响家庭代际流动,但它在男性子代的代际流动中发挥了完全中介作用;社会资本在农村家庭代际流动中的作用也存在性别差异,男性子代通过社会资本路径求职能够促进其向上的代际流动,而社会资本在女性子代的代际流动中并未发挥显著作用;进一步的区域比较研究发现,农村地区整体上的代际流动不明显,且一级地区、二级地区均呈现微弱向下的流动趋势,三级地区呈现微弱向上的流动趋势。由此提出提升农村教育质量;维护农村家庭的社会网络和加强农村乡风文明建设;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为农民提供更多非农就业信息等建议。     

谁是下一代农场主? ——家庭农场主的职业代际传递意愿及其发生机制研究

文章从制度支持机制、机会结构约束机制和收益-风险约束机制三个维度分析了影响家庭农场主职业传递意愿的相关因素。研究发现,制度支持机制对农场主的职业代际传递有一定程度的影响,相对于选择家族内其他成员而言,政府开展的人才培训和政府补贴有助于农场主子女作为职业代际传递对象;机会结构约束机制对家庭农场主的职业代际传递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相对于选择家族外成员而言,在子女参与农场劳动的情况下,农场主将优先选择子女作为职业继承人;从收益-风险约束机制来看,家庭农场的短期收益对农场主的职业传递意愿并不具有显著的统计影响;农场主在认为农场经营存在较高风险的潜在收益时更愿意选择子女接手未来的农场经营。由此提出：除了进一步加强对家庭农场的制度支持外,还应该提供相应的风险应对策略,鼓励发展亲代与子代共同经营的家庭农场;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指导下,应该为具备农业企业家才能的能人创造宽松的环境,并致力于加强农村经济组织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政治态度的家庭代际传承——基于265对亲子样本的分析

政治态度的代际传承是一个混合了政治态度形成的内因和外因的综合性机制。国外在政治态度的代际传承研究上已经取得不少成果,而国内鲜有研究。笔者以265对亲子样本为研究对象,探索性地分析了政治态度家庭代际传承存在的可能性以及可能的作用机制。对政治态度的分析从一般社会态度、基础政治态度和具体政治或政策议题的态度三个方面展开。研究发现,在一般性社会态度和基础性政治态度上,中国人政治态度的传承较为明显,而在具体的政治或政策议题上,这种传承则因议题不同而有所不同。研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发现在亲子态度的传承机制上是通过“父母人格—子女人格—子女态度”的路径产生影响,而非“父母人格—父母态度—子女态度”的路径。在此基础上,文章对今后中国人政治态度代际传承的研究重点做了探讨。     

代际交换与城市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

基于"2013年上海市老年人口状况与意愿跟踪调查"数据,通过交互表观察城市家庭中双向的代际交换以及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状况,并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的方法讨论双向代际交换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代际交换中已出现重心下移趋势,即亲代对子代的支持多于子代对亲代的支持.亲代对子代的支持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相关性,老年人与子女相处过程中表现出利他性,为子女照看孙辈对提高其生活满意度有正向作用.而子代对亲代的支持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无显著相关,老年人经济上的独立性反而会提高其生活满意度.     

农村青年基督徒的产生原因及群体特征——基于河南19个村庄的调查

伴随着农村基督教的发展,基督教的代际传播越来越重要。家庭内基督教代际传播的兴起,导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皈信基督教,并且青年基督徒群体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男性信徒的比例有所增加,信徒的文化程度有很大提高,因病信教的比例显著下降。     

包公故事的传播模式及特征

为了探究包公故事在民间传播的模式及特征,采用了文献梳理、归纳、统计等方法,结论认为以包公为中心对众多故事的改编、附会与整合,包公故事不断被改编以建构"新内容"。包公在不同时代"接力式"的传播中为实现叙事的话语参与,减少传播成本,获得尽可能多的增殖以参与价值建构,也存在着与谣言传播类似的传播特征:受省略或空变、加强、泛化、超细节化、合理化等传播规律支配。源故事中不合理的生活逻辑细节在传播过程中将不断寻求合理化。包公故事的传播揭示出"公共知识"的形成模式。     

我国老年家庭照顾者的价值认同

产出性老龄化内涵丰富,而家庭照顾是其主要内容之一。与国外政府和社会对老年家庭照顾者的价值认可不同,在我国,多数老年人从事着家庭照顾活动,但其价值却被"隐性"化了。家庭照顾的价值"隐性"主要体现在整个社会或者不承认老年人价值,或者即使承认价值存在,也认为这是老年人应该和必须做的。老年家庭照顾者的价值错位,是对老年人无偿劳动付出的不公正对待,也不利于社会敬老养老氛围,不利于代际和谐。社会给予老年家庭照顾者价值认同,需要以产出性老龄化观念认同为前提,以政府相关法律法规出台为保障,以社会尊老敬老氛围营造为基础,以老年群体自我认同感培育为动力。     

老年人家庭经济支持影响因素与城乡比较研究

中国人口快速老龄化,家庭在养老福利供给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基于代际团结理论和动机理论,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以定量分析方法探讨老年人家庭经济支持的分布状况、影响因素及相关城乡差异.研究发现,全国样本中有53.5％的老年人收到非同住子女的家庭经济支持,农村老年人收到非同住子女经济支持的比例明显高于城镇老年人,但其获得的经济支持额度低于城镇老年人.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老年人是否能收到家庭经济支持受老年人需要结构、家庭结构、社会文化、环境结构以及代际支持交换等因素的影响,且养老金、家庭居住方式等因素的影响在城乡有所不同.保障老年人的生活品质、维持家庭福利稳定供给,政府和社会可以从个体和家庭等不同层面为老年人及其家庭提供必要支持.     

进城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与人际传播

人际传播是进城农民工建构社会关系网络的前提条件。一般来说,进城农民工移植、复制的初级社会关系网内的人际传播以非工具性为主,是农民工在生存阶段初步适应城市社会的基础;再构的次级社会关系网内的人际传播则以工具性为主,对于农民工在发展阶段高层次适应城市社会有着重要的作用;社会网络的断裂,标志着进城农民工人际传播处于真空状态,是农民工在城市生存的巨大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