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下我国疫情防控的治理路径选择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在党和国家的统一领导部署下，各级政府采取科学决策、精准防控、统筹推进的积极治理措施，取得了抗疫保卫战的阶段性胜利。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治理过程中，也暴露了应急管理各环节中的诸多短板和不足。鉴于此，为防患于未然，我们有必要针对问题和不足完善重大疫情防控机制,即坚持“一切为了人民健康”的宗旨，在应对突发疾疫防控预警网络、疾疫防控救疗体系及辅助平台等方面开展针对性的建设，从而实现由单一向综合的疾疫治理模式转变，最终为疫情防控建造一道道严密的防火墙。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政府动员与社会组织回应 ——基于新冠疫情防控的混合研究

社会组织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中能够发挥补充和补足政府功能的作用。在新冠疫情防控中,社会组织的作用发挥存在不充分、不均衡特征,制度环境和治理能力视角下的研究难以对此做出合理解释。借助扎根理论方法对动员政策文本进行分析发现,政府动员具有与疫情防控需求、社会组织整体发展水平、政府日常工作相“适配”的特征,是一种“适配型动员”;进一步的案例分析发现,社会组织在不同层次上参与到疫情防控之中,但其参与受动员政策的影响有限,对政府动员显现出“低度回应”特征。提高政府对社会组织的动员力,既要加强动员政策与社会组织实际需求的适配性,也要加强政策宣传和执行监控。     

重大疫情防控中政府与公众演化博弈策略分析

针对重大疫情防控中地方政府与社会公众的行为策略选择和博弈过程，本文通过建立博弈模型进行仿真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当地方政府采取严格防控的收益大于成本时，其策略选择会趋向于严格防控；而社会公众则关注选择主动隔离或自由流动策略造成的成本与产生的收益。因而，地方政府应完善重大疫情研判、评估、决策和协同防控机制，树立风险治理底线思维和兜底思维，以成本—收益原则为杠杆，积极引导公众科学、理性地应对疫情，并促进公众主动配合疫情防控措施的落实。     

沟通式动员：县域上下级政府间政策协商机制及其功能

公共政策执行中的“层层加码”,客观上导致了政策变通和体制失衡等现实困境,然而在县域治理实践中,上级“层层加码”的空间也是下级“讨价还价”的空间,上下级之间存在着沟通式的政策动员机制。构建了“外部压力—内在共识”的分析框架,以C县公共政策执行为例,剖析了县域上下级政府部门在谈判过程中的沟通机制,探讨了上下级协同治理的执行效果。研究发现,客观性归因、组织化协调、制度性反馈、差异化激励等沟通式动员,在上下级之间构建了层级责任连带、主体责任内化和集体行动共识的政策执行单元,上下级政策主体围绕共同的政策目标达成执行共识,由此形成了运动式治理常规化、非问责体制有限动员和地方执行自主性空间三种政策动员效果。沟通式动员,作为多层级单一制政府体制压力传导的缓冲机制,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政策实施路径,实现了政府体制的自我调适、增强了政府体制的制度韧性。     

大数据时代社会疫情的技术治理研究 ——以T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例

将大数据技术运用于疫情治理,不仅能够创新政府的治理手段,提高政府的治理能力,也使有效的政府治理成为可能.然而,T市在疫情的技术治理中却存在技术治理意识淡薄、数据分析应用不足等问题.在大数据时代要实现政府的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树立技术治理理念,加强专业人才培养等,以应对新时期社会风险因素复杂化的变革需求.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中应急热线回应现况与对策研究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为了快速回应公众诉求、针对性改善健康传播策略,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开通了疫情防控专线。本课题组收集并分析了2020年1月25日—2月7日该应急热线接线情况,以及2月9日集中回访情况。所有来电当场解答率42.0%,经回访后,所有事项解决率75.6%。经分析发现,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应急热线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也存在政府服务热线功能起效甚微,公共卫生人才储备与专业培训不足,公众应急健康素养缺失等问题。总结疫情防控经验,提出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尤其是基层治理能力,大力开展热线服务队伍的建设,将公共卫生热线服务融入到大健康的疾控体系改革中去的建议。     

关于完善疫情防控体制机制的思考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给中国经济与社会带来了巨大冲击。文章对我国疫情防控体制机制进行了思考分析，为提升我国公共卫生治理能力提出对策建议：健全相关法规制度、改革疫情防控组织体系、完善疫情防控业务能力建设机制、建立医疗卫生机构疫情防控的快速应对机制、健全疫情防控预警与应急执行机制等。     

中央环保督察、地方政府回应与环境治理取向

中央环保督察以一种“高位推动”的跨层级治理方式增强了环保执法刚性约束力，由此刺激出各级地方政府多样化的回应方式与治理取向。基于府际关系理论建构的“督察—回应”分析框架对地方政府回应中央环保督察的行动逻辑考察发现:在环保考核的压力下，地方政府采取消极的“一刀切”回应方式，虽能在短时间内缓解中央环保督察所带来的问责压力，转移“治污”主体责任，降低公众对环保约谈的关注度与社会舆论的放大程度，但由此衍生出的多重次级风险不仅会弱化地方政府公信力，也会影响地方经济发展。而作为一种积极的“切一刀”回应取向，既实现了精准治理、典型治理和分类治理的有机结合，也有助于提升地方环境政策执行绩效，实现环境“治理有效”。“一刀切”转向“切一刀”意味着基层生态环境治理能力逐渐提升，更是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寓科层于社区之中:基层疫情防控的实践运作——基于J市“党员下沉”实践的调查分析

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社区在公共卫生危机应对中发挥着重要基础性作用。文章以新冠肺炎疫情的社区防控工作为例,分析社区在人员与资源匮乏的情况下如何实现疫情防控工作的有序有效。研究发现,“党员下沉”在社区疫情防控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党员下沉”将大量人力和物力聚集到基层社区,充实了社区疫情防控的有生力量;另一方面,“党员下沉”将一套科层组织运作体系移植到基层社区,构建起以下沉党员为核心的组织权威体系,提升了社区内部的组织动员和统筹协调能力。以社区为核心的组织资源调配与组织体系构建在治理主体、制度规范和资源配置等三个方面重新塑造了社区治理秩序,而这一秩序重塑背后凸显的是政府寓科层于社区之中的治理逻辑。     

公共危机下我国基层社区治理与公众认知的关系研究——以XX县XX镇基层社区疫情防控为例

随着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全球化和信息化风潮日益加剧,潜在社会风险一般不容易被人们感知和识别,而显性的社会风险往往表征为突发公共事件,造成不同程度的公共危机.文章以XX基层政府疫情防控与公众对社区治理的感知度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分析、数据分析与建立模型等手段,对面对重大公共危机事件时基层政府的行政执行力与公众感知度之间的关系进行定性与定量分析.通过数据分析得知,政府能力建设与公民公共危机了解程度高度显著;基层政府建设与公民对疫情防控主动感知的交互作用影响公民对疫情防控的了解程度;基层政府公共危机中的行政能力建设与基层政府行政效能高度显著;基层政府行政建设能力对公民疫情防控了解程度的中介作用受公民对疫情防控主动感知的调节.结论:政府在公共危机中要想提高公众的认知度与满意度,应完善信息的流通反馈机制,注重与公民之间的双向互动,健全科学的危机反应机制以及建立信息多元评价体系.     

行政考核、任务压力与农村基层治理减负——基于“压力-回应”的分析视角

在科层制体系中,自上而下的行政考核在增强任务压力的同时,也催生出基层多样化的减负回应方式.基于“压力-回应”的分析框架对农村基层治理考察发现:以精细化管理为特征的行政考核不仅加剧了自上而下的政策执行压力,也塑造出上级部门常态化考核与基层淘汰式回应、上级领导不定期督查与基层拼凑式应对、上级政府签订责任状与基层选择性消解的治理样态.以靶向式的底层回应过程,在降低被督查和问责风险的同时,也显现出从“条块分割”走向“合作互动”的跨部门共谋,从“刚性约束”走向“弹性结合”的策略性变通,从“痕迹管理”走向“分类治理”的责任转移现象.因此,各级地方政府应因地制宜加强政策供给的有效性,使政策执行的刚性约束与考核目标的弹性机制相结合,在拓宽基层自治空间的基础上,提升各基层干部的执行能力,使中央减负政令真正落地.     

重大疫情防控中非政府组织作用的优化——基于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演化博弈分析

重大疫情的防控需要政府动员各方力量积极参与,但目前我国非政府组织在有效参与方面还面临着一定的现实困境,有待进一步优化。因而,对重大疫情防控中政府和非政府组织行为进行演化博弈分析确有必要。研究结果表明:在我国重大疫情防控中,非政府组织参与有限,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协作还有待优化;信任是政府和非政府组织行为博弈的关键因素。在重大疫情来临时,政府对非政府组织的信任和支持能够促进非政府组织的有效参与;政府应完善对非政府组织的支持措施体系并引导其积极参与重大疫情防控。另外,非政府组织也应不断提升自身能力,这有助于非政府组织在重大疫情防控中作用的优化。     

基于疫情谣言的信息疫情周期演变特征

信息疫情暴发至今已历经一个动态演变的周期过程,研究并掌握信息疫情周期演变因素有利于信息疫情防控工作的开展。论文从动态视角出发,收集"微博辟谣"平台2019年12月至2020年6月的2589条辟谣数据,通过内容分析法从时间、空间、内容等角度进行解构剖析。最终研究发现:在时间维度上,信息疫情历经了潜伏期、暴发期、蔓延期和衰减期四个阶段,每个阶段具有不同演变特征;在空间维度上,地方性谣言主导整个信息疫情生命周期始终,且政府治理对地方信息疫情周期发展影响显著;在内容维度上,根据谣言的主体、场景、事件等要素抽象出信息疫情的内容演变特征;最后综合时间、空间、内容维度总结了疫情下的谣言特点,疫情态势、政府管控以及社会反应三大信息疫情演变主导要素以及信息疫情演变机理的三大竞争关系。     

“统合治理”： 地方政府经营行为的一种理论解释

“统合治理”是指地方政府在城市化过程中利用公司化平台进行经营性运作的治理模式。“统合治理”模式下,政治机制、行政机制与公司化经营机制的联结成为地方政府权力运行模式的主要特征,项目平台公司成为承载权力运行的典型组织化治理工具,并进而实现了外部资源汲取能力的提升及内部资源整合能力的强化这两方面的权力扩张。我国地方政府普遍采用“统合治理”模式推动开发区建设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并取得了显著绩效。但这种治理模式也面临着权力冲突与合法性问题,其未来走向取决于地方政府在集权权力结构下对中央绩效压力回应策略的选择。     

重大传染病疫情防控中的强制措施法律问题

对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治是我国面临的一次大考,也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考验。以新冠肺炎疫情应对为基点,从立法和执法两个层面分析我国在重大传染病疫情应对中实施强制措施法律问题的弊端和不足。提出健全重大传染病疫情防治法律体系,界定实施强制措施的条件,明确强制措施执行主体职责及权限,设定行政强制措施严格程序等针对性建议,为完善我国重大传染病疫情防治法律体系,推进疫情依法科学有序防控提供理论依据。     

传染病疫情社会防控系统建设浅议

当前,各种新发与再现传染病不断出现,日渐成为国际社会及各国政府面对的严峻挑战。公共性是疫情问题的内在本质特性,医学防治和社会防控是疫情防控的两条基本路径。但由于新发传染病大多是病毒引起的,仅仅依靠医学防治难以阻止其发生和扩散,所以需要社会防控发挥重要作用。然而在此次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行动中,暴露出我国应对突发疫情的社会防控能力存在不足。因此,建议推进社会防控系统的建设,以建立起完善有效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更好地应对疫情。     

重大突发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农村应急合作的演化博弈分析

面对重大突发疫情,治理情境的复杂性及治理主体的局限性倒逼农村应急合作。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农村应急合作易出现治理疲惫,诱发治理主体非合作博弈行为。针对农村应急合作中的非合作博弈行为,运用演化博弈方法,以村“两委”与基层政府为研究主体,分析农村应急合作策略组合的演进路径及其影响因素,并进行模拟仿真分析。研究发现,影响基层政府、村“两委”应急合作策略选择的因素分别为监管成本、应急成本与奖惩力度,农村应急合作路径为自治力量推动行政力量介入的“自下而上”型。基于实证结果提出了建立“县、乡、村”三级协调联动机制、完善农村应急监管机制和惩戒机制、赋能农村应急治理、减负基层政府的政策建议。     

新发传染病疫情防控中的理性流动管控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控制过程中,各地采取的人员流动限制包括个体隔离、疫点和疫区的封锁、非疫区的人员流动限制等。人员流动限制不仅有力防止了疫情扩散,还使得国家和部分地方政府公信力提升、各行业互联网应用水平提高、部分职业声誉提升和家庭成员交流沟通机会增加,但也存在增加疫情控制管理成本、加大民众心理压力、影响家庭日常生活、易引发社会冲突、妨碍社会经济发展等不利影响。本次疫情防控中还出现了区域间与区域内管理冲突、非理性流动限制、管控标准不一和后续保障服务不足等问题,建议建立新发传染病疫情控制关口前移、容错纠错、动态决策机制,建立流动限制后相关生活医疗保障和心理关爱机制,加强传染病协同防控能力和提升传染病流动限制智慧化管理水平。     

治理能力现代化——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能力建设之关键

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前提,更是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建设之关键。基于对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分析,系统探究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能力现代化的现实瓶颈,分析国家治理现代化对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能力建设的启示,据此提出完善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路径,以期对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建设有所裨益。     

政党极化、民主危机与美国政府新冠疫情治理的失败

自2020年新冠疫情全球大暴发以来，美国是一直是新冠疫情最严重的国家，美国政府对疫情的治理无疑是失败的。许多人将原因归结为特朗普个人或联邦制的内在缺陷，然而，通过细致梳理联邦政府的防疫政策可以发现，特朗普政府的防疫政策具有阶段性：利用国家紧急状态所赋予的权力，特朗普政府对第一波疫情的治理是达到其政策目标的，这说明特朗普曾有治理疫情的意愿，联邦制也具备治理疫情的能力。但是，特朗普政府在后两波更为严重的疫情下却几无作为，防疫最终走向失败。美国大选是导致特朗普政府由积极抗疫转为消极抗疫的主要因素。大选期间，美国整个政府乃至政治系统都在为选举服务，治理所需要的协商合作被弃若敝履，政府的治理功能瘫痪。即使大选结束，这种竞争对抗的气氛也持续地影响着美国的政治系统，使拜登政府的疫情防控措施难以取得成效。所以，从根本上讲，美国疫情治理失败是美国民主政治深层危机所带来的治理能力下降的结果。这一民主危机由政党极化而起，被大选激活，以至于对抗超过了妥协、竞选越过了治理成为美国政治生活的主旋律。如何应对政党极化对民主制度带来的冲击，是对美国民主的重大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