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负重”到“从轻”——论《香飘四季》对农业合作化题材长篇小说叙事模式的改写

陈残云的《香飘四季》是农业合作化长篇小说中一部具有精神独异性的作品。这部作品从“社会本质秩序的断裂”、“阶级斗争生活的移位”与“乡土意识的复苏”三个方面改写了当代文学中有关农业合作化题材长篇小说的创作模式,从而使文学的政治负重在乡土光烛的辉映下,以审美的生活的方式运作起来,显现出一种纤巧轻盈的美感效应。“改写”的动力来自于岭南文化的精神特征以及陈残云一贯坚守的审美品格。对《香飘四季》的“打捞”,让我们以“个案”的名义,在政治涛声之外,聆听到一种长久影响人类精神心理的地缘文化声浪,从而来深度体味当代文学流变的复杂与沉重。     

安吉拉.卡特作品中的“蛇蝎美女”分析

“蛇蝎美女”的文学形象古而有之。与各种文学体裁融合,“蛇蝎美女”在不同时期体现了不同的性格、行为和特色。关于她的创作随着时代的进展也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同时,这些形象也反过来影响了社会价值导向与行为。她的形象貌似简单刻板,实则充满二元对立的张力。卡特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她笔下的“蛇蝎美女”与众不同,她们既有着这个类型的共性,又体现了独特的个性。她们颠覆了女性作为“被凝视的客体”这个概念,打破了表演性,从而改写了命运。此外,卡特在她的作品中表达了对这个类型创作的思考。     

非洲文学国族想象的话语困境与批评重构

长期以来,相比于处于主流与中心位置的西方文学,非洲文学无论创作还是批评都处于边缘的位置,其边缘身份源自西方他者的操控及非洲文学主体性的迷失,但不可忽视的是,在现代非洲社会文化转型进程中,非洲作家在自塑非洲形象时,一直试图将民族国家文化的本土化嵌入现代性的结构中,以获取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双重视域;从他塑到自塑,体现出非洲文学超越西方话语制导的理论自觉。在廓清非洲文学“殖民内置”与“自我东方主义”的基础上,非洲文学批评应植入“对位批评”的话语形态,为重构非洲文学现代传统及自主批评体系夯实基础。     

立人·立国·立业──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农民形象的审美角度之变迁

把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农民形象放在1840年以来这个广阔的社会背景上来考察,可以看到,在20世纪的文学创作中,创作主体对农民形象的审美角度随着社会思潮和文学思潮的变迁,也相应发生了“立人”、“立国”、“立业”的三个阶段的变迁。与之相适应,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的追求及文本所显示的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也有互不相同的内涵,体现着鲜明的时代特征。     

章炳麟对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创作之影响

1921年,章炳麟在上海寓所与前来拜访的芥州龙之分会面。章炳麟对日本民间传说中“桃太郎”形象的批判,使芥川深为震撼。之后,芥川根据这个民间传说创作了小说《桃太郎》。芥川笔下的桃大郎一改民间传说中被日本人崇拜热爱的形象而成为彻头彻尾的侵略者。《桃太郎》之后,芥川又创作了多篇具有强烈反骨精神的作品,这表明章炳麟的日本观对晚期芥州龙之介文学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农民·会议·政治——周立波书写的农村世界再解读

周立波在其农村题材小说中不断地书写农民,并试图让笔下农民与时代生活和政治密切钩连。他刻划农民形象,描画农民会议,表述农民政治心理,目的就是要刻划具有时代感的农民,从而建构具有现代政治意识与觉悟的农村世界。即建立农民群像、农民精神与生活、农民政治构筑的农村共同体。虽然周立波是深入民间较深的作家,但不变的左翼之态无形的制约了他对农民个性的深度开掘,且凸显地政治热情无意间挫钝了他表达农村生活美的锋芒。本文再解读作品中的农民、会议、政治心理,就是从周立波农村题材小说创作中找寻当下农村题材小说深掘的必要与可能。     

米兰·昆德拉小说中的现代“乌托邦”研究——以《玩笑》《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为中心

米兰·昆德拉以独特的诗性语言为读者构建出一个关于“存在”的小说世界。从昆德拉的小说创作与诗学入手,能发现其小说中具有“政治乌托邦”“情欲乌托邦”与“宗教乌托邦”等图景,它们都一致地指向同一主题：人的存在。因此本质上属于探究人类生存可能性的“存在乌托邦”。其笔下的现代“乌托邦”继承了乌托邦传统中的批判精神,具体体现为对极权主义政治的反讽、对“小说消亡论”的反击以及对欧洲现代性危机的思考。通过对“媚俗”的批判与对“幽默”的推崇,昆德拉小说中的现代“乌托邦”实现了对以往文学作品中形象稍显单薄、美学意蕴不足的“乌托邦”的审美超越。     

重思赵树理文学中的“国民性”问题

赵树理与鲁迅笔下的农民形象有着很大的差别.鲁迅的农民形象中包含的对国民性改造的绝望,来自于对大环境的静止化理解;而赵树理切实地生活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所以塑造了完全可以建立社会主义式现代主体性的农民形象.从中国小农社会产生阶级及公共意识的可能、赵树理笔下的新式娜拉和阿Q形象分析、社会主义经验和东方小农伦理对赵树理文学的关键影响,可以窥见赵树理文学独特性产生的原因;也是从这些方面出发加以分析,赵氏打破了鲁迅的“国民性”魔咒,例示了新的底层文学的叙事模式.     

伟大建党精神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的实践理路

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之源,是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精神的高度凝练,蕴含“认知”“使命”“担当”“情怀”四重维度的内涵,具有铸魂、赋能、立根的时代育人价值。新时代谱写绚丽篇章,应将伟大建党精神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学深度有机融合,以伟大建党精神推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学创新,培育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论“诗骚传统”与花间词的精神向度

“诗骚传统”作为中国文学精神的价值归属,在时间纵向上贯通整个文学史的发展,在创作横向上覆盖诗、文、词、戏曲、小说等各个文体。“诗骚传统”对花间词精神向度的牵引与塑造,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理论层面,花间词人延续“诗骚传统”中雅正观念与瑰丽文辞相统一的创作精神,将“清绝”之质与“侧艳”之辞融合一体,超越传统诗教而释放艺术活力;二是创作层面,花间词人以“诗骚传统”中的现实精神为价值皈依,秉持“比兴寄托”的创作原则,赋予词体特定的时代精神与思想内蕴。对“诗骚传统”与花间词精神向度的探讨,意在说明以“诗骚传统”为内核的中华文学精神不因文体转换发生断裂,而是贯通不同时代并辐射于不同文体,从而使中国古代传统文人精神不断绵延升华,使中华文脉得以贯通融汇,彰显出中华文学的本土特色与精神气象。     

知识女性母题的书写——鲁迅与五四女作家在知识女性形象塑造上的精神同构

五四女作家笔下的知识女性形象体现了中国第一代现代女性追寻自我的艰辛和挣扎,记录了她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面相;鲁迅也塑造了子君这样一个富有母题延伸性的知识女性形象,并以此深化了中国文学对“知识女性”这一特殊对象的观照。五四女作家的真切生动和鲁迅的高屋建瓴,同样为开拓知识女性这一文学母题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     

建构与同构:老舍当代话剧创作中的女性形象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老舍主要从事话剧创作,并塑造出一系列女性形象,丰富了新中国文学女性形象画廊。这些新女性形象与新社会、新制度血肉相连,凸显了新中国女性彻底翻身解放的宏大主题,具有浓厚的政治意味。老舍当代话剧创作在讲政治的同时坚持讲艺术,故而笔下的女性形象血肉丰满、生动活泼、富有艺术创造性,他根据自己的理解和切身体会完成了对新中国女性形象的身份建构,这种建构与其新中国成立后自我身份的重构有着某种内在的同构性。     

传统谱系学与新世纪以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新世纪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谱系研究主要有传统谱系学与后现代谱系学两种方法资源。对传统谱系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情况进行学术分析发现，传统谱系学有助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实现学术研究的周全性、系统性、历史性。在现当代文学谱系研究中，“形象谱系”与“知识谱系”研究成果最为丰富、思路最多。“形象谱系”研究形成了建构形象谱系、分析谱系构成、挖掘形象谱系的社会历史信息等研究思路。“知识谱系”研究则形成了考证影响谱系、挖掘精神传统、审视知识依据等研究思路。这些研究，既可以深入认识作家作品的思想艺术根源，又可以在广阔纵深的谱系视野中揭示谱系传承中的时代变异和个人创造，获得独到的学术洞见。面对后现代谱系学的质疑和解构，许多研究者进行了融会两种谱系学的努力。这种融会，大都以传统谱系学为根基，并将后现代谱系学引为审视文学谱系建构的学术自觉反思意识。     

文化认同与京派文学的审美张力

京派经典性的代表作家,几乎都是外乡人.沈从文笔下的“边城”,废名笔下的“竹林”,都距北京很远,最多像周作人那样,作为一个外乡人写几篇小文,谈谈“北京的茶食”之类.这些人之所以走到一起,之所以叫“京派”,并不是他们对北京地域性的认同,而是一种更为宽泛、更为开阔的超越北京地域特性的文化认同.对京派文学来说,文化认同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历史文脉的认同;二是精神谱系的认同;三是审美追求的认同.对京派文化认同的理解,是认识京派本质内涵的重要环节.     

权力与话语视域下的张爱玲小说探究——张爱玲小说中“失语者”的建构

张爱玲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位颇具特色的女作家,在她的创作思想、作品价值和文章人物特点中,发现其笔下的人物形象的状态可以用“失语者”这一视角来解读。同时,用福柯的权力与话语理论可以更深层次的探讨张爱玲笔下“失语者”形成的过程及原因。因此,尝试将张爱玲笔下的人物形象与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深度结合,用“失语者”的视域深入探讨张爱玲笔下人物形象的生存状态、塑造原因以及文中形象的文本价值和对现代人生活的启示意义。     

中西方“弃妇复仇”文学形象比较研究--以美狄亚、杜十娘和窦氏为例

“弃妇复仇”文学形象在中西方古代文学作品中均有出现,但其在中西方作者笔下呈现出不同的行为特点。文学形象展现出的不同行为特点正是作家不同价值观念的直接体现,同时也体现出不同文化环境中人们的观念差异。中西方作者通过观察理解各自所生活的社会中人们的价值观念,将其反映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从而创作出行为特点各不相同的人物形象。在这个过程中,地缘因素发挥出很大的影响作用：地缘决定了作者生活的文化环境,而文化环境进而决定了他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     

从清风街到西京城——贾平凹小说女性“命名”与“都市认同”

在贾平凹的小说中,有相当一部分女性形象是“无名”的,体现在《秦腔》当中尤为明显。女性的“命名”在贾平凹的小说当中一方面与作家笔下女性形象的“美与丑”相关,另一方面与女性在乡村与城市中不同的社会身份密切联系。而作家在乡村与城市之间的游离态度,也直接影响了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塑造。作为乡土世界的配角与城市的主角,女性承担了构筑现实与文学世界的责任,但在作家笔下,或许正因为对女性／城市的矛盾态度,造成了文学世界中现实“情境”的缺失。     

论儿童文学发生期文学创作中的儿童形象

儿童是新文学运动初期文学创作中常见的艺术形象,不论是成人文学中出现的儿童形象,还是早期儿童文学创作中的儿童形象,都作为作者愿望的投射与想象的变体,承载了一部分或主要的文学表现功能.梳理与分析儿童文学发生期文学创作中所塑造的儿童形象,能更加清楚地认识当时文学的非独立性,以及文学创作与思想文化运动、政治社会情势的复杂牵连.新文学作家以具有感召力的儿童形象传达对文学及儿童文学的理解、态度与立场,具有实验性质,也成就了一批具有批判现实精神的文学作品.     

盈虚之道论雄杰——由《项羽本纪》等篇谈《史记》人物塑造

司马迁笔下的历史人物,极具文学色彩,其性格表现与历史功过,无不体现司马迁以人物承载历史的史书创作的人文情怀。项羽、韩信、刘邦等栩栩如生的形象,演绎着《史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文学价值与人文精神。     

粮食、房子、帽子及其他——论高晓声苏南文化视域下的饥寒书写

在新时期文学初期众多揭批极"左"政治的文学叙事中,高晓声小说颇负盛名,其价值不只是真实而动态地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段农民的生活苦难,而是将农民及其生存艰难置于苏南地域这一特定而宏阔的背景下观照。高晓声小说大多以"粮食""房子""帽子"等世俗生活物象为中心意象进行情节的营造和人物的塑造,一方面呈示了苏南农民特有的地域文化性格和心理,为现代文学画廊增添了具有地域特征和经典美质的艺术形象,另一方面也体现了高晓声小说独特的言说策略和特有的政治问责和历史反思。苏南文化视域下的农民生活苦难叙述,造就了高晓声乡土创作的特质和文学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