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传教士眼中的中国形象——以明恩溥、何天爵以及麦高温为考察中心

在清末传教士所勾勒的中国全景图中,中国形象的正向价值可以说微乎其微,给予中国以落后、失败以及灾难感。传教士通过如下三方面来概括出中国的大致特征:重视繁衍,却无生命意识;伦理本位,以道德替代宗教;笃信教育,只为念书做官。传教士眼中的中国形象并非现实存在的中国,其原因在于以西方的工业文明形象来考量中国,以基督教学说来改变中国。     

清末山西鸦片问题——以“文交惨案”为中心的考察

摘要(Abstract):\"文交惨案\"是清末山西禁烟中的一次重要事件。该事件经过民众、官方、士绅激烈博弈,又通过舆论发酵和革命党人运作,由一件单纯的禁烟事件发展成为一个带有鲜明政治色彩的社会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鸦片问题所关涉的利益体系,其既是鸦片问题,而又超出了鸦片本身。\"文交惨案\"及其生成的一系列政治社会结果,清晰地呈现了晚清鸦片政策的历史面相及由此导致的政局演变线路。     

论清末新政时期的监狱制度改革——以新式模范监狱为中心的考察

清末新政时期,随着监狱改良思潮的兴起,以新式模范监狱建设为目标的监狱制度改革也提上了清政府的议事日程.规范的监狱管理以及监狱管理人才的培养,使清政府的监狱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推动了近代西方监狱管理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监狱的近代转型奠定了基础.但由于监狱改革的执行缺乏力度以及传统监狱观念的影响,清末的监狱制度改革仍然存在着诸多不足.     

清末新政的困境——以财政危机为中心

清末新政是中国近代走向早期现代化进程中一次重要的改革,但结局却以失败而告终.究其原因,根源在于"新政"中清廷始终未能摆脱和解决改革前夕早已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再加之其选定的错误的改革方向和为急于摆脱困境而采取盲目的金融政策及其对各阶层的横征暴敛,最终造成财源枯竭并导致王朝崩溃.清末新政也随之昙花一现.     

清末民初的民族问题与边疆危机——以蒙古、西藏、新疆地区为例

清末民初,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步伐大大加速,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它们利用民族、边疆问题,挑拨中央与地方关系,散布分裂主义,策划“独立”,以达到其侵吞中国边疆领土和分裂肢解中国的目的。共同的命运,促使中国各族人民空前地团结起来,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共同维护国家统一和主权领土完整,构成了这一时期民族关系政治纽带的坚实基础。这一时期中国民族关系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各族人民在历史上形成的民族凝聚力日益增强,这是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一致的必然结果;中华民族精神得到进一步升华、提炼,并成为各族人民团结奋斗,抵御外侮,共创中华各民族新纪元的强大精神力量。中华民族团结御侮,共同抗击帝国主义侵略者是这一时期中国民族关系的基本特点,并始终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历史运行的主轴。     

清末新政时期巴县应对改革的态度与潜在目的——以巴县档案为中心的考察

清末新政是清朝最后十年为了拯救危局而采取的重要改革。地方社会在应对、实施国家改革政令的时候,通常以振兴国家、实现富强等"利国"的话语相号召。然而通过巴县档案具体考察基层官民的态度可以发现,他们对新政改革的认识其实更多是基于自身具体利益的判断。一些人积极参与到新政事务中,虽然推动了地方的改革实施,但他们潜在的目的更多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和权势,这在主观态度的方面显示出新政改革在地方的复杂面貌,也从底层的视角说明了为何新政改革最终难以取得成功。     

日本法学博士与清末新政——以交往、舆论与制度转型为视角

梳理庚子国变至辛亥革命十余年间的历史事实,中日两国关系呈现复杂的三重面相:第一,中日两国政府高层、精英人物之间有着十分频繁的、或公开或私密的交往;第二,国内各地报刊大量翻译和刊载日本政府高层、精英人物围绕清末各项改革事业的言论主张;第三,大量留日学生归国后进入政府各部院,参与地方事务,全面主导了中国社会的变革。特别是日本法学博士在清末新政中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引导和推动了近代中国知识与制度的转型。     

清末民国时期的基层邮政——以原四川省为例

清末民国时期原四川省基层邮政,尽管它“僻处西偏”,却也能伴随全国大潮“裁铺改邮”,且组织完备,业务发达,管理颇具特色。这为我们深入了解中国近代邮政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窗口。     

内地电视在香港传播初探——以落地香港的内地电视频道受众为研究对象

近年来,中国电视对外传播得到长足发展,可传播效果无从考量,导致传播问题无法深入研究。本文主要从传播学的角度,运用文献分析、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等方法,对内地电视在香港的传播发展情况、香港受众对内地电视的态度进行探索性分析。研究发现内地电视在香港还是一个相对小众的传播,传播效果有待提升,需要在传播观念、传播路径、组织模式上有所创新,才能适应内地电视在香港发展的需要。     

清末新政与赣南实业的发展——以《江西农工商矿纪略》赣南部分为中心的考察

清末新政时期,江西政府积极倡导实业,赣南以此为契机掀起一股实业发展热潮。随着农工商矿局、工艺局（院、所）等主导机构的相继成立,赣南在保持原有传统行业优势的同时不断进行更新,并积极进入新式行业,实业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文章从工商、农务、矿务等三个方面对清末新政时期赣南实业发展情况进行初步探讨。     

清末江南会馆经营状况初探 ——以巴县藏光绪三十三年档案为研究中心

巴县档案中所存会馆档案,以江南会馆存量最为丰富.本文选取江南会馆光绪三十三年账本作为研究中心,配合会馆其他年份账本,分别梳理了其收入与开支项目,并以此为切入点对江南及阖省会馆的盈利情况、管理模式和祭祀活动进行探讨.此外,结合账本中的记账货币类型,文章对重庆地区货币流通领域的市场划分也有简单涉及.     

试述袁世凯的军事思想及其特点——以清末为时限

袁世凯是清末一个新军将领,他的军事思想颇为丰富.学习西方,变革军制是袁世凯军事思想的核心内容;培养各种新式军事人才,以适应编练新军的需要,是袁世凯军事思想的重要体现;重视军纪建设、关怀士兵和对士兵人格的尊重,在袁世凯军事思想中占有较大的比重;重视武器装备,是袁世凯军队建设的外在表现形式.袁世凯的军事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制度和军事技术,致力于中国军队的近代化,具有积极的意义,在中国军事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袁世凯的军事思想还有着务实性和片面性的特点,即重技艺而轻战略,重训练而轻理论,重陆军而轻海军.袁世凯的军事思想对清末陆军近代化有着重要的影响.     

清末民初渐进思潮初探——以严复等为中心的考察

在晚清民国,以革命话语为核心的激进思潮在种种主客观条件催动下成为社会思想的主流,与之对立的思潮往往遭到简单、粗暴的否定,温和、渐进的思潮就是其中被否定的思潮之一。今天看来,严复们所代表的渐进思潮,其中蕴涵的历史合理性是不容否定的。严复们思想的共同之处在于都经历了一个思想转变过程,这个过程的最大特点是放弃理想的方面,尊重现实的方面,在他们看来激进变革造成的破坏之大和收效之微是不能接受的,因此主张渐变来避免破坏过大,以点滴的进步积累成大进步。     

清末女性犯罪统计的个案分析——以大理院统计为例

清朝末年,女性犯罪凸现。由大理院的统计可以看出,河南省女犯无论数量、类型都较直隶省为多。犯罪者年龄趋于年轻化、无业化,拘禁女犯有被开释和保释的机会,且多数可以交罚金,对女犯如此详尽的统计,可以看出清末社会对女犯监禁的重视程度。     

清末新政时期政、学关系初探——以端方、罗振玉交往为中心的考察

端方为清末地方大吏,历任陕西布政使、湖北巡抚、江苏巡抚、两江总督等职。罗振玉则为一时代学界翘楚,二人交往活动主要集中在合作发展新式教育、探讨金石书画及保护敦煌遗物等方面,在长达十余年的交往中结下了深厚情谊。通过深入缕析端方、罗振玉的交往关系,我们看到,罗振玉在学术上之所以取得巨大成绩和他与端方的交往有密切关系。同时,探讨二人之交往,对于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清末政、学关系及清末社会各阶层在新政改革运动中的作为亦不无裨益。     

自治与绅治——以清末宁波地区的乡约为中心

成文乡约兴起于宋代蓝田,本为民间教化组织。清末宁波地区乡约的大规模兴办源于当地官员出于维护治安和筹办地方自治的需要以及当地绅士的积极配合。宁波地区的乡约在组织结构上具有分权制衡的特点,从职能上看近似于基层政权。乡约的举办使宁波地区绅士全面渗入到地方政治领域,为其进一步扩大影响打下了基础。     

清末社会教育的兴起与城市文化的变迁——以华东地区城市为例

社会教育作为近代中国一种新兴的教育事业,在＂救亡图存＂、＂开启民智＂的特殊背景下兴起并发展。文章主要侧重安徽、江苏、浙江等华东地区城市,在官方与民间的共同努力下,社会教育形式多样,出现倡行白话文,创办白话报刊,成立阅报社,设立宣讲所,建立简易图书馆等方式,颇具规模,影响深远,在各个方面推动了城市文化的变迁,促进城市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     

清末民初的共和选择——以“国家与社会”为视域

西方意义下的共和是什么?清末民初为什么会选择共和?近代历史表明他们在寻求国家与公民治理模式的探索中,虽然不断地学习和借鉴了西方共和主义,但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西方共和精神的断章取义,以寻求强国自救的道路。因此,共和选择的基础应该在国家与社会、公民之间实现互动善治,而不是简单的国家至上或者自由至上。     

清末民初地方政府与社会控制——以广州地区为例的个案研究

文章是对清末民初广州地区地方政府与社会控制关系的一项研究。在清末,清皇朝在广州地区的社会控制系统日渐衰落,当革命高潮到来时,早已风雨飘摇的清朝统治顷刻瓦解。革命党人掌握政权后,作了很大努力,希望把政府的权威贯彻到各个乡村、街区。但他们既无力建立一个新的社会控制系统,又不能修复和重建旧的社会控制系统,所以,在“二次革命”中也迅速失败了。清朝广东政府未能维持其统治秩序,其重要原因是官吏的腐败和士绅的衰落。而革命党人不能建立新的秩序,其重要原因是同盟会在政权问题上缺乏理论和干部准备,而且,革命党人在城乡各阶级、各阶层的居民中都没有找到自己政权的支持力量。文章还认为,由于广州地区在辛亥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广州地区的情况当有一定典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