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理”自然到伦理世界——论朱熹自然观的伦理内蕴与价值审视

天理自然观是朱熹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朱熹不是仅从认识论的角度理解自然,而是从主体论、价值论的视角理解自然,把自然作为内在于人的一种存在来体认,朱熹天理自然观充满着强烈的道德意识。所以,对朱熹的天理自然不能仅从实在论的角度作认识论的解读,更要分析其伦理内蕴,并对其价值全面、辨证地加以审视。从伦理内蕴来看,朱熹自然观蕴含的伦理意蕴主要为:“天理”是人伦的最高法则;阴阳二气是“天理”在人间秩序的体现;“五常”是“天理”自然在人伦社会中的呈现。从价值审视上看,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从自然哲学的角度来说,朱熹提出的“天理”是赋予了人格化的内涵,不具有自然的真实性和实体性,因而是荒谬的。从道德哲学的角度来说,朱熹提出“天理”概念,把天人合一道德的价值上升到“天理”的地位,这为当时应对佛家和道家的挑战起到了积极作用;在功利盛行的当下,深刻理解朱熹天人合一道德理念,为人们心灵的安顿、优秀传统道德的继承和创新,都具有积极意义。     

对王艮“天理”思想的几点理解

泰州学派创始人、我国著名的平民哲学家王艮,高举起“以自然为宗”的大旗,把“天理”、“人性”与“良知”统一起来,提出了与“天人合一”不同的“天理”观,揭示了“人道”的自然属性。王艮还将天理与良知结合起来,提出了天理良知说,并在肯定良知固有、完美、不须人为的同时,要求通过学习与修养排除人的气质杂性,恢复初有的良知。此外,王艮在人欲“天理”的基础上,进行了欲的区分,主张去恶欲,倡公欲,寻找真正的心底之乐。     

自然与道德——程颢对“天理”古义的扬弃与阐发

在程颢之前,天理具有自然、天命、道德等含义。为了批判佛老、复兴儒学,程颢对天理古义进行了改造。为了辟佛,他肯定天理的自然之义。佛教否定人的自然之性,程颢则认为人的自然之性是天理的体现。为了批判道家,程颢为天理赋予仁德。道家主张绝仁弃义,程颢则认为仁德是天理的表现。程颢对天理的改造,奠定了理学的思想基础,在理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不过,程颢的天理论还存在不足之处,体现在他对天理善恶缺乏一贯的认识,后经程颐改造,天理才真正成为理学的核心概念。     

对“自然有权利”的伦理质疑

生态伦理学界有一个带有共识的观点:自然权利是生态伦理学的理论支点,这是值得商榷的。我们对生态伦理学的这个中心观点进行质疑,不仅是生态伦理学理论争鸣的需要,而且对生态伦理学的发展也有重要的意义。     

论朱熹“存天理、灭人欲”思想

朱熹“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提出经过了严密的哲学、伦理学理论论证．同时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方法。这一思想的提出是和当时的社会现实紧密相关的,今天要想正确认识这一思想,必须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来进行。     

宋明“天理观”的法理学释义——历史目的论的视角

先秦以来,"天"一直是一个意蕴丰富的词,它沿着"天谴""天理""公理"的发展路径主宰着中国社会。宋明时期的"天理观"重塑了天的内涵,影响着这一时期的法律思想。然而历史的目的不外乎"经世致用"和"自我认知",而前者又以后者为基础。文章以历史目的论为视角,探索性地分析"天理"与道德、自然法、公平三者之间的关系,以此系统的展示"天理"对宋明法律的思想、规范及价值的影响。     

天理自然：郭象君主观念的一个新诠释

有君与无君乃魏晋时期一个重要的哲学论辩。郭象持有君的论点,且认为君主当无为。现代学者萧公权指出郭象这种观点存在矛盾,因为君主既然无为,那么政治的运行是否必然需要君主?本文认为,郭象的君主观念可以通过其自然哲学得到圆融的解释。郭象一方面认为君主须通过无为来使万物各自完足其自然之性;同时又强调君主的有为,即:君主自身需贤能、具备良好的鉴别力,识别人才,使社会更好地运行。关注到君主有为的层面,方能更全面地理解郭象的有君论。     

从“自然权利”到环境伦理的反思

人类对自然的认识是一个逐步深入,范围不断扩大的过程;从"狭隘人类中心主义"到"大地伦理",使人类逐步认识到了人与自然万物同属于一个"生命共同体"。从而人类对"自然权利"有了更明确的解析;在"自然权利"运动的推动下,"自然权利"的内涵得到前所未有的丰富和发展,它对于今天指导人类进行环境保护,维护生态平衡有重大现实意义。     

理、天理与理会:论“理”在中国古代思想世界的演进

从先秦"形"范式,到汉魏"体"范式,进而至宋明"理"范式,中国思想范式由外在的形式渐次嬗变为内在之质料。从先秦作为"类"之理,到魏晋作为"故"之理,进至宋明作为"理"之理,理兼摄形式与质料,兼含"类"与"故",融合必然之理与当然之理而被视作看待人、事、物的普遍架构。理范式的确立内在规定着通达理的方法论,理与理交会,心明而知。理会不仅追求会物之理,而且要求人以理会之。索人工夫而使人进至于理,由此确立了存在论、方法论与工夫论相统一的独特思想品格。     

洛克的“白板”与现代人的“自然权利”

一般认为,洛克的《政府论》或政治哲学和他的《人类理解论》或认识论哲学并无实质性联系。不过重新审视洛克的"白板"理论,我们发现这不仅是洛克用以驳斥笛卡尔主义者认识论哲学的一个核心隐喻,同时也是洛克的政治哲学为现代人"自然权利"声张的某种话语实践。在这个意义上,认为洛克"大概是所有伟大哲学家中最缺少一致性的"的看法不尽准确。事实上,洛克的"白板说"构成了我们整体理解洛克哲学——他的认识论哲学和他的政治哲学,二者皆旨在提倡现代人的"自然权利"——的夹城秘道。     

对朱子“存天理灭人欲”的现代解读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也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其地位堪比孔子,其思想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其思想体系包含广大,涉及众多范围,＂存天理灭人欲＂就是其代表思想之一。＂存天理灭人欲＂也是中国思想史上历来颇受争议的话题之一,众多的学者都是以负面的态度来给予＂存天理灭人欲＂评价,但仔细的琢磨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我们还是能发现也有其合理的成分。     

“自然历史”：阿多诺对自然的重构

启蒙理性遵循同一性逻辑。同一性意味着概念与实在的分离,且概念替代实在并拥有对实在的控制权。其结果,自我保存理性将内外自然彻底剥离,并实现了对自然的全面统治。否定辩证法的根本特征是否定性,其核心即矛盾,矛盾双方具有向对立面转化的潜能。在阿多诺否定辩证法的框架内,自然并非仅指同一性所赋予的外观——历史的维度,同时也具有原始自然的维度。自然是一种矛盾的存在,而且,它总是处于历史对它的否定与抵抗中,在具有反思性的否定中,自然获得了重建与救赎的可能。阿多诺的自然理论对破除自然与历史、主体与客体的对立具有积极的意义,但他对自然的理解具有观念性,且否定辩证法本身有一定的悖论性。     

从“天命”到“天理”——韩愈、二程天论与唐宋之际儒家的发展

唐宋之际儒学出现了变革,这种变革可以通过对韩愈、二程天论的分析体现出来。从韩愈的“天命”到二程的“天理”,体现出唐宋儒学对天性质的界定从意志之天转变为义理之天,天的功能从天地万物之性由天命赋予转变为天地万物之理由天理转化,天人合一关系从外在合一转变为内在合一。从韩愈的“天命”演变成二程的“天理”,带来了儒学发展质的飞跃,这种演变是儒学发展的必然,是儒学为了对抗佛教的挑战而做的自我调节。     

天下·天子·天理：论宋代院体画主题的三个维度

宋代院体画作为皇家扶持的绘画类型,其主题围绕“天下”“天子”和“天理”形成不同的维度;宋代院体山水画形成“山水-庙堂”的天下结构关系,其主题从“天人关系”的表象隐喻地指向“天下”;宋代院体人物画主题隐喻地指向“天子”,这一主题指向从“君与民”“君与臣”“君与君”三个层面展开;宋代院体花鸟画主题隐喻地指向“天”或“天理”,通过“以物观物”和“观之以理”的方式呈现。宋代院体画主题的三个维度对应形成一种“三位一体”的意识形态结构。     

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当代解读与启示

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经济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但某些人的贪欲也不同程度地被激发,伴随着贪欲膨胀的浪费现象也随之增长,因而我国遏制贪欲,提倡节约,构建“节约型社会”成了当务之急。为了使社会更加“和谐”、“持续”地发展,我们重新审视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发现其思想对于我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效地反“贪”、反“浪费”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有许多启示。     

黑格尔对自然权利的批判

宣称人拥有自然权利是17、18世纪西欧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实质性精神，黑格尔于19世纪初对此作出了全面深刻的批判．黑格尔既指出霍布斯、洛克式的、由经验的研究方法得出的自然权利概念没有论证普遍性和必然性，又指出康德、费希特的形式的或先验的自然权利概念是抽象的、空洞的。     

“天理”与“人欲”的较量——《红楼梦》中的李纨悲剧意蕴探析

李纨作为封建贵族之家的一个青春寡妇,在严酷的＂存理灭欲＂的封建礼制下,封建宗法社会千方百计地要把她塑造成＂恪守封建礼节之完人＂,而李纨却自始至终燃烧着青春生命的激情和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在＂情＂与＂礼＂、＂天理＂与＂人欲＂的较量中,李纨的行为语言昭示着：正常人欲的强大力量和美好人性的不可战胜!     

自然权利和自然正义的历史冲突与理论互构——施特劳斯政治哲学的辩证维度

自然权利与自然正义是施特劳斯政治哲学的核心理念.施特劳斯以为二者关系既冲突,又彼此互构.前者表现为自然权利的兴起导致古典自然正义的衰微,引发西方现代性危机以及哲学政治双重扭曲;后者则体现为自然权利观念导源于自然正义的内在逻辑,古典自然正义必须经由自然权利嬗变过程并最终回归自身,才能真正解决哲学政治危机.     

保守与革命：西方自然法的两大传统

西方自然法思想可以在功能作用上划分为保守与革命两大截然相反的传统,它在古代社会直至中世纪基本保持了一种无害的相对低调的姿态。但在十七、十八世纪人的理性光环照耀之下,西方自然法的客观意义转换为主观意义,自然法被改造成了“自然权利”并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锐利武器。这就是自然法思想的近代革命,也成为自然法历史的辉煌顶峰。不过,近代自然法思想的内在逻辑则预示着其革命后的必然命运走向。     

自然权利与社会规则——诺齐克的自然状态理论研究

“自然状态”理论是诺齐克政治哲学的基础:个人在自然状态中所拥有的权利,即“以人为目的,而不仅仅以人为工具”,这是人的基本要求,以此形成市场原则和确立政府才会具有合法性。诺齐克禀持康德的道德直觉,但他将康德的“人(Humanity)”改写为“个人(Individual)”,使“消极自由主义”的个人至上原则(Libertarianism)走向极端。诺齐克的“自然状态”是意志自由的直觉假定、是人的自然权利、是一切社会规则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