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公众反腐败行动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015年度全国廉情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5年度全国廉情调查数据,采用聚类Logit回归分析方法对我国公众反腐败行动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索性研究。研究发现:在文化环境方面,公众的腐败容忍度与其反腐败行动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在政府反腐败绩效方面,公众对政府的反腐败满意度与其反腐败行动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腐败感知水平的提升会显著地提升公众反腐败行动的可能性,反腐败信心与公众反腐败行动之间的关系不显著;在制度安排方面,举报的便利性、有效性和安全性均会显著地提高公众反腐败行动的可能性;在腐败经历方面,行贿经历会显著地降低公众反腐败行动的可能性,而被索贿经历则会显著地提升公众反腐败行动的可能性。基于此,必须努力营造对腐败零容忍的社会文化,培育公众的主体意识,为公众参与反腐提供安全和便利的制度环境。     

体制转轨国家腐败与反腐败的经济学分析

中国社会正处于体制转轨的关键时刻 ,转轨本身产生出过多的任意处置权 ,腐败的现实成本和机会成本都很低 ,造成了腐败在转轨国家滋生蔓延。转轨国家要保证反腐败的有效性 ,就必须有效降低反腐败的成本 ,增大腐败的成本 ,今后反腐败措施是 :1.要加快市场化改革进程 ,减少任意决策权 ,缩小政府规模 ;2 .要对政府官员进行有效激励 ,实行“养廉工资” ,以期加大革职的代价 ;3.要通过一系列制度建设 ,对政府官员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约束 ,以增加腐败的现实成本。     

跳出反腐败制度建设认识上的两个误区

反腐败是一个实践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理论问题。理论指导上的错误,不仅无助于腐败问题的解决,而且会引发更大的社会危机。多党轮流执政制度不是反腐败的正确途径;单项实体制度要素建设不是反腐败的有效途径。我们要跳出反腐败的认识误区,走出一条适合中国特色反腐败的新路子。     

从腐败的本质看反腐败

从权力的本质属性论证腐败的本质属性及其产生的根源。权力的本质属性决定权力只能为人民服务。腐败产生的根源在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私有观念和特权思想的意识存在与人的“欲求”的结合。中国现在的腐败现象绝不是政权性质和社会制度性质的腐败。我们党和国家反腐败 ,必须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 ,真正从根源上预防和治理腐败。     

康乾盛世时期的腐败与反腐败

清初的统治者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地位,采取了一系列的反腐廉政措施.但他们采取的措施,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腐败现象.然而康乾盛世时期的反腐措施,对我们今天的廉政建设仍有一定借鉴意义.     

中央苏区反腐败制度的建立及意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央苏区 ,中国共产党在政权建设方面进行了初步尝试 ,其中反腐败制度的建设颇有建树 ,建立了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中国共产党内、苏维埃政权、工农群众的监察制度和财政经济领域的审计监察制度 ,对于保证党和政权机关的廉洁性起了重要作用 ,并积累了很多有效的方法。     

构建中国特色的反腐败法律体系

腐败是破坏社会和谐的最大毒瘤,反腐败是关系到党和政府生死存亡的重大政治任务。依法反腐是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构建中国特色反腐败法律体系是其前提要求。我们要积极加入或签署反腐败国际公约或区域性公约,集中力量制定综合型反腐败法典,适时修订和完善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努力推进反腐败的地方性立法工作。     

中国足球领域腐败与反腐败的标本意义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尽管政府高度重视反腐败,但我国的反腐败形势却持续严峻。足球领域的腐败和反腐败,是我国总体腐败和反腐败的一个缩影。文章以我国足球领域的腐败和反腐败为案例,通过分析足球领域的腐败并对比2002年反黑行动和2009年反腐风暴的过程及结果,从腐败后果的再认识、反腐的政治决心、反腐策略和反腐措施四个方面探讨这个问题对我国整体反腐工作的标本性意义。     

腐败行为的形成机理与反腐败

腐败给行为者带来的收益可能大于其付出的代价，并且在现实中政府腐败与个人腐败有共生趋势。企事业单位的腐败实际上可能比政府腐败更为普遍且更为持久，但政府腐败更难于被公众接受。无论腐败有何历史原因，社会为腐败行为而受到的损失实际上大于政府、个人及其他组织的腐败收入。反腐败是当今社会进步中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腐败与反腐败的文化维度——学习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

反腐败既是一场政治斗争,也是一场文化斗争;既要把腐败分子挖出来绳之以法,也要下大气力去改变那种笑贫不笑贪的腐败文化,在全体公民中营造廉洁光荣、腐败可耻的文化氛围。当前,我国反腐败斗争的一个突出难题在于,面对传统与现实的挑战,反腐倡廉的社会文化资源相当短缺。因此,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将反腐败引伸到反腐败文化的高度,是当前反腐败斗争中的一个重大基础性课题。     

当前反腐败的法律机制构想

腐败是一种历史现象 ,存在于一切有阶级的人类社会中。反腐败则国家兴 ,容腐败则国运败 ,这几乎成为所有政治家的共识。反对腐败 ,已成为一个国际性的课题。当前 ,我国反腐败斗争也正向纵深开展 ,取得了相当的积极成果 ,然而腐败要真正得到遏制必须依靠法治。真正做到“有法可依 ,有法必依 ,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把反腐败纳入法制化轨道。本文分析了当前我国腐败的严峻态势 ,并从法律社会学角度 ,提出了相关对策。     

腐败行为的概念界定及其对我国的适用——基于社会学视野的探析

如果说癌症是威胁人类肌体的难治之症,那么腐败则是侵蚀社会有机体的政治之癌。腐败问题早已超越国界、政治体制、经济制度和文化传统,得到了来自不同学科的研究人员的重视和关注,并且由此引发了围绕腐败概念的种种争论。将任何一种已有的腐败概念的界定模式套用于我国,总会出现泛化或难以涵盖的适用困境。这就需要从社会学视角出发,探寻适用于我国的腐败行为概念,即在特定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下,个人或群体违反公认的社会规范,不恰当地利用自身所掌握的稀缺资源,为自己或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同时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     

履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国内立法研究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缔约国建立和完善反腐败犯罪立法的重要依据和参考.公约的基本刑事思想及对缔约国的要求主要是以预防为主,更加高效有力地打击腐败犯罪.2009年3月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七)>以及2010年8月递交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刑法修正案(八)草案>是我国履行公约的积极成果.目前,我国的刑事立法距公约的要求仍有差距,主要是缺乏反腐败犯罪的专门立法以及在反腐败犯罪的定罪体系、法定刑、特别程序等方面存在不足,这也是我国进一步改革反腐败犯罪立法的发展方向和具体内容.     

浅议反腐败的几个认识误区

本文针对社会上对反腐败斗争的认识误区,即“妨碍论”、“自然论”、“代价论”进行了有理有力的批驳,指出了这三个认识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危害。通过批驳这三个认识误区,使我们能清醒地认识到反腐败斗争的艰巨性和长期性,更加坚定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同时,也使我们更加认识到加强廉政建设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外部环境因素对反腐败战略制定的影响

外部环境因素可以对一个国家反腐败战略制定产生重大的、决定性影响。这些外部环境因素包括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因素。这些因素对于反腐败战略制定的内外部战略条件、长期战略目标、战略选择、战略实施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我们在制定反腐败战略时,只注意反腐败战略本身,忽视影响反腐败战略制定的外部环境因素,其结果必将是制定的反腐败战略不切合实际,在实施过程中亦难以取得明显效果。     

营商环境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基于中介效应的实证检验

本文在理论分析营商环境对城市创新能力的作用机理基础上,利用熵值法测算2009—2017年我国25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营商环境,实证检验营商环境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 表明:从整体来看,营商环境有效促进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但营商环境对城市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因区域、城市行政等级和城市规模而存在差异性.进一步的影响机制检验表明,营商环境将通过FDI和人力资本积累显著促进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     

反腐败、经济增长与碳排放治理——基于空间EKC模型的检验

反腐败是否有利于改善环境质量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本文利用2000—2017年中国大陆30个省域的面板数据,将地区反腐败力度、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纳入扩展的动态空间EKC模型中,从国家和地区层面实证分析反腐败对碳排放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如何改变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国家层面,反腐败能有效抑制碳排放,并通过降低EKC的拐点影响中国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在区域层面,反腐败对碳排放的影响存在空间异质性。在东部地区,反腐败对碳排放具有显著抑制作用,并使EKC的拐点降低;在中、西部地区,反腐败对碳排放暂时起促进作用,并使EKC的拐点提高。鉴于此,政府应在环保领域持续加大反腐败力度,并探索适合东、中、西部地区的反腐模式,彻底从源头上抑制碳排放并促进经济发展。     

当代中国腐败犯罪的刑事法治理——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作为第一部指导国际反腐败斗争的法律文件,确立了全面的反腐败法律机制,对于我国反腐败刑事立法的完善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我国作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缔约国,积极履行了缔约国的义务,对我国的相关刑事立法进行了修改和完善,总体上顺应了反腐败斗争的国际化趋势.但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比,我国关于惩治腐败犯罪的刑事立法存在刑事法网粗疏、刑罚过于严苛的问题,尚存在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环境治理的社会学研究:进程、议题与前瞻

环境治理研究曾被认为是自然科学的专属领域,随着环境治理中多重问题的暴露,环境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得以凸显。以环境治理的“结”与环境善治的“解”为线索的文献研究发现,社会学界在环境治理的绩效审视、环境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反思、环境治理的社会机制等议题开展了多维度研究。环境治理不是一项孤立的社会行动,而是嵌入在特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系统中。近年来,国家环境治理态势发生了结构性变化,环境治理绩效发生了显著变化。[JP3]今后,社会学界可在社会响应、社会过程及社会影响框架下深化环境治理研究,其深入研究对于推动环境社会学知识生产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