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益俸"政策及反思

“高薪养廉”为宋代首创 ,也是宋朝的一项国策。给予官吏厚俸是为了促其廉政 ,然而得到的却是不廉的事实。本文通过对宋代实行“厚奉养廉”政策做了简略考察 ,认为“高薪养廉”是一个历史性误区 ,利用经济手段是难以促进廉政建设的 ;此外 ,宋代是一个理学盛行的朝代 ,在人情大于法理的社会思潮影响下 ,往往“立法之制严 ,而用法之情恕” ,使得腐败现象不仅未能遏制 ,反而更为猖獗。     

环境规制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行为的影响——兼论政府信任的调节作用

基于“目标群体回应行动评价政策及执行有效性”的思路,利用汾渭平原微观农户调查数据,以农户的清洁取暖采纳行动来评估“双替代”政策及环境规制执行效能。鉴于清洁取暖双重政策目标,将农户清洁取暖采纳分为采纳决策和采纳效果两个阶段。采用Heckman模型,从约束型规制和激励型规制两个维度分析不同环境规制手段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约束型规制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决策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效果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激励型规制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决策和采纳效果均有正向影响。控制内生性的IV-Heckman模型和PSM反事实估计结果支持了上述研究结论。运用同时克服环境规制内生性和样本选择偏差问题的IV-Heckman模型,从中央政府信任和地方政府信任两个层级拓展研究不同政府信任在环境规制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影响中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中央政府信任在约束型规制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中发挥增强性调节作用,地方政府在约束型规制和激励型规制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中均发挥增强性调节作用。最后,提出环境规制政策执行应兼顾农户资本禀赋差异、提升地方政府信任度等对策建议。     

论耗羡归公

耗羡归公是清代财政史和政治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作为赋税的一种附加,耗羡的征收,明代以来一直存在,大多属于官员的私自征收和私自派用,从一个层面上也反映出官员的贪婪和吏治的腐败。耗羡归公的关键是将官员的私自收入改为政府的正式财政收入,在整肃吏治和弥足财政方面有双重的作用。同时,耗羡归公,由于规定了各省的耗羡征收比例,原来普遍存在的耗羡滥征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遏制。自雍正元年耗羡归公在山西省开始实施后,各省陆续实施。耗羡归公以后,耗羡银主要用于支发养廉、弥补亏空和地方公用。耗羡归公的实施,也就同时意味着养廉银制度的肇始和财政制度的清理整顿,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一些地方财政支出无着的现象。当然,耗羡归公也存在着弊端,特别是在耗羡的动用上,由于缺乏制度上的具体规定,弊端更加明显,雍正帝晚年已经有所觉察,乾隆年间开始对耗羡进行清理,并制定了《耗羡章程》,对耗羡的征解、支发、奏销,有了各种具体的规定,并将一部分耗羡划入起运项下,一部分耗羡划入存留项下,改变了原来耗羡基本为存留的模式。     

关于高薪养廉的思考

文章围绕高薪能否养廉这个命题,从理论到实践,从历史到现实,从国外到国内,进行充分地论证和探讨,认为高薪养廉是靠不住的.必须多管齐下,从思想教育和制度建设入手,才能防止腐败,实现廉政.     

非政府组织在反腐实践中的理论背景和国际经验分析

非政府组织已成为世界各国反腐活动的重要力量;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集体行动的逻辑、社会资本和治理理论可以为非政府组织的反腐活动提供理论依据。从国际经验来看,非政府组织可以在政策制定和廉政立法、举报和监督腐败行为、调查廉政指数、影响政治选举等领域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从而有效地推动国家廉政体系的建设。     

论权力、腐败与廉政

“权力”问题是解决腐败、实现廉政的源头根本所在。权力的不正确运用容易产生腐败 ,廉政对权力有着重要的导向作用和感召力 ,廉政可以推动权力沿着健康轨道发展 ,树立人民权力观 ,才能做到廉洁自律     

削权养廉

经常有人说,应该“高薪养廉”。意思是,给官员足够的正常收入,以至于官员不屑于不正常收入(贪污受贿)。“高薪养廉”,不能说没有道理。中国现在大张旗鼓、轰轰烈烈的“反腐败”,可以说是有“胡萝卜加大棒”的两手。胡萝卜的一手是,“美辞养廉”,对廉洁的官员,不惜用尽天下最美好的赞誉之辞,广泛宣扬,既希望其他官员效仿,也希望老百姓相信“绝大多数官员还是廉洁的”。这一手,实际上是沿用中国历史上的“儒家”传统,重在道德引导。大棒的一手是,“严刑养廉”,对腐败的官员,严刑伺候,既希望能杀一儆百,令其他官员心生恐惧,也希望能杀一谢万(谢…     

北欧国家的廉政建设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在“透明国际”组织每年推出的腐败排行榜中，北欧五国均名列最廉洁国家前列。健康的公民文化道德体系、政治与行政透明、严格的公务员管理、多维的权力制约机制、健全的反腐败立法、守护廉洁的监察制度、适当的高薪养廉和全面严格的廉政考核，等等，是北欧国家廉政建设的主要举措。从北欧国家廉政建设的成功经验中可以得出对中国廉政建设的启示：必须建立健康的道德价值意识、公开透明的监督机制、完善的政府及其公务员行为规范和专职独立的反腐机构等。     

论高薪养廉

高薪养廉是全社会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从对高薪养廉的质疑出发。主要分析“高薪”能否养“廉”、我国是否具备实行高薪养廉制度的土壤、现在公务员的工资水平是否不低、薪水多高才算高薪等几个重要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逐步落实高薪养廉政策的具体可行的做法。     

论高薪养廉

高薪养廉是全社会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从对高薪养廉的质疑出发,主要分析“高薪”能否养“廉”、我国是否具备实行高薪养廉制度的土壤、现在公务员的工资水平是否不低、薪水多高才算高薪等几个重要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逐步落实高薪养廉政策的具体可行的做法。     

惩治腐败的定量化研究

如何通过惩治手段使腐败决策者理性地放弃腐败 ,是有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本文分析了风险中立型的决策者的腐败决策过程 ,认为提高腐败查处概率和增加腐败遭惩罚所带来的损失 (以下简称腐败惩罚损失 ) ,可以有效地制约其腐败行为选择。当提高腐败查处概率到 0 .5以上时 ,高薪才能养廉 ,同样条件下 ,无论腐败租金金额多大 ,也会失去诱发腐败的效力。腐败惩罚损失的大小是根据腐败租金来设定的。当腐败租金增大时 ,加大腐败惩罚损失使之超过前者的增加速度 ,或在前者不变时提高后者 ,能够起到制约决策者腐败的作用。     

“三不”一体推进原则的法理内涵与实践路径

监察法的基本原则是监察法学理论上的重要问题。然而,“三不”一体推进原则却被法学界遗忘了。监察机关不仅是反腐败机关,也是廉政建设机关;监察工作不是单纯的执法办案,而是综合性的腐败治理。“三不”一体推进原则体现了腐败治理的系统思维,契合了腐败治理的内在规律。我们应当摒弃“重办案、轻建设”的倾向,将这一原则融入办案和廉政建设的全过程。首先,对查办案件实行前期、中期和后期的全流程闭环治理。其次,对履职行为、制度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开展全周期廉政监督。此外,还应建立和完善联动机制、公众参与机制、考评机制以及廉洁合规制度。     

基于GIS的招投标腐败空间特征研究

招投标是政府投资项目的一个“要塞”,腐败被视为招投标的灾难性威胁和最大障碍,然而由于腐败行为的隐蔽性,以及打击治理招投标腐败是一项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如何从大尺度的空间环境中抽取招投标腐败的空间形态,深入挖掘招投标腐败的空间规律已成为破解当下腐败研究中“数据丰富而理论薄弱”的关键挑战。基于1722个招投标腐败案例的“空间数据画像”,发现招投标腐败呈现出“多核放射型”与“大集聚、小分散”的空间结构特征,兼具空间集聚性与空间漂移性。对此,可以通过精准把握招投标腐败的空间特征规律,提升招投标腐败的“数据洞察力”,从而实现根据整体性治理框架来提高治理腐败效能。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基层微权腐败治理及启示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基层微权腐败滋生,表现为政治上的官僚主义、经济上的贪污营私和生活上的奢靡堕落,严重影响了边区的政治生态和模范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为此,中国共产党和边区政府采取了加强思想教育、建立民主监督制度、财政制度、以俸养廉制度等一系列措施治理基层微权腐败,取得了积极成效,对新时期的基层微权腐败治理有重要的启示。     

“合作生产”与廉政建设:合作治理逻辑的延伸

20世纪90年代,合作治理已经成为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主要手段。合作治理的局限性在于其可能导致腐败新形式的产生以及旧形式的扩大。合作生产则可以通过激励个人反腐来促进廉洁合作治理的公共价值。美国的Qui tam诉讼是以合作治理的逻辑来激励全民参与反腐的一种尝试。     

我国农业面源污染问题的研究进展

中国农业发展与环境之间存在严重矛盾和冲突,突出问题是农业面源污染日趋严重。对农业面源污染的现状、成因和治理政策措施进行了梳理,研究发现：我国农业面源污染的来源结构日益多样化、区域异质性特征显著;不合理的制度安排、社会环境变迁和政策因素是农业面源污染的主要成因;命令控制型、经济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政策措施是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主要政策手段。农业面源污染的成因、农业补贴“新政”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和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政策创新,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当前腐败的特点和对策选择

腐败活动和腐败行为，困扰着人类社会各个政治共同体，它的危害性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当前腐败活动的特点可以归纳为：从类型上来说，拜金型、拜物型、徇私型、享受型、贪色型为主要的类型；从方式上来说，贪污侵吞、弄权勒索、以权营私、以钱舞弊等是最基本的方式；从手段上来说，向隐蔽化、高级化和“合法化”发展；腐败活动往往发生在改革措施出台后的一段时间里。当前反腐败的对策选择是：建立完善的道德体系是清除腐败的根本环节；要完善各种规章制度；发展市场经济，迫切需要党和政府制定出正确的政策，并认真执行这种政策；建立一个完整、严密而合理的人事管理制度；必须建立、健全强有力的权力监督机制。     

廉政保证金制度的博弈分析

为遏制腐败,我国一些地方和单位采用了“廉政保证金制度”。在博弈分析中,国家公职人员和政府为博弈方,分析结果表明:采用廉政保证金制度既能降低个人腐败的概率,又能提高政府监管有力的概率,对遏制腐败具有双重作用;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目前的廉政保证金制度对遏制腐败的作用是很小的。     

从价值预设看帝制中国廉政监察制度的历史困境与现代意义

帝制中国的廉政监察制度实为两种“公”的价值或目标的混合：一是君主及其王朝利益之“公”,一是“民本”和民族共同体利益之“公”。这些制度确曾发挥过重要历史作用,也蕴含着宝贵的智慧,但由于“人治”政治及狭隘利益的局限,使得君主专制制度本身又有纵容乃至依赖腐败、摧毁廉政道德基础的一面,在惩治腐败问题上表现出明显的国家机会主义特点,加上缺乏广泛的参与和外部挑战,使其治理腐败的动力和效果注定十分有限。只有现代民主法治才能走出这一困境．并激活传统制度中的智慧。     

基层腐败治理场域中技术与组织的互嵌逻辑——以“互联网+监督”为例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党风廉政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但是基层腐败没有完全杜绝,基层腐败治理方式改革迫在眉睫。当前,大数据技术推动了治理结构与治理能力的巨变,回答了“技术如何引发组织变革”的命题。“互联网+监督”将技术与治理结合并运用于基层腐败治理,可以直击基层腐败的三大痛点：信息不对称引发的监管风险、基层权力末端的监管乏力、熟人社会的干扰困境。在基层腐败治理场域中,基层政府借助“互联网+监督”的技术优势,可以实现为群众直接监督赋权、为政府透明行政赋能的治理目标。这一过程不仅是技术对组织的塑造,也是组织对技术的吸纳,更是人民群众对组织的认可与支持,三者的高效互动共同推动着基层腐败治理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