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媒介技术演化和媒介制度变迁的内在关联

在媒介技术与媒介制度的关系上,技术决定论与制度决定论都失之片面。由于媒介技术的演化,媒介政策会随之调整。媒介技术的发展使新的媒介形态演化出来,加剧了不同媒介形态之间的竞争,成为媒介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之一。新媒介的出现使传播渠道、传播主体、传播功能与传播效果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信息的生产、传播和过滤成本发生改变,也能够影响到媒介的制度安排。由于媒介技术的进步,国际和国内这两种制度体系的比较与交流变得更为明希和迅速,其溢出效应同样会影响到媒介制度变迁。从长远来看,人们有理由对媒介新技术与社会民主之间的关系保持     

媒介性：身体与媒介的视角

媒介性是媒介的根本属性，是一种“通过……而……”的动态指引结构，依据现象学方法分析媒介，会看到身体是媒介性的源初也是媒介性结构的本体，从而可以说是由身体出发，延伸出各式各样的媒介，使媒介以及技术得以演化。在当前的传播学研究中，媒介性提供了一种动态的视角去反思传统观念中的媒介，并指引着我们认识媒介与身体的关系，从而在理解人的基础上去理解媒介，去发挥媒介的影响力。     

元宇宙生态下跨媒介叙事的身体向度研究

元宇宙生态的逐渐成熟为跨媒介叙事的感知维度研究提供了可能。这表现在：跨媒介叙事不只呼唤意识沉浸,同时还是以唤醒全感知为目标的身体活动;跨媒介叙事对身体全感官的召唤先后经历了“诠释学情境”和“具身沉浸”两个阶段,后者主要得益于元宇宙技术的成熟;在跨媒介叙事中强调身体感知的重塑,并不意味着对本就存在的意识活动的否定,而是提醒我们要明晰跨媒介叙事的审美意义也与身体的具身感知相关联。     

打开“媒介黑盒子”——“延伸论”的多重意涵与现象学诠释

麦克卢汉的“媒介是人的延伸”这一代表媒介生态学关于人与技术关系的命题,突出了技术的能动性/结构作用,可以从四个角度来理解:硬性决定论、软性决定论、控制论和技术现象学。以直面技术本身的现象学,来处理人与媒介的关系问题之技术现象学取径,是一种值得媒介研究者关注的视角。媒介研究需要把媒介本身拉回到媒介研究的中心焦点,以媒介形式、历史性、文化嵌入以及具身等方面作为突破口,撬开“媒介黑盒子”。     

论媒介系统与身体之关系——基于A·哈特的“媒介系统论”

［摘要］不同的媒介系统与身体形成了不同的关系,传播与身体不同的关系又构建出不同的媒介系统,作为主体的身体自始至终影响着媒介的技术、形态以及传播方式,身体及其功能在传播中的体现决定了媒介的特质与内涵;同时,媒介的发展又反作用于身体,形成了特殊的媒介身体文化。     

媒介整合社会:建构媒介功能新理论

从“媒介整合社会”角度来阐述媒介功能理论 ,是对媒介功能研究的新发展。本文以“媒介整合社会”为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和分析模式的原型 ,对传统媒介功能理论批判学派和经验学派进行参照剖析 ,论述“媒介整合社会”对传统媒介功能理论的三点创新和突破 :其一、构建一个全方位视野来审视媒介功能 ;其二、形成一个真实的互动体系 ,来衡量媒介与社会的相互作用 ;其三 ,构建了媒介生产力理论。     

从媒介形态变化看媒介文化发展

迄今为止 ,人类经历了三次大的媒介形态变革 :印刷媒介、电子媒介以及现在尚未完全定型的数字媒介 ,口头传播—书面语言—电磁波语言—数字语言 ,是这几场革命的主要催化剂 ,正是它们带来了人类传播史上的三次媒介形态大变化。印刷媒介扩大了信息接收的时空范围 ;电子媒介以可视可感的形式传播信息 ,强化了人们对图形信息的接受能力 ;数字媒介几乎改写了传播的全部面目 ,网络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之一 ,对社会经济、文化都可能发生深远的影响。当前 ,我们正处于这种媒介并存的混合媒介时代 ,媒介文化也因此带上了“混合媒介文化”的特征 ,而且还将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期。     

构建技术符号学:论莱文森关于技术演化的路径

保罗·莱文森的媒介进化论思想分别从媒介内部和媒介之间两个方面给出了技术演化路径，表现出构建技术符号学的努力。从媒介内部演化来看，技术发展经历“玩具-镜子-艺术”三个阶段；从媒介间发展来看，技术演化遵循补偿性媒介和人性化趋势两大线路。技术即符号，通过对莱文森媒介理论的符号学演绎得出：技术就是在“新奇”和“震惊经验”的刺激下，处于动态三元关系中的符号；媒介演进的补偿性和人性化趋势，实质上就是符号在元语言能力作用下的无限衍义。符号学对于广义符号文本的关注，使得技术研究更多地关照到符号环境，这是对莱文森媒介理论研究初衷的回归，利用符号学方法演绎技术演化路径，也是对莱文森媒介理论的延伸与发展。     

触动神经:西方媒介认知心理学研究回眸与贡献

基于对西方媒介认知心理学研究相关文献的梳理,并全面检视其发展流变、关键变量及模型建构,发现其演变特点体现在:一是确定了人体涉身动机的研究范式转移;二是规范了测量变量从外生刺激到内生变量的确立以及触点和模型构建;三是关注到文本结构的复杂性和认知之间的关系;四是媒介形态研究转向数字网络空间,新媒体的开放与互动引发变革的双面性,媒介平台的平等性可以吸引更多用户参与,但需要特殊数据走近目标群体。在总结与归纳西方媒介认知心理学演变规律基础上,本文认为其对中国媒介研究的启发在于:应该从学术视点和操作层面多维度展开。     

媒介演进中的价值观引导：历史嬗变与当代审思

价值观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具体的媒介环境。文章从媒介的演进考察各时期价值观引导的特征,并认为,由媒介的变革引发了价值观引导的变迁,其积极的影响表现为公共媒介的公共文化传播、从媒介主体到自我主体的证验和从面对媒介到面对人的回归,其消极的影响表现为持久与扩张的错位、去中心化以及价值观的“看”僭越了价值观的“读”。由此,文章认为,在当代媒介环境下价值观的引导应当加强媒介素养教育和媒介规制,培养读与思、听与说的书面、口语传统习惯。     

媒介：讯息还是权力

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肯定了媒介技术对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然而它过分强调了媒介技术对社会的压倒性影响，忽视了社会历史因素对媒介技术的塑造作用，从而陷入了强技术决定论的泥沼。同时，麦克卢汉将媒介的影响片面地归结为媒介对人的行为和思维的影响，特别是对心理和感官的塑造和延伸．而忽视了其所包含的更为广阔的社会内涵。文章试图以“权力”的概念为中心，建构一种更为全面的分析框架，从权力的媒介和媒介的权力两个方面来对媒介与社会的关系进行解释与评价。     

微时代媒介社会角色的动态变迁

媒介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媒介社会角色的嬗变是一个历史过程,与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制度、文化环境和行业状况等因素相关。近年来中国媒体行业发展迅猛,微传播风头日盛,新旧媒体交融成为常态,媒介承担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角色与以往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媒介社会角色经历从传播工具到社会公器再到倾向于娱乐施教的动态变迁,折射出微时代新闻社会功能的变化,消费文化盛行、媒介技术驱动、行业发展演变等因素是构成其变迁的主因。微时代守望公众利益、践行职业逻辑、多重角色交融共存既是媒介创新发展的需要,也是每个媒介机构应该坚守的角色伦理。     

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外传播的媒介赋能与教育价值转化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凭借其以人为本的文化共鸣性在国际社会得以传播和发展,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新疆优秀民族文化传承,在对外传播中因低效的媒介赋能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的传播制约而存在一定困难,不利于向国际社会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新疆的人文风貌变化与发展。文章以促进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外传播为目的,以保罗·莱文森的补偿性媒介理论为理论基础,提出了利用新疆非遗匠人、自媒体“网红”、新疆高校留学生共同拍摄具有故事性的新疆非遗文化系列旅游宣传片,并借助新疆高校与中亚国家共建的孔子学院为平台进行对外传播,打造“新疆非遗系列旅游广告+中亚孔子学院媒体平台”的媒介补偿传播模式,进而在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外传播中实现以国外受众为对象的媒介补偿。同时结合“智媒体+教育”的媒介融合理念,面向来疆留学生开发以新疆非遗文化为核心的国际中文教育交互式数字教材,推动新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媒介融合中的教育价值转化。     

中国媒介制度变迁与社会变迁的关联和互动

为重新梳理和认识媒介体制与国家政治体制的关系,运用制度演化理论纵观中国百年来新闻发展史,审视中国媒介制度变迁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分析认为,在中国这一百多年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每一种政治模式都对应着一种媒介体制;媒介制度的演变往往与学校教育、社会团体的发丛程度以及工商业的兴盛保持一种同步演化的关系;媒介制度系统内外的“制度耦合性”可以解释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层次性与规律性。     

媒介化乡村的逻辑、反思与建构

移动互联时代的自媒体正迅速成为乡村发展的关键变量,“无名者”的出场让乡村的媒介化趋势日益凸显。媒介与乡村社会的研究拓展,需要探寻乡村媒介实践的不同场域,同时将媒介化视作一个“元过程”进行一般性的理解。“实践—生活—结构—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性解释框架,可以被用来考察乡村媒介化的现状以及贯穿其间的媒介逻辑。自媒体实践案例表明,乡村的媒介化存在三方面的经验证据：一是个体生活样式的变革;二是资源分布结构的转型;三是文化生产逻辑的转向。自媒体作为一种“元资本”对场域内其他权力形式的放大效应,是贯穿乡村媒介实践的底层逻辑。媒介化乡村的反思与建构需要着眼于三点：一是从“我们”的主体构成出发,构建以自觉性、反思性、创造性为内涵的媒介实践智慧;二是解构并重构乡村的真实性,以矫正乡村社会关系的过度虚拟化倾向;三是从“元治理”结构出发,建立呈现与控制并举的乡村信息传播机制。     

戏剧演出的“非特有”媒介属性

戏剧演出媒介不是特意为演出而存在的,即戏剧演出的媒介具有“非特有性”,它指演出的文本符号载体与人们日常生活经验中所用之物没有什么不同,其非特有性的形成与展示框架有关,即展示框架是身体以及日常物品转换成了演示媒介的前提条件。这使得戏剧演出所用的媒介体现了它从物(事)到符号(物-符号)、从“寻常”到“特用”的转换过程,而这一转变使得演出媒介带上了“表情”,形成了“统一场”,进而影响符号文本的意义生成。     

改进媒介技术可供性与破解新闻业危机——基于“元媒介”视角的思考

将新闻业的发展置于文明史的过程中去思考,会发现其危机的本质在于现代性的生产机制与后现代的媒介和用户之间的矛盾,具体表现为新闻业的公共性与媒介使用的私人化之间的矛盾,公共理性与个体欲望之间的矛盾。它既是一种实践危机,更是一种认识论和知识型的危机。延森提出的"元媒介"概念,提供了从新的认识论视角分析网络媒介、解决危机的路径。本质上,元媒介并不是一种媒介形态,而是一种技术范式,遵循的是"数据库逻辑"。元技术和元数据是元媒介的两个分析要素。从"元"视角出发,可将分析回溯到研究对象上一层级的逻辑规则,改进新闻媒体的技术可供性,包括结构补偿性、基于多元网络形态下的社交可供性和元数据可采集性。     

全球媒介事件的重新定义及其作用

随着现代传播技术及其传播理念的发展,可以在国际传播和媒介融合背景下对“媒介事件”进行理论申发——升华为“全球媒介事件”。全球媒介事件是指通过新媒体、电视、报刊等各种技术媒介,在国际主要媒体有持续重要报道的全球性事件。伴随现代媒介的变迁,全球媒介事件表现出了新的时代特征：议题充分世界化,各种技术媒介相互联合,与国家形象密切相关等等。全球媒介事件可以分为重大突发事件和提前策划两个类型,其对国家形象一般分别会产生消极或积极的影响。     

论媒介图像文本与受众互动关系的重构

从艺术图像文本到媒介图像文本转向的历史演进过程中,由于媒介技术的发展,媒介图像文本越来越具有“拟像化”的特征.媒介图像文本的不同特征,构成了与受众不同的传播互动关系;在“图像转向”时代,大众传媒构建了与受众互动关系的三重维度,即客观现实、媒介现实(拟态环境)、主观现实,媒介图像文本作为联结受众的介质,使这三种现实在受众视域中的融合成为可能,创造了具有虚拟化特征的媒介现实;同时,大众传媒语境也催生了基于媒介图像文本与受众传播效果关系的媒介修辞方式,受众通过对媒介图像文本的解构,还原并重构了关于现实的图像与意义.     

跨越城乡的媒介空间：城乡融合的媒介社会学研究

基于嵌入-连接视角,探究了作为“中介景观”的媒介空间将城市性和乡村性纳入流动化网络情景之中的过程机制：脱域与再嵌入。借助流动性媒介空间中的交往实践,城乡居民在异质性的生活观念、情感价值、身份认同和地理感知等维度建立起对彼此的想象与认知。媒介空间对距离、认同、价值等不可见价值的描述和阐释,意味着现实语境下作为一种生产力量的城乡多元主体已经全面参与到城乡关系重构、要素聚合与空间关系的“流动化生产”之中。作为承载情景建构和关系再生产的“第三场域”,媒介空间也将为乡土公共性的重建和乡村振兴提供新的现代性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