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个体阐释到公共阐释——论“阐释学循环”概念的发展演进

公共阐释论的提出使阐释学理论得以深入探寻和揭示个体阐释向公共阐释的上升过程。阐释的公共性来源于多个理解者对同一文本的不同理解之间的交流和融合,因此关注公共阐释必关注如何从一个理解者的阐释拓展至多个理解者的阐释。要解决阐释从个体到公共的提升过程须进入文本意义产生的底层逻辑,深入剖析阐释学循环作为文本意义产生的方式和规则是如何发展和演进的。阐释学循环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内在于文本对象的阐释学循环、内在于文本和一个理解者之间的阐释学循环,及存在于文本和多个理解者之间的阐释学循环。分析阐释学循环在三种类型间的发展和演进,对个体阐释上升至公共阐释的阶段性跨越有着基础性的论证意义。     

历史、当代与经验：“公共阐释论”的方法论视域

方法论问题被视为当代中国阐释学建构所面临的六大难题之一,而以历史、当代、经验为主要方法论元素的中国阐释论当代建构的方法论视域,贯穿于从强制阐释论到公共阐释论的十年理论进程。在坚持本体论与方法论并重的前提下强调方法论优先/方法论为重的当代中国阐释学建构策略,已然确立了中西方当代阐释既相互通约、又各有侧重的阐释学范式。随着围绕概念、范畴、命题、体系等展开的探讨的深入,这个当代中国的阐释学范式正在逐步开启中国阐释学的历史视野。     

论“强制阐释”之后的当代中国文论重建

对于"强制阐释"之后的当代中国文论的建设发展,尽管目前有所谓"回归文学论"和"回归传统论"的重建思路与主张,但两种思路与主张都存在着理论构建的封闭取向及误区,并远离了具体的文学实践,而这也使它们终究没能走出强制阐释的理论困境。当代中国文论的重建要走出强制阐释的理论困境,就必须从其认识论根源入手,回归到实践这个根本出发点上来,从当代中国具体的文学实践活动出发,坚持应有的学科性质与中国话语构建,并处理好与其他学科理论和西方文学理论的关系,从而既克服张江先生批判的当代西方文论那样直接征用场外理论而造成的文学研究对象的偏离和当代中国文论话语自身构建的不足,又避免所谓"回归文学论"和"回归传统论"的重建思路与主张将文学视为自足的研究对象和在自我封闭中与西方文学理论对立起来而出现的重建误区,以推动当代中国文论的建设发展与理论创新。     

关于翻译中“讹”的阐释学阐释

根据伽达默尔阐释学理论中关于文本、意义、理解等问题的论证,“讹”是翻译活动中普遍存在的必然现象,“化”与“讹”实质上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完全的“对等”只能是翻译中不可实现的理想,而或多或少、不同程度的“讹”译则不可避免,甚至有时译者还会有意为之。不过,在肯定翻译是文学创作活动的基础上,译者发挥创作性也必须有一定限度,优秀的译者应该能够在尊重原作和自主创作两者之间取得平衡。     

“公共阐释”的理论价值与有效性

针对当下文艺理论界存在的历史虚无主义、极端相对主义、过度化的个体阐释等问题,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的现实出发,张江提出公共阐释理论命题。这一命题继承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思想,着力于推动中国文论的重建,是一次大胆且极富创新精神的有力尝试。公共阐释侧重于对文艺理论研究建设的思考,对文艺研究阐释者提出了阐释的六项基本要求和阐释原则,若能对阐释者主体存在的个性差异、情感倾向、伦理取向、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等内容给予更为充分的重视,进一步详尽地加以论述,同时,对作用于阐释对象——文本及其意义的客观性、多维度等层面的有效性,展开更为全面的探讨,或许能够更为有力地推动该理论的丰富发展,臻于完善。     

公共空间的三大类型与三种阐释范式

公共空间作为人类公共活动的结晶,虽具备技术化圈定的物理空间属性,但更为本质地指向社会存在、伦常规范与美学符码等象征空间属性。公共空间的社会存在属性是由人与人的社会交往而催生,它凝聚了公共空间中不同社会主体及其生产关系,并在批判性阐释中实现社会公共空间的意义建构。公共空间的伦常规范属性是由私人想象与私人道德相互叠加而生,它挽结私人性道德与社会性道德而成公共伦理规范,并在规范性阐释中实现伦理公共空间的意义建构。公共空间的美学符码属性是由身体的感觉与心灵的外延交互而生,它调和私己性体验与共通性情感而成公共感知,并在调节性阐释中实现审美公共空间意义的建构。三类不同公共空间的生产与阐释,本质上是对人与人性不同面相的生产与阐释,其最终目的在于探索一种通向未来的“可能的人”与“可能的世界”。     

“公共阐释”论

区别于"强制阐释"的"公共阐释",并非是理解文本的单纯技艺,它毋宁本身就是文本与阐释者自身的存在方式,因而仍应归于"哲学解释学"题域。"公共阐释"擎持主体间性的阐释立场,挽合历史、现在与未来的效果历史意识,超越生活世界与文本世界的互文性阐释路径,共同铆定"公共阐释"为"判断力阐释"而非理性或科学阐释。"公共阐释"对当代哲学解释学的贡献在于:它既为经典文本的阐释提供新的意义生成路径,从而为理性科学真理观之外的文本真理及其意义作了辩护;同时,也使解释学的理解视阈,扩展到当代数字文本领域,从而为人在数字领域的精神自由与意义创造提供了可能。     

阐释的批判与批判的阐释--释哈贝马斯的批判阐释学

哈贝马斯通过对实证论和传统社会批判理论的社会研究方法的批判,以交往理性为基础,以共识真理为目的,通过对生活世界殖民化的批判,构建了一种新的社会研究框架,形成了以阐释学为基础的新的社会批判理论.由于坚持社会科学理论有普遍而规范的客观基础的存在,并以此去理解和分析社会现象,批判阐释学尽管提供了一种分析社会的新视角,却很难达成哈贝马斯所赋予的理论使命.     

阐释、理解与翻译——解读斯坦纳阐释翻译理论

斯坦纳的阐释翻译理论对研究译者对原文的理解及翻译过程带来了启示。说明了阐释,理解与翻译三者间相互依存的关系。体现了理解的主体是译者,理解的客体是文本,要对文本的内容进行阐释,需要理解,理解就是翻译,理解的过程就是翻译的过程。在阐释学基础上提出的斯坦纳的翻译四步骤对翻译实践和翻译批评研究都具有借鉴意义。     

阐释与误解：当代中国的黑格尔美学

20世纪50—70年代黑格尔《美学》在中国翻译出版,黑格尔美学的中国阐释模式随之建立,与中国当代美学理论的孕育和诞生大致同步,并在研究方法、研究范围、理论体系等方面给后者以深刻影响。国内学界既有的阐释模式主要是把黑格尔理解为西方古典美学的集大成者,较多地关注黑格尔的思辨方法、美的艺术哲学、艺术发展史等方面的内容。黑格尔对比较美学的早期探索、对现当代先锋艺术的准确预见、对摹仿说和教训说的否定、对移情说的启迪等作为西方现当代美学重要先驱者的方面,我们较为忽略。对黑格尔的自然人化论等观点我们也存在误解。如果说对黑格尔美学业已定型化的理解,曾经是20世纪中后期催生中国当代美学理论孕育和诞生不可或缺的重要催化剂,那么推动新世纪黑格尔美学阐释模式的转型,对于中国当代美学的重构同样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论本体阐释的“公共性”与公共阐释的“本体性”

公共阐释论是在西方阐释学和中国古代阐释学的理论资源上提出的一种哲学阐释学。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本体论阐释学的"公共性"特征为公共阐释论的建构提供了理论支持;同时,公共阐释论以公共理性为根基以及对确定的认知真理性的追求则弥补了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本体论阐释在解决阐释结果确定性问题上的不足。本文认为,公共阐释论亦属于本体论阐释学范畴,其"本体性"主要体现在阐释的生成性、整体性、真理性特质。建立公共阐释论具有理论和现实上的必要性。     

中国古典艺术理论“当代性”意义阐释

中国古典艺术理论是古代艺术家和文人士大夫对艺术创作、艺术批评和艺术鉴赏,乃至艺术史研究的理论总结。对其"当代性"意义阐释,就是对相传数千年传统学术观在当下价值的基本估计。从现实角度来说,"当代性"符合古典艺术理论探究的宗旨,即在新语境、新思维、新方法的作用之下,让古典艺术理论与"当代性"的关联度提升,这符合理论发展的需要。1     

中国古籍阐释历程及中西阐释异同

中国古籍阐释从某种角度上讲就是中国经学文献的阐释。而阐释一词并非出自中国本土理论、而是源于西方文论。西方的阐释学（或诠释学）理论与中国古籍阐释的具体实际有出入。文章从历时角度剖析中国古籍阐释历程,阐发阐释学义理,从古今文学阐释异同、宋学阐释、目录学著作和个人知识积淀四个方面梳理中国古籍的阐释角度。并从共时层面将西方存在主义阐释理论与中国古籍阐释相比较,以指明中国古籍阐释历程中拿来主义倾向,并强调立足我国古籍本身,还原中国式古籍阐释。     

公共阐释之三种理论走向反思

创建自主性的中国当代文论,需避开“强制阐释”转向“公共阐释”。“强制阐释”迫使“理论”疏离“文学”,以及它的主观主义、相对主义与虚无主义弊病,为推行“公共阐释”开辟了逆向道路。“阐释”活动中的内层、中层与外层之间,及其各层图式能达到的中介性要求,保证了该活动的“公共”品格。“公共阐释”理论资源的汲取应立足于“中国经验”走中西融合之路。西方阐释学建立的初衷,是不随意篡改文本原意,是以赫尔墨斯的行动为典范;诸机能与各话语的一致性,是促成“公共阐释”的重要前提。宋儒朱熹要求“以书观书”、陆九渊提出“我注六经”等,以及今人王元化、余英时、刘再复等的相关言述,同样能筑牢“公共阐释”的理论地基。     

立志说:熊十力的阐释态度论--熊十力阐释思想研究之一

熊十力的立志说乃是一种阐释态度论,属于其修养工夫论的一部分,始于1924年,成熟于1949年。阐释态度来自于修养工夫,立志是修养工夫的入手处。熊十力强调必先立志而后可以读经,其实就是主张修养工夫与阐释态度先于阐释方法。以超越心理学意义的"本心"为基础来构建修养工夫论与阐释态度论,正是中国阐释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与西方现代阐释学的一项基本区别。     

公共阐释论的演变、张力和裂痕

在《公共阐释论》一文中,张江针对公共阐释论提出了新概念,推进了中国阐释学的体系构建,展开了对当前现实文化的新批判。这种演变是公共阐释论走向成熟的标志,同时也标志着中国阐释学的新发展。张江的公共阐释论内含人文性与科学性、非理性与理性以及个体性与公共性之间的辩证张力,从而具有合法性、包容性和阐释力,但其中内含的某些裂痕尚需进一步加以弥补。     

当代中国公共管理的模式转换与理论构建

近几年来,公共管理学越来越引起国人的关注。有人将此现象称为“公共管理学的崛起”,不无根据和道理。然而,应当承认,直到现在,我国关于公共管理学的论著,多数还是以译介和评论国外的研究成果为主,尚缺乏立足于中国现实的系统研究。公共管理学在我国的崛起,说明它适应了我国公共管理改革和发展的现实实践的需要。但是,我们研究公共管理学的根本目的,还在于指导和推动我国公共管理的改革和建设。国外公共管理学的理论虽然对我们有重要的借鉴作用,但其模式设计及具体内容和方法对我国却不一定都适用。这就提出了一个公共管理学的本土化问题。为此,本刊特邀几位专家学者就此问题发表有关见解,以期引起对于公共管理学本土化问题的关注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