痴迷的自然情结--论泰德·休斯的自然观与自然诗

泰德·休斯自幼热爱自然,家乡因工业革命而受到的环境破坏给他留下了刻骨的记忆.入剑桥时他广泛涉猎有关人类与自然的著作,毕业后曾与花草和动物为伍数载,更与自然结下了不解之缘.自然环境的日益恶化,人们对生态的日益关注,休斯本人又积极广泛阅读东西方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著作并深受其影响,从而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自然观,并凸显其作品中.休斯的诗集形成过程也是他自然观形成的过程,其作品记载着他探索建立人与自然协调关系的足迹.     

倾听大地 言说自然——论徐鲁的“小拇指童话诗”

运用生态文艺的批评方法分析了徐鲁的“小拇指童话诗”,扩大了童话诗的阐释空间,揭示了其中深刻的思想内涵。徐鲁的“小拇指童话诗”是一种间性文本,即具有儿童诗与成人诗、童话诗与生态诗的间性特征的文本,仅仅从儿童文学的角度去解读是不够的。从生态文艺学的角度看,徐鲁以感恩自然的心态和更为贴近自然的感性视角描绘了人类诗意地栖居的唯美画面;其将地球看作一个活物、一个有机的生命整体的思想,与盖娅假说异质同构;其“小拇指童话诗”对大地的倾听,对自然的言说,是天、地、神、人4重整体的和谐共振,是生态文艺理论的成功实践。·     

大自然的意象——论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自然观及自然诗

弗罗斯特是美国现代诗坛巨星,他摆脱形而上学的哲学思想,继承传统诗歌的优秀形式,汲取田园诗歌的独特风格,并加以创新。他推崇"自然与人类相分离"的自然观。他的诗歌词语来自民众,经他加工提炼被赋予新的色彩。他的诗作形式简洁,寓意深长。     

山水与风骨——试论杜甫夔州诗中的自然写作

夔州诗是杜甫晚年的重要作品。联系地域背景所具有的生态意义和环境效力,以"山水"为中心考察了杜甫夔州诗中的自然写作,揭示出杜甫夔州诗作"夔州风骨"的成因和特点。诗人将夔州山水作为一种强悍、蛮荒的异己力量加以描写,形成了区别于神韵派山水诗的"风骨"倾向。这一山水诗写作上的突破和探索主要表现为作者通过现地化的视角,在强化山水地方特色的同时,体现了矛盾性的道德主题和纯粹化的审美诉求之间的和谐统一。     

论海子的自然之诗和思

海子的诗歌以自然之物为元素,表达了诗人和自然之间丰富而细腻、亲切而温暖的情感;它超越了传统和现代的双重匮乏,与荷尔德林一样,既将人引向大地,又让人飞升天穹,同时还承纳神性的尺规。     

论郭沫若的城市意识与城市诗(上)

描写现代都会生活和物质文明的城市诗 ,是 2 0世纪新诗发展中现代性趋向的一个重要方面。郭沫若的《女神》及稍后的其他诗歌创作 ,在这方面的实践 ,可视为中国现代城市诗先驱性的探索和尝试。在这一系列诗作中 ,他由重视情感的表现 ,到重视感觉发掘 ,特别是重视新的感觉和经验的开掘 ,重视用“近代人的脑筋”对新的感觉与经验的发现与捕捉 ,从而实现了诗歌美学上的突进。其“雏形”期城市诗的价值在于 ,它不仅提供了新的感觉与现代性审美转变的信息 ,同时也为我们展示了新诗实现自身现代化的一个重要途径     

论郭沫若的城市意识与城市诗(下)

描写现代都会生活和物质文明的城市诗 ,是 2 0世纪新诗发展中现代性趋向的一个重要方面。郭沫若的《女神》及稍后的其他诗歌创作 ,在这方面的实践 ,可视为中国现代城市诗先驱性的探索和尝试。在这一系列诗作中 ,他由重视情感的表现 ,到重视感觉发掘 ,特别是重视新的感觉和经验的开掘 ,重视用“近代人的脑筋”对新的感觉与经验的发现与捕捉 ,从而实现了诗歌美学上的突进。其“雏形”期城市诗的价值在于 ,它不仅提供了新的感觉与现代性审美转变的信息 ,同时也为我们展示了新诗实现自身现代化的一个重要途径     

中西自然诗的比较研究——陶渊明、华兹华斯自然诗特色比较

以中国古代山水田园诗派的鼻祖陶渊明和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为代表,比较分析中西自然诗在主题、题材、审美心理、语言形式以及意境追求等方面的差异,认为西方自然诗多为有我之境,中国古代自然诗多为无我之境,表现出中西自然诗在审美价值取向上的文化差异。     

论西方自然诗的三种境界

西方自然诗人以不同的方式面对自然,使自然诗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境界。一是"无我之境",强调自然的愉悦功能,注重反映和再现自然美本身,"无我之境"是西方自然诗中最为普遍的情形;二是"有我之境",突出自然的寄情功能,诗人将自我情感外化于自然,使自然"皆着我之色彩","有我之境"在西方自然诗中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三是"忘我之境",诗人与自然融为一体,成为自然的一部分,这种"天人合一"的境界,是物我关系的最高境界。     

从“天理”自然到伦理世界——论朱熹自然观的伦理内蕴与价值审视

天理自然观是朱熹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朱熹不是仅从认识论的角度理解自然，而是从主体论、价值论的视角理解自然，把自然作为内在于人的一种存在来体认，朱熹天理自然观充满着强烈的道德意识。所以，对朱熹的天理自然不能仅从实在论的角度作认识论的解读，更要分析其伦理内蕴，并对其价值全面、辨证地加以审视。从伦理内蕴来看，朱熹自然观蕴含的伦理意蕴主要为:“天理”是人伦的最高法则;阴阳二气是“天理”在人间秩序的体现;“五常”是“天理”自然在人伦社会中的呈现。从价值审视上看，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从自然哲学的角度来说，朱熹提出的“天理”是赋予了人格化的内涵，不具有自然的真实性和实体性，因而是荒谬的。从道德哲学的角度来说，朱熹提出“天理”概念，把天人合一道德的价值上升到“天理”的地位，这为当时应对佛家和道家的挑战起到了积极作用;在功利盛行的当下，深刻理解朱熹天人合一道德理念，为人们心灵的安顿、优秀传统道德的继承和创新，都具有积极意义。     

新诗,面对城市和乡村──兼及乡土诗的写作流向

对比《诗刊》近年来发表的城市题材的诗作和农村题材的诗作，诗更宜于面对充满诗意的乡土。针对乡土诗的两种写作方式提出自己的看法。     

诗与自然:陶渊明的言意之辨

通过对"言意之辨"切入生命的思索,陶渊明体悟到二元性的语言不可穷尽浑整圆一的真意,而要以诗开启真意显现的"自然"境域。其诗文正是这源出"自然"的诗,简淡、醇美,又富有启示性。其生命亦是使真意显现的诗:勘破名、利、物欲,与天地运化融合,把握现实生活。可以说,陶渊明真正体践了"得意忘言"的澄明境界。     

构建首都城市的“文明价值”——刍议北京“世界城市”路径与参照系

面对新世纪,北京和上海都将＂世界城市＂作为自己的发展目标。对于如何成为世界城市的讨论也逐渐从硬件设施和量化指标,转向对城市文明和软实力的关注。发源于西方的城市学主要以经济学作为其理论基础,如果按照这条路线,作为中国政治文化中心城市的北京,很难在众多经济发达城市中脱颖而出。因此,北京需要围绕首都的文明价值独辟蹊径,借鉴全球近200个首都城市的发展经验,回溯中国历史270余个都城的兴衰成败,用思想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的综合卓越,开创中国气派的＂世界城市水准＂。     

诗是存在之舌——于坚的城市诗创作

从诗意的都市日常生活书写到对都市人"存在"的沉思,于坚敏锐地捕捉并用独特的话语方式呈现着改革开放历史变迁中城市的物质膨胀与城市人的精神阵痛。于坚的城市诗是中国当代城市历史变迁的诗性记录。从20世纪80年代诗意的都市日常生活的书写到90年代对世俗化的都市人"存在"的沉思,于坚在诗人和诗歌生存日益艰难的语境下坚持着自己的理想,坚持着诗歌的"原始承诺",坚信"诗是存在之舌",以独特的话语方式思索着当下城市平民的生存状况,挖掘着城市的精神内核,努力实现着从"地理"意义上的城市诗到"心理"意义上的城市诗的转变。     

论苏轼“诗主理”与“主理诗”的理性自觉

苏轼“诗主理”具有高度的理性自觉和审美品格。苏轼异乎常人的政治、学术使命感，以道自任的人格理想和人文精神，表现在其诗歌创作上的主理意识也就分外鲜明，也形成了鲜明的“诗主理”的诗学理论：“有为而作”说、“言必中当世之过”说、“以奇趣为宗”说。而他在诗学理论规范下的创作自觉，使其“主理诗”的特征也愈发显著，这就形成了其“主理诗”区别于一般政治诗的理性美质，即写实品格、批判精神、议论英爽。     

论《白石道人诗说》的“妙”与“悟”

姜夔虽是南宋一代词宗,亦有完整纯粹的诗论之作《白石道人诗说》。全书仅三十则,短小精悍,见解独特,浅深兼赅,其中提出"自然高妙"和"自悟"的赏诗、作诗之法,对于解救江西诗派用典冗赘、雕琢破碎、横发议论、蹈袭成风、缺乏独创等弊端,有很大的积极意义,对于后来严羽的"妙悟说"亦颇有影响。     

"诗呈自然"的双重意蕴

中国山水诗富有“诗呈自然”的双重意蕴 :她呈现一个诗意化的自然世界 ,多层面地显现人与自然合一的自然之状 ;而这呈现又极其自然 ,通过“技进乎道”的种种手法产生很高的艺术境界 ,是最美妙的自生成 ,完美地体现出自然之义与自然美     

先秦诸子之前“生活世界”中诗之意义

先秦诸子之前的诗与＂生活世界＂处于一种契合状态,从某种角度来看,诗是＂生活化＂的诗,生活是＂诗化＂的生活,世界也是＂诗化的世界＂。这种现象,既可以说是人类在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文化景观,更可以说是华夏民族高尚的精神品位的突出显现。诗,参与了符合理想化生活样式要求的礼乐式生活的建构,在那时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发挥着后人难以想象的作用;渗透于人们的＂一般日常生活＂世界,甚至在构筑民族这一所谓＂想象共同体＂中都表现出应有的价值。这充分显现出诗在先秦诸子之前的＂生活世界＂中的意义,同时也呈现出那时诗的＂生活世界＂的图景。     

“激发人意”的“好诗”——论韦庄的送别诗

作为唐末诗坛成就突出的诗人,韦庄的送别诗不仅写出了离别的苦情,也写出了依依惜别的深情与真情,这正是他的行旅诗、送别诗能成为＂激发人意＂的＂好诗＂的原因。     

论“歌诗”作为一种古典诗传统的再发现与重构

“歌诗”本为中国古代诗歌的一脉重要传统,但在新诗中,由于诗与歌分离的态势成为主导倾向,因而“歌诗”传统长期处于被冷落或被遮蔽的尴尬境地,导致新诗缺乏音乐性而危机频仍。21世纪以来的一批诗人和学者在回望古典诗词时重新意识到歌诗传统的重要性,因而重新发掘歌诗传统,对其进行重新阐释与界定,在重认歌诗传统的重要性、歌诗范畴的重新认知、歌诗对新诗建设的启示三方面构成了对古代歌诗传统的再发现。然而,“歌诗”作为一种古代诗歌传统,其口耳相传的歌诗形式已难以为继,因而新诗无法照搬古代歌诗形式,而应在新诗创作的文本策略上构建诗的节奏和韵,以此重构诗的“歌性”质素;在传播路径上将诗、歌、舞相结合进行跨界演绎,张扬诗的“歌性”;在诗与歌的体式上,让新诗与歌词之间通过跨体创作凸显“歌性”,由此建构新诗自身的歌诗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