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城市文化感知与建构中的“游荡性”特征

区别于宏观、静态、扁平化的传统“鸟瞰”式城市感知方式,以“游荡”为特征的行走实践已成为当代城市体验的新形态。从波德莱尔、本雅明到德赛杜,“游荡”这一意象完成了从文学形象塑造、现代性批判再到社会学研究的转变历程。在当下,虽然狭义上的“游荡者”个体日渐衰落,但更广义上的“游荡性”行走却成了城市中一种普遍的文化实践范式。在现代性与消费主义的双重背景下,其通过行人尺度下的路线规划与场所连接、震惊体验与信息收集中的文化景观构筑、以补偿性体验为基础的个体经验书写、由消费与表演构成的参与性互动等多重方式,共同完成着对城市文化的建构。     

感知与体验:波德莱尔美学思想中的城市与自然

波德莱尔一生生活在19世纪的世界之都巴黎,但自然却是他的美学思想中的核心概念,这为分析现代城市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一个经典的案例。波德莱尔的自然观建构在他对现代性城市化进程开端的原初体验之上。他认为,自然不是与人无关的自然风景,也非纯粹的主体想象,而是个体内心与城市环境相互对话的结果。他通过城市空间中的"移动性体验"和时间中的"回忆性体验"来建构他的自然观,对现代生态、环境美学如何建构城市与自然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浅析德里达视野中的“书写”

“书写”是德里达解构主义的一个关键术语。他将书写视为语言之根，以此反叛语音中心论，主张一切都是书写；并以无意识中的心灵书写开启语言的自由的生命力；他进而透过有形的语言，进入无形的语言世界，以“总书写”来命名那种无形的宇宙的根本推动力。以其书写理论入手，德里达展示了解构主义冲破一元中心传统的力量。同时，德里达围绕着书写与书既相斥又相依、既悖离又返回的关系，完成其自我解构。这种自我解构策略，正是我们真正理解德里达解构观的重要途径。     

“玫瑰门”里看“身体”——从《玫瑰门》看铁凝身体写作的意义

小说《玫瑰门》开启了铁凝身体写作的“玫瑰门”。这个身体写作的“玫瑰门”一经打开,就在中国新时期女性写作中显示出独特的价值和意义：不仅实现了对1980年代致力于女性纯精神世界探索的“二张”的成功超越,而且成为1990年代以陈染、林白为代表的以“躯体写作”为主要特征的个人化女性写作的前驱。同时,其与陈染、林白在身体书写上的差异又显示出铁凝对女性更具前瞻性的眼光,预示了未来女性写作更具生活化的新变。铁凝的身体写作将中国新时期女性写作连缀为一个有机整体,同时也将对女性文化的思索引向深入。     

从“应和”到象征——波德莱尔的美学思想探微

习惯上,人们把波德莱尔说成是一个“审丑”的诗人。因为在他的笔下,我们太多地看到了诸如那已失去艳丽和芳香的春天(《虚无的滋味》),比极地还要凄冷荒芜的国度(《来自深处的呼喊》),以及腐尸、蛆虫、吸血鬼和无情地噬咬着人类心灵的时间(《大敌》)等这样丑恶的形象。人们又把波德莱尔理解为一个“忧郁”的诗人(有人甚至说他是“颓废”的诗人！)因为在他的诗中,我们也太多地感受到了他从自己忧郁的理想出发,在痛苦中向上帝哀告以求挣脱虚无,及至企图借酒精来麻醉心灵,但都无法销万古悲愁,最终只得走向死亡的心路历程。 的确,在《恶之花》中,诗人曾这样痛苦地向世人宣告:     

托尔斯泰城市书写与现代性思辨——兼论以“托尔斯泰主义”拯救现代性危机

托尔斯泰的城市书写是他对19世纪俄国现代性问题思考的文学表达，有着清晰的叙事策略和固定的隐含结构。在现代性问题日益成为文学研究重要视角的当下，城市书写和现代性思辨应当成为俄罗斯文学和托尔斯泰研究的新视角。以托尔斯泰小说的城市书写策略、隐含结构和关键词为典型文学案例来看，以19世纪俄国思想界对自身现代性建构的思辨与展望，也兼以此“镜像”为中国现代性提供一个观照和借鉴的角度。     

90年代小说的城市焦虑

20世纪90年代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使城市书写成为一种文学时尚;在城市焦虑的笼罩之下,小说家对于城市文化的复杂性和差异性的漠视,导致了城市题材小说普遍性的模式化与符号化.根据90年代小说家对于都市的文化立场,其审美选择大致可以分为三种主型,即以道德批判为核心的背对城市的写作、建立在双重人格或调和主义立场上的灰色的城市表达、丧失独立自我的卷入城市的写作,概念化特征和非常化倾向是90年代小说的都市想象的根本性缺陷.作为城市书写的灵魂的市民话语,有种种文化杂质寄生其中,尤其是暗藏于平民意识中的妥协精神与享乐主义,往往使城市书写的叙事与价值都陷入无所适从的混乱之中.     

巴黎、波德莱尔与现代性——论本雅明对波德莱尔诗歌的日常生活内涵之阐释

本雅明作为空间批评的先驱,关于巴黎与波德莱尔诗歌互文性关系的阐释对其后的城市研究影响巨大.他通过对超现实主义的研究获得了某种世俗启迪,认为对其解读必须与巴黎城市景观结合起来.他发现了城市化作为资本主义现代性进程的物质化向度的历史意义,将已经被取代的拱廊、工业建筑及广告等物质性历史“垃圾”与现代主义文学开创者波德莱尔的诗歌联系起来,研究城市日常生活与文学文本的辨证关系及蕴涵着现代性震惊体验的互文表述.波德莱尔的诗歌被他视做一种现代城市的辩证意象,通过解读其作为诗性事物的商品意象来探究19世纪城市生活各种体验,并发展出一种建立在由资本主义过时商品构成的废墟之上的乌托邦美学.     

论城市文化“软实力 ”

城市文化“软实力”是在“软实力”概念基础上提出来的一个新的概念,它涵盖了城市文化和“软实力”两个概念的内容,但并不是两者的简单叠加。城市文化“软实力”对于一个城市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直接影响到城市的竞争力、影响力及发展模式。要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需要发展城市文化产业、打造城市品牌、发扬城市历史文化和引进优秀人才。     

余华论

余华以其富有创造性、超越性的写作成为当代文坛不可多得的“这一个”。他对文学意义的回避与探询构成了写作理想和文本实践的矛盾,从叙事法则和策略上进行“精神真实的奇想”以及以“寓言式写作”建构文体形式都使得余华的小说世界在文学的“变”与“不变”之关系参照中获得价值。     

波德莱尔“应和”思想探源

启蒙时代理性的非理性发展导致“存在的巨链”的断裂,波德莱尔揭橥作为现代性思想结晶的“应和论”以期恢复人与世界的完整性。波德莱尔的“应和论”作为熔铸综合的理论产物,不仅借鉴傅立叶的轻浮情欲、组合情欲等过渡情欲理论,斯威登堡的“对应说”、属灵的语言观、通灵术等神秘主义思想,以及德国浪漫主义的想象理论,而且具有浪漫主义时代的精神气质,表现了其审美救赎的淑世精神。但是波德莱尔的此种独立于真、善等元价值的审美必然耗尽美的根基而走向虚无主义,造成唯美主义者普遍的悲剧命运。波德莱尔“应和”思想的探源研究,对于深入理解“应和”论的思想内涵,进而反思现代性基源问题以及汉语学界关于“应和”论的引介均具有重要意义。     

从晦暗到澄明——论苏童的“香椿树街”系列小说

苏童在“香椿树街”系列小说中努力挖掘被主流话语遮蔽的民间生存方式。他对质朴、简单的生存伦理和生活方式的书写,使我们在其阴郁的小说世界中,窥见了人性的温暖、晦暗生活里的亮色。苏童延续近三十年的“香椿树街”写作,见证了一个作家从先锋到民间、从逃离到回归、从人性之恶到人性之善、从晦暗到澄明的写作变迁。     

城市现代化进程中“城中村”治理困局与解决思路

在我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出现了“城中村”这一特有现象。在当前这个以GDP来衡量城市竞争力的时代,无论是认识还是实践,都呈现出一种大兴“拆迁运动”的倾向,以实现“城中村”的终结。但在具体推进中,却日益陷入治理困局。本文以城市现代化为背景,对当前“城中村”治理困局进行了重新梳理,并提出了实现“城中村”有序治理的解决思路。       

论本雅明对大众“震惊体验”的观察与现代性反思

以波德莱尔的抒情诗歌作为观察视角，本雅明把他关于大众“震惊体验”的描写当作19世纪的史实来看待，换言之，本雅明用这种体验方式来把握巴黎拱廊街的历史意义。在此基础上，本雅明吸收了弗洛伊德的“创伤”理论和马克思的“劳动”观点，认为它是一种重复的创伤体验，具有非连续性的特点，对“震惊体验”作出深刻的现代性批判。在本雅明看来，“震惊体验”无法给予个体丰富的审美意义，要从“震惊体验”中真正获得解放，必然要以大众“经验”作为启示，回归到具有连续性的大众“经验”之中。本雅明之所以采取“震惊体验”的方式来理解大众的现代都市生活特点，与他本人敏感细腻的批评风格密切相关。     

当代女性文学热点透视

当代女性文学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文学中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坚实的文化存在 ,但同时也是一个虽然美丽却又斑驳繁复的文化探险领域。在一个强大的父权审美机制下进行写作的文学女性 ,保持着自身独异的精神气质和哲理思辩意识 ,以女性敏感而幽闭的心灵在“沉默”中顽强叩击“世界”与“历史”的真相 ,以“清丽而越轨”的笔致书写出属于“女性”独有的身后那段被男权文化驱逐压抑着的历史处境和现实的生存困境。穿越女性文学异彩纷呈的外部表象诸如“私人化写作”、“审丑意识”、“文化建构”、“姐妹情谊”、“母女关系”等等 ,思索考察作为当代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存在的女性书写行为将会发掘出一个具有新的知识增长点的学术领域。     

略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现代中国作家自传文创作中的“身份预设”——以“自我”为中心

“自传”,是作者自叙生平的一种文类;“他传”,是作者叙述他人生平的一种文类。一般认为,身份预设,是自传书写过程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无论是自传或是他传,都曾爆发过一场写作热潮。考察这一时期现代中国作家们在自传文创作中的“身份预设”,大多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可以说,这与这一时期的现代中国作家在他传文创作之中所进行的“身份预设”——往往会以传主之“个性”为焦点,是截然不同的。     

张岱暮夜书写的城市空间及美学追求

暮夜书写是张岱小品文的重要题材,显示了张岱对城市暮夜生活的审美偏好,是研究张岱乃至晚明文人城市审美的一个较新视角,具有时代与个人的鲜明特色。张岱多样化的城市“夜游”体验营构了不同的城市空间：他以“闲逛”的方式体验世俗公共空间的喧嚣之美,对冲破传统平和美的沸腾美感表达了由衷喜爱,“物性自遂”代表了他这方面的审美理念;张岱更以“沉浸”的方式品味私人诗性空间的孤寂之美,在“一往情深”的个性化审美活动中实现对人生空幻的超越。张岱的城市暮夜审美展现出丰厚的层次感,反映出晚明文人城市审美需求的多样性。“夜气”是始终贯穿于张岱城市暮夜书写的美学追求,在清静灵明的“夜气”中寻求对人的本真的回归,并提升至“冰雪之气”的美学人格建构,更是张岱城市暮夜书写的深意。并且,张岱于喧嚣中保持心灵的静气,于雅俗间维持身心平衡等城市审美观念对现代人也多有启示。     

“独自成俑”的诗与人——梁小斌论

梁小斌是“朦胧诗”的代表诗人之一，他的诗以单纯、透明、和谐的样式在当代诗歌中独树一帜。通过考察梁小斌20世纪80年代的作品，由于长期的“独自成俑”的生存状态与境遇，他的诗歌观念和写作实践经过了从趋向优美到反叛优美的嬗变过程，这使得他成为“朦胧诗”群的一个异数，他的某些观念和实践启迪了其后的“第三代”诗人。     

反抗宿命之路——柳冬妩论

“打工诗歌”写作是世纪之交的一个重要精神事件，它既折射出“打工诗人”的内心文化世界，也反映了一个变革时代的真实历史面影。柳冬妩作为“打工诗歌”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他的诗歌写作和批评无疑具有着独特的意义和价值，他以其吸纳与抗争的精神品格，记录了打工一族的生存状态、生命形态与心路历程，同时也完成了自身心灵与外在世界的呼应。     

轻逸之美沉重之思——《看不见的城市》与卡尔维诺的“轻逸”美学

“轻逸”在卡尔维诺的创作思维和小说美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其小说创作与美学理论之间也有十分鲜明的相互阐释性。在《看不见的城市》中,卡尔维诺以轻逸的笔法构筑了如梦般轻盈的城市,以飘逸轻灵之美揭示了现实生活的沉重与人类生存的重负。在对“看不见的城市”的轻逸书写中,体现了卡尔维诺对当代人类生存状况的思考和人类生存处境的关注。卡尔维诺的“轻逸”美学有意打破小说美学的压抑局面,把读者从以前那种以“重”写“重”的沉闷而压抑的格局中解脱出来,让人们在这个越来越沉重的世界里放飞轻逸的梦想,以飘逸、洒脱的态度坦然面对生活的重负。这种以轻逸之美来表现沉重之思的美学追求,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