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

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党,对共同富裕的目标追求始终没有变,对共同富裕的实践探索是历史性与具体性的有机统一。新时代从共同富裕的视角审视乡村振兴战略,才能深刻理解二者之间内在逻辑关系。从“何以可能”的视角看,乡村振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主要表现为乡村振兴为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提供了制度前提、物质基础和必要条件。从“以何可能”的视角看,共同富裕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方向指引,主要表现为共同富裕的深刻内涵引领乡村振兴明确“为谁振兴”“谁来振兴”“振兴什么”“怎么振兴”“如何推进”等问题。从“意指何在”的视角看,通过乡村振兴破解“城乡二元结构”“贫富两极分化”“区域发展失衡”等难题,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坚持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提供了重要支撑。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人口就近就地城镇化研究——以安徽省农村人口迁移为例

我国传统城镇化带来农村社会结构失衡、“大城市病”等社会问题,影响了城乡协调发展。追求城乡一体、生态宜居、和谐发展的新型城镇化推动了乡村生产要素集结发展,推进了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新型城镇化中,人口城镇化、农民市民化是核心。农村人口就近就地城镇化,有利于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乡村振兴提供有力支撑。受区位优势等因素的影响,安徽省城镇化发展由外延向内涵提升,人口回流趋势明显。在就近迁移、就地改造两个方面,安徽省形成了大城市扩容、中小城市产城一体化、中心集镇建设三种主要模式。     

谁是乡村振兴的主体?——基于农民视角的考察

学术研究、政策话语、基层干部均强调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地位,但在关于“谁是乡村振兴的主体”的讨论中,鲜有农民的声音。本文尝试将这一问题分解为“谁的乡村振兴”和“谁来振兴乡村”,从“受益主体”和“行动主体”两个维度剖析农民对乡村振兴主体角色的认知。分析发现,农民对受益主体的理解是综合其角色认知和现实感知的结果,农民认为他们自身在乡村振兴中并非确定的受益主体,也并非当然的核心行动主体,而更多认为自己是乡村振兴行动中的配角。本文认为,乡村留居人口结构与可行能力、相关政策和项目的执行偏差以及农民对其主体角色的解构等共同形塑了农民对乡村振兴主体角色的认知,造成在乡村振兴行动层面农民主体性不足的现实。因此,从农民视角出发,充分保障农民的主体利益,培育和激发农民主体意识,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格局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命题。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青年奋斗精神培育路径研究

农村青年是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奋斗者和接班人，培育农村青年奋斗精神和凝聚农村青年奋进力量，是高质量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支撑，也是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的坚实基础。从造就时代新人、传承民族精神、实现民族复兴三个角度分析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青年奋斗精神培育的价值，并分别从在思想淬炼中培育奋斗观念、在实践锻炼中培育奋斗作风、在环境熏陶中涵养奋斗品格三个层面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青年奋斗精神的培育路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人口两化问题与风险前瞻

农村人口是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参与者、保障者,是影响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成效的关键因素之一。目前,我国农村人口发展不仅表现出人口少子化、老龄化、少子老龄化等与城市人口发展相类似的"城市化"问题,也表现出教育水平低、青壮年人口外流、人才匮乏、环保观念弱等"逆城市化"问题。农村人口的两化问题会削弱乡村振兴的人口结构基础、阻碍乡村振兴预期目标的实现、增加乡村振兴实施成果维护与延展的难度,不断强化其在乡村振兴战略推进过程中的风险角色及治理的必要性。     

乡村振兴背景下滇南农村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的特征、利益机制及影响研究——以建水县“羊街现象”为例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土地流转政策的施行推进了农村土地的集约化经营,集约化经营促进了农业产业化发展,农业产业的稳步发展和经济效应的增长不断拉升产业聚集地的用工需求,从而吸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产业聚集地流动,形成了农村人口“乡-乡”流动的现象。滇南“羊街现象”是这种现象的典型案例,研究羊街流动人口的特征、利益机制及影响,可以揭示和阐释乡村产业振兴下多民族地区农村人口流动的底层逻辑：土地流转政策助推农村产业兴旺,产业兴旺吸附流动人口,利益机制稳定流动人口。     

以数字化平台助力数字乡村建设的战略构想与对策措施——基于广东省的研究

“三农”工作重心已由精准扶贫转向乡村振兴。数字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数字经济时代,互联网数字化平台是支撑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举措。通过分析广东省建设数字乡村的必要性以及存在问题,提出从农业科技创新服务、乡村文旅、综合金融服务、农产品交易、农村资源交易等五个方面建设数字化平台,助力广东数字乡村建设,并尝试提出各平台建设的对策措施。     

郊区社会的基本特征及其乡村振兴议题—以上海市为例

郊区社会是乡村社会的一种重要类型,且规模广大,研究郊区社会乡村振兴的实现路径对于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本文提出了“城乡关系—人口流向冶的分析框架,借以提炼郊区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并以上海郊区的乡村地区为例,说明典型郊区社会形态的具体表现,同时对大城市郊区社会的乡村振兴议题展开初步的思考。 本文认为,郊区社会是一个城乡关系紧密的人口流入型社会,它的发展路径和其他类型乡村社会有所不同,郊区乡村的乡村振兴更适合走一条配套式发展的道路。     

乡村振兴背景下西藏地区乡村治理体系研究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适合我国农村发展规律的政策—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和乡村发展短板,较不发达的西藏农村地区,“三农”问题仍然十分严峻,需要更进一步发展乡村振兴战略。本文从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背景、定义和路径选择出发,对西藏地区乡村治理体系进行研究,对西藏地区实施乡村振兴具有一系列的重要意义。     

中国农村人口现状及生育意愿问题研究

农村人口动态、生育观念与意愿对我国乡村社会发展、国家长久稳定以及乡村振兴工作意义重大。我国农村地区人口呈现显著的下降趋势,且“少子化”问题加剧;大量育龄人口不断向城市迁移,导致农村地区生育潜力日益衰退;随着教育水平的提升和婚育观念的转变,农村人口的生育意愿普遍较低,且在不同地域、性别、世代间存在明显差异。在促进生育的多项政策中,农村育龄人口最为关注的是住房和养老政策、就业政策以及针对多孩家庭的生育津贴和推动教育公平的举措,表明农村人口发展政策的制定需要结合实际,充分考虑政策的适应性、阶段性、差异性等特征,以确保其有效性和可行性。     

“健康中国”战略下农村人口健康问题及其应对

强化"健康中国"战略在农村的推进,对于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分析了农村人口健康的现状与问题、原因与对策,研究发现当前我国农村人口健康状况是进步与挑战并存,在健康教育、健康服务、健康保障、健康环境建设等方面多重弱势的长期积累,是农村人口健康问题的本质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基于全方位"预防和保障"全生命周期的应对策略。     

丹东江海经济带规划人口支撑问题

我国一些城市扩张出现的所谓“鬼城”现象,说明人口要素是城市扩张的一个重要和决定性的支撑点,而且我国一些城市扩张的人口大多是靠外来人口实现的。本文分析丹东地区近十年的人口增长的数据,发现本地人口供给不足,人口数量难以支撑江海经济带的五个组团规划人口的需求;从近十年外来人口机械增长的情况看,迁移人口规模小且发展缓慢。基于丹东独特的国际地缘政治环境、辽宁省内区域环境、地区周边人口迁移环境的分析,短时期内不会产生人口快速集聚的效应。     

因村施策：农村人口空心化陷阱及发展路径转型研究

中国城市化进程引起了农村人口的大幅下降。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结构性差异，客观上使得中国农村普遍陷入了“空心化”“老龄化”和“空巢化”困境。农村的人口空心化又导致了产业空心化、文化空心化和社会碎片化等多重空心化。农村多重空心化之后，造成了典型的农村治理分散不经济的发展陷阱。在国家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时期，面临农村人口空心化这一重大现实，需要做出战略调整与路径创新。本文秉持“因村施策”的核心理念，依据空心化程度、区位条件和自然资源等关键指标，提出以“国土整治”“有机收缩”“适度集中”和“产村融合”等战略规划持续推动中国农村现代化进程。     

面向共同富裕的农村低收入人口帮扶：治理转型与路径选择

打赢脱贫攻坚战后,农村低收入问题治理成为我国新阶段农村社会治理新命题,农村低收入人口帮扶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与绝对贫困相比,农村低收入问题具有相对性和多维性等特征,治理上更加强调常态化和差异化。因此对治理模式也有新的要求,在治理主体上强调多元化,在治理策略上强调从运动式治理转向常规化治理。为构建农村低收入人口的常态化、差异化帮扶机制,在战略衔接层面,应加强农村低收入人口帮扶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衔接,依托以县城为载体的城镇化加速城乡融合发展,构建农村低收入人口整体性帮扶机制;在治理主体层面,处理好个人、政府、社会在三次分配中的责任和义务,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常态化帮扶机制;在政策设置层面,依据农村低收入人口的群体特点进行分层分类,以收入、劳动能力等多维度衡量标准体系针对性地制定差异化帮扶政策。     

《摆脱贫困》蕴涵的扶贫开发重要论述及对新时期推进乡村振兴的启示

习近平基于闽东扶贫开发实践而所作的《摆脱贫困》专著蕴含了许多深刻的农村扶贫开发重要论述，主要有“思想扶贫、教育扶贫、产业扶贫、搬迁扶贫、生态扶贫、党建扶贫”等，这些重要论述及其实践措施系统回答了农村扶贫“谁来扶、扶持谁、怎么扶”的问题，已成为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重要源头。在全力推进乡村振兴的新时期，系统梳理《摆脱贫困》中关于农村扶贫开发的系列重要论述，对指导当前乡村振兴及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启示。     

乡村振兴的劳动力基础：现状与变迁

乡村振兴是奋斗出来的,有多少人参与其中是核心和关键,因此认清中国乡村振兴的劳动力基础,了解其现状与变迁具有重要意义。利用1990—2020年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系统分析了我国农村生产人口和农业人口的最新形势,明晰我国当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劳动力基础。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农村劳动力人口总量自90年代中期以来持续减少,但第三产业在最近十年成长为最强劲的就业增长点;农村农业劳动力结构持续老化,当前已呈现与城镇就业人口完全不同的年龄峰值;尽管农业女性化趋势在最近10年实现整体逆转,但其就业不充分、更易从事农业生产的现象依然显著。基于此,未来要通过优化农村产业结构、推进中西部农村二三产业发展、重视老年人在农村中的经济价值、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做好农村公共服务、释放农村人力资源等方式夯实乡村振兴的人口基础、劳动力基础,实现人与社会和谐发展及共同富裕。     

乡村振兴战略下闲置宅基地盘活利用的现实障碍与破解路径

农村闲置宅基地盘活利用是协调乡村人地关系、优化农村土地资源配置及激发乡村发展活力、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推进闲置宅基地盘活利用对于激活农村土地要素、盘活农民“沉睡”土地资产、增加农民收入及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用地保障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现阶段,农业人口转移市民化进程中的宅基地功能演变和乡村振兴战略下的宅基地功能拓展为推进闲置宅基地盘活利用提供了契机,在实践中具有可行性。在乡村振兴战略下,盘活利用闲置宅基地存在“人的障碍”和“地的障碍”双重制约因素。鉴于此,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下闲置宅基地盘活利用的破解路径：一是激发农民参与的内生动力以有效破解“人的障碍”;二是探索宅基地多元利用,突出服务乡村振兴以有效破解“地的障碍”。     

人口流动背景下的乡村治理困境——以川东B村为例

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持续不断的大规模的农村人口流动,对于将束缚在土地上的众多人口解放出来具有重要意义,但也出现了乡村发展资源匮乏、传统乡村结构的延续和乡村秩序失衡的困境,为乡村治理带来新的问题。要走出这一困境,需要实现由人口流动到土地流转的体制创新,从人口流动到人口迁移的跳跃,改革城乡二元结构和“城市本位主义”基础上形成的治理体制。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中医药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也是中医药发展的大机遇。中医药与“三农”有着天然联系,是乡村振兴中重要的医疗、经济、旅游、健康养生资源。发展的中医药文化丰富了农村文化内容,成为乡村振兴战略中文化复兴的重要因素。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从规划设计、经费投入、人才引进等方面做好农村中医药文化传承与创新。     

乡土中国的人口弱化和优化研究

文章从人口优化视角剖析乡土人口发展的弱化及其对农村发展带来的影响,对“无农不稳”给出双重意义的新解读;并尝试对三农问题作出新的诠释.无农不稳的新含义是没有新的农民人口,农业将缺乏人口保障,城市将缺乏农村的保障.农村劳动力的无序、过度转移导致农村的凋敝与衰退;人口萎缩、人口亏损和人口断层的新“三农”问题导致农村人口发展脆弱化.文章同时提出兴农、助农、安农、福农的“四农”主张,以优化农村人口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