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电子数据证据可采性的新发展及启示

电子数据证据可采性是电子数据证据认定中最为棘手,也是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颇具争议的一个问题。新修民事诉讼法中正式确立电子数据证据为一种法定证据形式,但遗憾的是只确认了电子数据的证据效力,未对电子数据的可采性及其相关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在借鉴有关国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践需求及发展程度,应制定包含最佳证据规则、鉴真规则与传闻证据规则的电子数据证据可采性规则。     

美国证据法上的辨认和鉴真规则

展示性证据的辨认和鉴真是美国证据法上的一项重要规则。在法官采纳展示性证据之前,证据提出者必须证明其所提出的展示性证据就是其所主张的那些东西而不是别的,这一证明过程便是展示性证据的辨认和鉴真,它是展示性证据可采的前提条件。作为一项旨在为证明奠定基础的证明性规则,辨认和鉴真是证据法向证据提出者施加的一种负担。尽管美国《联邦证据规则》规定了几种辨认和鉴真的方法,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却有必要将其类型化,因为辨认和鉴真规则构成诉讼证明之基石。     

实物证据庭审质证规则研究——以美国鉴真规则的借鉴为视角

鉴真规则旨在解决举证一方于法庭上出示的实物证据与其在诉讼主张中所声称的实物证据之间是否具备同一性的问题.鉴真规则属于证据能力规则范畴,并通过对证据形式真实的检验,确认该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的实质关联性.对鉴真规则的适用,不仅具有保障证据客观性的功能,还有助于完善证据的两步认证模式.在我国现行立法中,缺乏从证据能力层面上对鉴真规则进行专门的规定,而主要是通过一系列的辨认规则来实现对证据的审查判断,致使证据能力与证明力、关联性与真实性相混同.对此,应从二者的适用场域、对象、方式及审查内容上进行区分.梳理及构建实物证据的鉴真规则,应注意把握各类实物证据的特征,对鉴真内容、鉴真方式、证明要素及适用后果进行剖析.     

电子证据的鉴真——以微信为例

微信证据作为电子证据的一类活跃于各类诉讼中,但微信证据因为其高度隐蔽性和易篡改的特性在诉讼中往往采纳率很低。本文从微信证据的真实性困境谈起,从鉴真规则的法条梳理和鉴真的实践操作两个方面揭示微信证据鉴真存在的问题,提出静态鉴真规则与动态鉴真规则相结合的解决思路以期能够改善微信证据的真实性困境,提高其诉讼采纳率。     

构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性思考——以查处职务犯罪为视角

非法证据排除有两项重要功能:遏制侦查机关非法取证行为和保障刑事被告公平地受审,此两项功能可以带来诸多积极诉讼效益. 对于刑事程序而言,非法证据排除建立了一项重要的程序性制裁机制;对于刑事证据而言,非法证据排除建立了一项重要的证据可采性标准.因而,非法证据排除早已被联合国司法文件及各国刑事诉讼立法所确立.在我国,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尽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被确立,但在司法运行中实际上被束之高阁,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需要对非法证据排除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     

刑事非法证据的排除与思考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设立能有效制止非法取证行为,是实现刑事诉讼内在价值的需要,是提高诉讼效率的重要保证,是对诉讼参与人合法权利的保障。我国应当确立全面、完整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我国电子数据鉴真规则的反思和重构 ——评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电子数据取证规则》

2019年公安部发布了《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电子数据取证规则》,细化了电子取证的相关程序,但仍存在数据提取与侦查的关系不清晰、原始存储介质与电子数据的鉴真相混、网络远程勘验侵犯个人隐私权、审查机制倚重笔录类证据、跨境取证受阻等问题.对此,应加强电子数据取证与刑事诉讼侦查规定的衔接、划分三个层面的鉴真体系、明确远程勘验的...     

诉权理论导入我国刑事诉讼体系的必要性

诉权理论导入我国刑事诉讼体系与刑事司法改革的深入息息相关。分析诉权理论导入刑事诉讼的必要性对于建立我国的刑事诉权理论体系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从诉讼核心的转变、人权保障的强化和诉讼研究体系的创新等角度来看,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制度中导入诉权理论十分必要。     

区块链证据的二元审查模式建构研究

区块链证据以区块链技术为基础，极大提升了电子数据的证明价值。区块链证据包括形成、提取和认证三个阶段，因而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区块链证据在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方面存在风险，仍有审查之必要，而传统电子数据审查规则无法作出有效回应。结合区块链证据上链前后的阶段性特征，可建构二元审查模式来应对证据审查问题，即对上链前电子数据的鉴真、上链后的真实性审查与合法性审查。     

论犯罪构成的诉讼机能

犯罪构成的阶层性或平面性。不能决定“法庭话语权的平衡”和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犯罪构成模式能够设置一定的诉讼规则，体现一定的诉讼职能和目标。大陆法系阶层递进式犯罪构成模式，设置的是普通法系的可废除诉讼规则。由于缺乏程序要件的保障，虽然有利于提高司法效率。却有损司法公平，不利于人权保障，不值得借鉴。     

刑事被害人社会保障制度的时代意义

我国对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障存在重大制度缺失.建立刑事被害人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在诉讼程序之外实现人权保障的重要方式和有效控制犯罪总量的重要途径，既有助于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又可全面恢复被害人的受损权利。     

论在线诉讼中刑事证据调查的适用逻辑与限度

《人民法院在线诉讼规则》确立了刑事庭审中在线证据调查的限度适用模式，但因国家刑罚权实施的审慎性，其适用范围的适度延展存在争议。通过多维度正当性论证可知，刑事庭审中适用在线证据调查具有较为深厚的合法性基础，有助于推进司法资源的合理布局，对消除诉讼资源揭示案件事实的消极影响具有良好功用。刑事庭审在线证据调查的拓展适用可能在一定程度对司法公正产生冲击，但可通过适度规范与限定其适用的案件范围、权力(权利)配置和救济方式予以防范。在信息化时代，适度延展刑事庭审中在线证据调查的适用范围，对于发挥司法信息化所带来的“技术红利”具有积极意义。     

我国实行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可行性探析

证据开示制度是刑事司法中实现控辩双方平等对抗的重要保障。英美等国家的证据开示制度已相当完善,但我国对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研究尚显滞后。近年来,要求在我国确立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呼声变得越来越强烈,对此,许多省份在司法实践中都进行了相应探索和实践,为证据开示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我国现有的良好立法基础、实践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对国外成果的借鉴,可以确保我们能够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刑事证据开示制度。探析刑事证据开示制度在我国实行的可行性问题,不仅符合刑事司法改革的趋势和要求,而且有利于建立平等的诉讼对抗模式,平衡控辩双方的诉讼地位。     

事实与法律的博弈:美国证据有限可采性研究

在美国证据法中,有限可采规则是可采性规则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证据的有限可采性以多重可采性为逻辑前提,二者联系密切而又有所差异.根据有限可采性规则采纳证据时应当注意:为有限目的而采纳证据,法庭必须基于及时的请求将证据限定在适当的范围内,并向陪审团作出指示.有限可采性规则旨在促进证据的采纳,有助于实现准确价值,更是集中体现了公平竞技的精神.就局限性而言,有限可采性规则可能成为规避证据排除规则的手段,并且限定性指示的效力也存在局限性.     

关于完善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制度的法律思考

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保障问题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对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护是刑事诉讼中保障人权的重要方面,而在我国刑事公诉案件中被害人的权益至今仍被强大的国家公诉权所掩盖,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本文就刑事被害人诉讼地位及权利保护问题进行初步探讨,提出完善我国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机制的若干构想。     

关于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适用分析

无罪推定原则是一项旨在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地位以及诉讼权利等方面的重要司法原则。由于目前我国尚未建立完整意义上的无罪推定原则,故而研究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适用,对于我国实施依法治国战略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深远意义。     

论我国电子诉讼的实效化

电子诉讼作为"互联网+"时代的新产物,在我国尚处起步阶段,亟需进行法理调适、规则健全和技术跟进。从法理调适的角度对直接言词原则和审判公开原则在电子诉讼中的运用进行了调适性解释;遵从规则健全的思路提出了明确适用范围、健全电子送达规则、保障当事人程序选择权以及发挥律师程序促进作用的建议;从技术跟进的角度提出了核实诉讼主体真实性、实现电子证据证明力、保证诉讼过程安全性的实施建议。     

乐观与谨慎:理性司法的逻辑论证——以刑事诉讼为考察范围

乐观的司法信念是刑事错案频频发生的逻辑原因;司法证明具有或然性,而诉讼却又具有终结性,乐观司法信念依然无法适应于这种裁判悖论的发生。建立在司法证实的不确定性和确证信念基于盖然性证实是可错的基本逻辑认识,理性司法在事实认定过程中的选择必然是谨慎的。在司法证明过程中树立谨慎的司法信念,需要构建相应的司法规则和制度体系。     

论刑事审判中大数据证据的审查

当前,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催生出的大数据证据已经出现在庭审实践当中。尽管这种新的证据形式提高了事实认定者的认知水平,但同时也隐含着人为偏误与证据失真的证据风险,司法实践需要一套针对大数据证据的审查体系。大数据证据浸润在数据社会这一外部环境当中,同时又因机器学习的内部技术原理而呈现出以电子数据为表现形式、以专家证据为证据内核的证据属性。这决定了大数据证据的审查,一方面要根植于电子数据的规则传统进行证据鉴真,另一方面要对机器学习的源代码进行可靠性评估,以完成大数据证据的相关性判断与可靠性评价。同时,应当以调整证据种类制度、完善电子数据鉴真制度以及构建大数据证据质证机制作为大数据证据审查的配套机制。     

刑事案件在线庭审的问题检视与规则优化

在刑事司法领域,“互联网+”的出现契合了刑事司法现代化的发展需求。刑事司法无法自我隔离于现代化、信息化的时代浪潮,从技术先进性、成本经济性、目的正当性的角度出发,引进信息技术运用于刑事案件在线庭审是司法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受制于庭审样态与庭审规则的限制,刑事案件在线庭审仍蕴含诸多风险,影响庭审实质化的实现。面对信息技术与刑事司法的深度融合,通过重新诠释传统诉讼原则,细化在线庭审规则,完善相关保障措施,力求在技术变革与审判传统、审判公正与审判效率之间寻找平衡点,实现刑事案件在线庭审的高效与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