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东西部扶贫协作重要论述研究

互利共赢、聚焦扶贫、完善结对、发挥政治优势与制度优势等思想,构成了习近平东西部扶贫协作重要论述的基本内涵。习近平东西部扶贫协作重要论述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在于:建立了中国特色扶贫攻坚体系;建立了以闽宁镇为典范的脱贫攻坚新模式;贡献了全球贫困治理的中国智慧。     

东西部协作教育组团帮扶的模式转向与本土建构

东西部协作背景下的“组团式”教育帮扶，意指由对口协作的东部地区根据西部贫困县教育帮扶需求，组团选派支教团队和培训指导团队，通过按需帮扶、协同用力的方式，专门针对一个贫困县或一所薄弱学校实施管理输入、示范引领和培训指导，进行“重塑性”和“植入式”帮扶的模式。此模式摒弃了单打独斗的传统帮扶弊端，能够实现帮扶理念从单独到合作、帮扶主体从一元到全员、帮扶内容从支教到管理、帮扶目标从扶智到志智双扶、帮扶结果从输血到献血的转向，并从“好组织+好党员”“好机制+好团队”“好老师+好学生”“好资源+好平台”四个层面对中国教育帮扶的运行逻辑进行建构。随着东西部协作的深入推进，为进一步助推受扶地提升教育治理能力、实现教育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一方面要从帮扶团队、帮扶对象、帮扶周期、帮扶效应方面优化已有的帮扶模式，另一方面要站在更高的层面，关注东西部之间“组团式”教育帮扶的协同治理。     

嵌入式治理：东西部协作教育“组团式”帮扶的内在机理——基于G省T县的治理实践探析

“组团式”教育帮扶是东西部协作框架下教育帮扶模式的制度创新,对促进西部地区教育社会发展带来积极成效,而现有研究仅对其效果进行经验判断,无法有效揭示“组团式”教育帮扶的内在逻辑与作用机制。G省T县民族中学组团帮扶的实践表明,东西部协作“组团式”教育帮扶在政治与文化嵌入、结构与关系嵌入、业务嵌入等多重嵌入机制作用下,形成了自上而下的“政策帮扶”与自下而上的“信息反馈”协同耦合的网络化治理结构,通过所需与所能的适配性帮扶举措,实现了“组团式”教育帮扶的善治善政与持续发展。未来还需完善共生单元、优化共生模式、改善共生环境,将单向嵌入治理转为双向融合、协同共生的善治格局,促进“组团式”教育帮扶更好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     

均衡视角下东西部协作与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以脱贫攻坚时期结对帮扶为例

作为脱贫攻坚时期的特色制度安排,东西部协作在实现“先富帮助后富”、促进区域均衡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此,基于2013—2020年县域配对面板数据,将2016年“携手奔小康”县域结对帮扶行动视作准自然实验,通过测算传统全要素生产率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标,综合评价东西部协作对县域高质量均衡发展的影响效果。研究发现：(1)东西部协作显著缩小了协作双方的全要素生产率差距,但资源与环境约束后,东西部协作的效果不再显著;(2)东西部协作通过促进跨区域要素流动和产业转移、缩小县域间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差距,进而缩小了县域发展差距,但产业转移过程中的潜在污染排放转移效应,也对以绿色可持续为导向的县域均衡发展产生了阻碍;(3)当协作双方的初始经济距离越大、产业结构越接近时,政策效果越明显。建议继续坚持实施东西部协作,制定差异化的结对帮扶措施,注重欠发达地区的绿色可持续发展,并修订完善多维考核体系。     

迈向共同富裕的东西部协作机制演进与行动路径——以1996年至2022年间闽宁协作为例

东西部协作为缓解西部地区温饱问题、消除绝对贫困与缩小区域发展差距贡献了重要的制度力量。不同于已有研究多从府际合作及横向转移支付视角探讨对口支援与东西部协作的制度设计与实践过程，本文构建了迈向共同富裕的东西部协作理论分析框架，并引入制度性集体行动分析框架对各阶段东西部协作的协作困境与机制演进展开整体论述。基于闽宁协作1996—2022年联席会议纪要与调研事实，总结出达成发展共识、互学互助、产业协作、人才交流与社会动员等五个行动路径，并对如何助力形成益贫性经济增长、包容性社会发展和多维度扶贫开发的可持续减贫格局进行分析。这些发现既有助于启示发展中国家未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贫困协同治理，也可为中国在共同富裕目标下进一步优化东西部协作制度促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参考。     

共同富裕目标下东西部协作与对口支援工作机制创新研究——基于区块链技术

随着西部农村脱贫攻坚任务的完成，缩小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将成为东西部协作与对口支援工作的主要目标。结合协同理论与区块链技术特点，构建了东西部协作与对口支援的多方组织体系框架，根据东西部协作与对口支援的主体角色转换、沟通机制转变和工作内容创新，提出了以下建议：用区块链技术去中心化组织模式，充分发挥对口支援组织链上参与主体作用，扩大社会资源的来源面与帮扶面；用数据、信息公开透明与可追溯性特点，依靠市场机制，实现双方资源与产业优势合理匹配；用多领域、多层面人员往来与交流，下沉基层组织工作，建立多层级、全方位、立体化的对口支援帮扶模式。     

东西部协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效果测量及形成机理

新时代新征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应将东西部协作作为重要抓手,推动东西部协作的制度优势转化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治理效能。东西部协作基于文化、政治及经济多重逻辑的驱动,采用经济合作、技术分享、人才交流及社会共建等措施, 在认知上可以强化中华民族身份认同, 在情感上可以增进中华民族族际情谊, 在意志上可以促进中华民族行为自觉, 从而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目标。文化逻辑指向文化统合, 通过将“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民族团结理念深化于心,增强东西部协作内生动力;政治逻辑指向政治整合, 通过共同富裕制度的引领和绩效考核方式的驱动,指导东西部协作行为实践;经济逻辑指向经济融合, 通过经济结构有效互补和资源要素合理流动,实现东西部协作利益共享。末来应充分尊重东西部协作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蕴藏的三重逻辑, 不断推进文化建设, 夯实东西部协作文化根基, 强化政治引领, 增强东西部协作政治使命,打造共生经济,巩固东西部协作经济基础。     

从列宁《怎么办？》看如何平衡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是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奋斗目标的政治基础。列宁的《怎么办？》一书从加强中央对地方的领导、科学划分央地权责、抓好地方干部建设、加强央地合作联系四个方面,为正确处理我国的央地关系提供了重要启示。当前,中央与地方间的关系是我国首要的政治关系,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中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为了建构良好的中央和地方关系,应时刻注意维护党中央权威,坚持中央对地方的统率领导,形成中央和地方权力配置的动态平衡;同时,要抓好地方干部队伍建设,明确央地工作职责,强化央地交流联系。     

中央环保督察何以赋能地方绿色治理——一项多案例研究

作为一种纵向干预机制,中央环保督察已经成为推动地方绿色治理的关键力量。然而,对于中央环保督察如何赋能地方绿色治理,目前学界尚未有清晰的解释。本文将赋能视为一种行动能力的建构过程,并从权威、资源和话语正当性三个维度建立起中央环保督察赋能的分析框架。通过对三个典型督察整改案例的研究发现,中央环保督察可以通过三种路径赋能地方治理的绿色转型：一是以党政责任的重构延展环境治理中的正式权威;二是以政策注意力的再分配实现治理资源的整合;三是以策略性的沟通与传播实践建构话语正当性。中央环保督察的实施凸显了党的领导在环境治理转型中的关键角色,也有力地激活了社会公众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意愿,最终将有助于推动“大环保”治理格局的形成。因而,中央环保督察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运动式治理”,而是对传统环境治理体系的制度化重构。深入挖掘环保督察赋能下的地方整改实践,将有助于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发展转型方案。     

东西部地区协调发展的成人教育探讨

东西部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必须十分重视教育的互动,而成人教育具有独特的优势,在西部地区发展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必须加强东西部地区成人教育互动,通过合作办学,互相帮扶,开展远程网络教育,逐步缩小东西部地区成人教育发展的差距,促进东西部地区的协调发展。     

条块结对: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经验阐释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实现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需要总结脱贫攻坚中的实践创新案例。作为中国政治制度中的实践创新典范,条块结对能够整合资源、调整科层流程,从而实现治理目标。采用无结构观察法和深度访谈法,对中部S省Q县的考察发现:在脱贫攻坚过程中,部门与村庄结对形成任务型行动共同体,以项目进村为工作核心,通过定目标、结对子、谈项目、抓落实来完成相应的脱贫任务。在部门进村过程中,条块结对利用资源整合与科层压缩两种机制,通过对项目的合成、借用与转化来回应脱贫任务下的压力考核。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需要继续发挥结对的治理优势,但面对整合与压缩后的基层治理场域,则需要关注因资源与权力过密可能存在的项目持续与治理内卷风险。     

环境污染社会第三方治理研究

环境污染风险具有流动性、不确定性、跨时空性、不可测量性及难以修复性特征,导致环境污染国家治理机制和环境污染市场治理机制存在制度性局限,亟须建构环境污染社会第三方治理机制。环保社会第三方具有公共性、公益性、专业性、中立性及组织性的特点,环境污染社会第三方治理能够实现利益诉求、利益发展、利益协调及利益保障的制度绩效。针对环境污染社会第三方治理面临的宏观权力结构性失衡、中观机制整体性失调、微观行为系统性失范等瓶颈,优化我国环境污染社会第三方治理的结构性均衡机制、整体性实施机制和系统性规范机制。     

中国精准扶贫治理体系研究

现有中国精准扶贫治理体系建构主要为实现目标、实现路径、根本要求、保障体系等四个方面。由于信息不对称,我国精准扶贫脱贫实践面临各级政府及帮扶对象之间的“道德风险”、社会公众与帮扶对象之间扶贫“供需脱节”、多主体不协同产生的“碎片化扶贫”三大难题。故精准扶贫治理体系建构要依托“互联网+”技术,发挥第三方专业化服务、资源整合转化和双边市场支持的优势,尽量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     

乡村振兴目标下东西部协作的再定位与发展创新

为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和区域性贫困问题,中国实施了彰显制度优势的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脱贫攻坚以来,东西部扶贫协作政策围绕扶贫主体、扶贫资源以及扶贫领域等多个方面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与深化,已经超越扶贫开发工作本身的意义,对整个区域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溢出效应,标志着中国对区域协调发展规律的认识和运用提升到了新的高度。新时期东西部协作在解决地区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提升区域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稳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中依然会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还应认识到东西部协作在转型深化阶段还面临市场机制还不充分、协作项目层次水平低、朝向乡村振兴的创新不足等挑战。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定位为东西部协作发展创新注入了新的动力,具体表现为：创新东西部协作的推进与治理方式,提升协同治理能力;升级协作产业的业态层级,谋划一些县级行政区域以上的产业园区等项目;拓展农业产业新业态,打造区域特色产品和服务品牌;从跨区域资源优化配置角度出发,促进西部地区社会事业的发展。     

高校与“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结对共建的实践与探索

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简称"两新"组织)党建工作,是新形势下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工作的新领域。本文探讨了高校与"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结对共建的重要意义、结对共建的基础和条件,并结合成都大学与"两新"组织党建结对工作的实践探索,提出加强结对共建的统筹协调、明确结对共建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共建双方的责任与权利,建立共建共享帮扶机制、联络协调机制、监控保障机制等具体举措,以期有效解决"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的源头问题,推进高校与"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的体制机制创新。     

社会治理共同体研究的现状、演进与展望 ——基于CNKI、万方和维普核心期刊的可视化分析

[提要]从社会治理到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话语表述,充分彰显出现代公共治理的中国特色。由于社会原子化发展及其矛盾张力,构建以实现社会治理为目标的共同体成为当下治理领域的研究热点,但相关研究呈现出碎片化状态。本文以2008年以来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万方和维普的336篇社会治理共同体核心文献为分析对象,利用科学计量软件CiteSpace构建了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可视化知识图谱,直观系统地展现研究热点、主要议题、演进路径和前沿趋势。研究发现,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新兴热点聚焦于基层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尤其是社区治理和乡村振兴,强调治理创新以及与制度权威间的平衡对话和合作治理,形成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构及发展、治理共同体的基层实践三大研究主题。纵观发展脉络,该领域经历了潜伏期、萌芽期和发展期三个重要阶段。未来要拓宽研究视野,加强多学科合作,继续关注基层社会,从工具性和价值性双向出发实现共同体的治理效能。     

协同治理视域下东西部劳务协作研究

劳务协作是东西部协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共同富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与普通务工“零散、自发、盲目、单一”不同,东西部劳务协作是以“政府主导、政策引导、市场参与、社会支持”为模式的一种务工形式,是一种有组织、有规模、有市场的务工对接,在我国不同减贫治理阶段均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协同治理视角来看,我国东西部劳务协作呈现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制度协同、东西部地区的合力推动、东西部劳务公司的组织输出和稳岗就业政策的正向激励等实践逻辑,在共同富裕阶段需通过探索新型就业服务模式、优化劳动力市场空间、提高稳岗就业成效、促进劳动力双向流动等举措来加以优化。     

协商治理、协作治理、协同治理 与合作治理概念及其关系辨析

协商治理、协作治理、协同治理与合作治理等新型公共治理范式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通过考察协商、协作、协同与合作的基本含义,利用内涵、外延、内容以及特征等四个维度对协商治理、协作治理、协同治理与合作治理进行概念辨析,最后从治理主体、治理方式与治理机制等三个方面分析了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     

国家公园合作治理:理性审视、法治实践与进路选择

国家公园治理作为环境治理的重要突破口,与环境管制的运行逻辑之间存在矛盾,必须构建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参与的国家公园合作治理模式,以化解环境管制的困局。中央管控型、地方自治型与综合治理型的国家公园合作治理实践表明,政府、市场和公众必须在国家公园治理中形成合力,通过治理制度上合作规则的建构、治理主体上合作组织的建构及司法保护上联动机制的建构,形成政府与社会主体之间合作与制衡的治理格局,实现国家公园由行政管制向合作共治的转变。     

认同建构与边疆民族地区社会安全治理

"认同"与"安全"关系密切,互为影响。边疆民族地区社会安全治理的根本是"认同安全"的建构和维护,边疆民族地区各种社会安全威胁的产生及其治理都跟相涉行为体间的"认同"是否"安全"密切相关,即使由自然因素引发的社会安全威胁,也需要相涉行为体在认同的基础上协力共治。从认同建构视角探究边疆民族地区社会安全的主要驱动力变量并建构其关系模型,掌握社会安全发展演化的一般规律,有利于推动边疆民族地区社会安全治理的理念转变和范式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