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遗民”与数字赋能：数字时代技术伦理的困境与出路

技术智能时代已经到来,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境遇加速了现代社会的数字化转型,使日常生活更加依赖于数字智能。数字化生活在帮助我们更好防疫的同时,也带来了技术拒绝的困境,再加上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严峻,数字化与老龄化并行产生了大量被技术拒绝的“老年数字遗民”。新冠肺炎疫情时期数字生活的常态化解构了传统社会生活的伦理结构,人的整全性遭到了破坏,人类难以在一起。面对技术成为拒绝主体而引发的伦理问题,应该从技术本身的价值重构和社会实体的适应性变革两个维度做出调整,让“数字遗民”能够重新进入共同体生活,使“我”重新成为“我们”。     

数字化交互式新媒体平台与创意写作的新形态

<正>90后出生的人是名副其实的“数字原生代”(digital natives),90前出生的人大部分已经自觉转变为“数字移民(digital immigrants)”。¹数字化生活已然是当代人的现实处境。“文变染乎世情”,随着写作的数字化语境的全新来临,数字写作与阅读的时代也伴随来临。信息科技和数字化的飞速发展对传统写作带来的冲击是革命性的,写作的媒介、形态和观念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与纸媒时代的写作形态已经截然不同。     

期刊网络化编审探讨——以《西藏农业科技》为例

随着网络数字化的发展,“互联网”、“物联网”等网络媒体已延伸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网络的力量在人们的生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数字科技也正以前所未有的形式推动着人类的进步和发展。人类即将步入“数字世界、数字生活”的新纪元。科技期刊作为传播科学技术的媒介和知识经济的载体,受网络数字化的影响尤为明显和突出。数字化科技期...     

中国Z世代的媒介形象建构及其反思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Z世代作为拥有特定生命历程的青年群体被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作为概念,Z世代是借助差异性与同一性指代符号而生成的,大众媒介将其形象建构为顺势而生的“数字原住民”、寻求认同的“文化盗猎者”以及彰显风格的“个性消费者”。在“技术+文化”与“技术+消费”的叠加框架中,Z世代媒介形象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然而积极话语与消极话语之冲突也造成了Z世代媒介形象的内在矛盾。作为一种媒介建构,Z世代的媒介形象虽然再现了社会现实,但也遮蔽了阶层差异、地区差异等现实问题。     

“元宇宙”媒介拟态环境下的文化帝国主义探赜

“元宇宙”的横空出世不仅伴随数字经济发展和内容技术革新,随着其生态版图的扩张,文化帝国主义也开始尝试掌握并控制“元宇宙”拟态环境中的“信息真相”,从而进行文化侵略与渗透。基于“元宇宙”技术媒介创构的拟态环境,文化帝国主义依托其虚实交织的时空场域得以隐蔽地“野蛮生长”,本质上是超越技术又附着在技术之上的价值观、领导权、话语权等西方意识形态输出。这种文化“同质性”输出一方面不断削弱民族国家的主流文化认同,另一方面,它加剧了社会分化和人际隔阂,特别是青年社群作为“元宇宙”的主要受众,沉浸式体验与“无限制”自由正在宰制青年核心价值认同异化趋向。因此,必须高度警惕“元宇宙”媒介拟态环境中的文化帝国主义倾向,辩证看待其带来的经济利益和文化风险二者间的关系,构筑文化安全的防护网。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多重技术动力机制分析——以北京公交集团为例

我国公共服务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成功与否直接关涉到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并影响我国民众幸福感。推动公共服务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的因素以及作用机制是技术动力理论关注的重点问题。本文采用个案分析法,以北京公交集团为例,分析了在不同的技术发展与应用阶段,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动力因素：“去IOE”的宏观与微观动力激发了技术的成熟,组织业务、价值合法性助推了技术的应用,绩效合法性确保了技术应用的成功。同时,数字化转型也带来了技术胜任力与技术适应性等新问题,需要完善“科技向善”顶层设计,加强企业员工数字与职业技能再培训,推进公共服务线上线下协同与适老化建设。     

个体异质性视角下工程移民社会融合研究

工程移民搬迁后的社会融合问题涉及到一系列的因素,有很多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主要涉及到的因素有移民政策、经济因素、安置方式、人际关系、移民心态、文化因素等方面。本文将从移民个体的异质性即不同的个体特征出发,且将移民的社会融合分为三个衡量指标：生活适应性、人际关系适应性、经济适应性。通过分析发现...     

中国大陆电视剧中海外移民的中华民族认同

海外移民传承着中华文化，并对中华民族有着强烈的认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荧屏上出现了一系列以海外移民为表现对象的电视剧。其中的海外移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主要是通过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认同、文化认同以及价值认同等方面体现出来。而“共同体叙事”“根性文化”以及“家国想象”是海外移民认同中华民族的话语表达方式。     

数字技术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内在逻辑、现实困境、提升路径

实现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需要数字化技术支撑，数字技术作为一种治理工具成为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引擎和持续动力。通过数字技术与乡村振兴的深度融合，构建“物理世界”和“数字世界”，为乡村产业、生态、文化、治理、生活等应用场景赋能，从而促进乡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村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当前，数字技术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任重而道远，主要面临着传统农业数字化转型滞后，乡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全覆盖尚未实现，乡村数字治理水平有待提高，乡村信息化人才不足等方面的问题，今后需要通过推进农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加强乡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全覆盖，提高乡村数字治理水平，加强乡村信息化人才队伍建设等措施，实现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     

数字化时代乡村社群记忆构建的困境与出路

乡村社群记忆承载了乡民的思想观念与认知习惯,是乡村文化的直接凝结和体现。数字技术的普及为乡村社群保留和传承记忆提供了重要的技术保障,但数字技术造成的社交隔离、知识流失和媒介表达受限等问题也给乡村社群记忆的构建带来了诸多新的挑战,使得乡村社群内部记忆相对封闭,存在“茧化”与“失忆”的风险。因此,要借助建立数字化社群平台、构建乡村社群文化数字档案库、组织社群庆典活动等手段解封乡村社群记忆,铭记乡村社群历史,以传承乡村社群文化,推动乡村高质量发展。     

生活表象与文化认同——日本新华侨华人群体试析

在日本社会尤其是研究华侨华人的学界,新近出现了“老华侨”“新华侨”的称呼。对新、老华侨的称呼、定义和范畴的规定等等,学者们尚未取得一致意见。很多被归属于“新华侨”里的人们,也并不认同这个称呼和分类。但是这种分类的出现本身,则标示出老一代移民和新一代移民已经有了巨大的文化特征上的变异。笔者试图通过对日本的“新华侨华人”年节习俗以及饮食生活等文化的行为表象的观察和分析,读取其文化深层的要素,建构日本华侨华人文化融合与文化认同的模式类型。     

数字身份的泛在形态及其伦理风险治理研究

数字身份是以数字化形式存在的身份形态,与网络空间相伴而生。网络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泛在特征使数字身份呈现出云形态、微形态、超文本形态、可视化形态和碎片化形态,为人们生产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伦理风险。数字身份的不合理应用总体指向了认同、隐私、自由和正义等4个伦理议题:数字身份弱化了人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造成了“整合型隐私”保护困境及“隐私悖论”,遮蔽了主体的自由意志和社会遗忘能力,隐含了“数据偏差”和“算法逻辑”不正义等问题。随着互联网日益普及,传统身份逐步向数字身份转型,加强数字身份伦理风险治理成为重要的时代议题。在新发展阶段,应充分利用技术、法律、伦理的协作互动,实现数字身份伦理风险的协同治理,提升数字社会认同感,维护数字身份隐私权,克服数字身份的异化,消解算法逻辑的歧视性影响,使其更好服务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和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从技术治理层面来看,要加强技术的创新和发展,克服技术自身存在的负效应；从法律治理层面来看,应坚持权利与义务辩证统一的立法原则,为数字身份应用提供法律保障；从伦理治理层面来看,各个主体要加强自我约束,自觉成为数字身份治理的重要补充力量。     

突围与重塑:数字媒介环境与传统文化传播

现代化和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中国传统文化正遭遇着生存土壤缺失、外来文化威胁、碎片化生存以及娱乐化解构等困境。数字媒介既是传统文化面临的威胁,更是为传统文化传播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从数字化保护、数字媒介与文化呈现方式、数字化学习、文化产业崛起和国家形象数字化传播等角度,探讨与分析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传播策略与路径。     

数字化时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双重鸿沟”与跨越

数字化时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乡城鸿沟演化成了乡城鸿沟和数字鸿沟的“双重鸿沟”。基于“双重鸿沟”的现实背景和框架分析了“数字鸿沟”引致的农民工“数字化贫困”及双重资本贫困对农民工市民化的阻尼效应。农民工由浅到深五个层级的“原生性数字鸿沟”会引发“衍生性数字鸿沟”,进而形成“数字化资本贫困”。“双重鸿沟”及“双重贫困”将对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产生四个方面的阻尼效应，表现为劳动力就业市场上的分化效应、社会发展差异的强化效应、身份认同的排斥效应以及生活方式的固化效应。农民工“数字鸿沟”的跨越需要通过“架桥”联通工程、“搭梯”进阶工程、“填沟”托举工程、“善治”弥合工程和“赋能”助推工程，从数字化硬设施、软环境、培训、教育与赋能等方面组合施策。     

数字社会转型中青年意义世界的深化和构建

势不可挡的数字化浪潮正推动并促逼人类社会加速迈向数字社会这一全新社会形态。在日益被数字技术和智能算法所催生的数字化发展环境中,青年的生活图景与实践催生出“圈地自萌”与“无序抗争”的样态转向。“内卷”而“焦虑”“躺平”而“倦怠”“精神内耗”而“星座占卜”等一系列青年文化样态的生成与热议,恰恰凸显着在这全新的数字发展环境、加速的社会生活和物质精神双重压力境遇下,青年所作出的行为选择与思想层面的变相投射,隐喻并折射出青年的情感依托、内在需求与价值理念。数字时代所建立的虚拟世界一定程度上对于青年生活世界和意义世界的文化意识产生了侵蚀,在生活世界与意义世界的混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失衡、时间异化与空间异化的共振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呈现出意义创造的“缺位”、数字技术的“越位”与自我认知的“错位”等现实困境。对于数字社会转型中青年意义世界的退隐,应尝试从文化建构的深化、价值追求的提升与心态秩序的形塑之维度予以再造。     

数字化体裁的发展和应用

计算机技术和网络的兴起使得数字媒介日益普及,数字化体裁也应运而生。数字化体裁扩大了文学体裁或者修辞体裁的范围,为体裁研究增添了新的课题。基于此,分析了数字化体裁的发展过程,论述了它在网络交际和用户界面设计中的重要应用,以及在媒介、动态性和体裁等方面与传统体裁的不同之处。     

数字化转型下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理性边界与未来进路

对于高校课程思政建设而言,数字化转型既是机会又潜藏危机。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当前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必然趋势,并引发其在课程建设、实践教学、技术媒介等方面的逻辑转向,表现为从集群化“思政课+专业课”到数字化“大思政课”,从思政知识“口耳相授”到数智思政“具身沉浸”,从思政课堂“云上平台”到课程思政“数字生态”。其间,亟待澄清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主体理性、内容理性与过程理性,秉持课程思政教育思维与数字思维,兼顾思政理论知识与虚拟仿真体验,协同“三全育人”与思政数字治理。为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与数字化转型实现共生发展,需要警惕数字技术异化,重塑高校课程思政的制度体系;分类组建数字联盟,打造高校课程思政的数智生态;探索多元表达方式,构建课程思政的数字话语体系。     

文化数字化战略视阈下的乡村文化记忆转型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这为乡村文化记忆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文化记忆价值实现的当代路径。乡村文化记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要素,乡村文化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当前数字化时代的转型既是乡村文化振兴的必由之路,也是对国家战略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高度回应。实现乡村文化记忆的数字化转型,必须厘清乡村文化记忆时空式的场景性、框架式的集体性以及身份认同式的原真性等构建逻辑。然而,乡村文化记忆的数字化转型仍面临诸多困境,主要体现在数字化面临未能准确捕捉文化记忆的隐喻性,且乡村文化存在原真性保护缺失、文化记忆的数字化参与主体失衡、数字化技术与文化记忆实践脱节等。因此,从文化记忆的文本“符号”化向“情境”化转变、特质化记忆情境重构、主体地位提升、数字化技术真正落地等角度重构数字化记忆建构进路,旨在为实现文化数字化战略视阈下的乡村文化记忆转型提供解决方案。     

数字化时代的国家认同演进趋势刍议

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日益改变着人类社会的生活方式、经济运行方式、文化结构。作为一种具有高度的可变性和社会建构性的心理取向，国家认同基于社会存在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关系。本文指出，现有关于数字化对国家认同影响的研究主要把互联网、新媒体等数字化工具视作国家认同建构的工具与媒介，倾向于从强化或弱化的角度加以看待。数字化对于国家认同的新意义在于持续不断全方位改造着公民国家认同建构的社会生态，创造了新的信息传播机制、新社会互动机制、新利益配置机制，认同的自主化与个性化、认同结构的离散化是国家认同的新特点，也是数字化时代国家认同培育和强化面临的主要挑战。     

外籍留学生媒介使用与中国文化认同的实证研究

由于信息通讯技术及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人类共存于一个高度媒介化的世界。高度的媒介化生活给人们带来了信息交流的便利,也使文化的全球传播、交流越来越紧密。本研究立足于大众传播理论和文化认同理论及现实情况,通过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方法,以在沪留学生为调查对象,考察留学生媒介使用与中国文化认同情况,并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在沪留学生媒介接触呈现出以网络、社会化媒体使用为主的显著特征; 2.针对中国文化内容,基于留学生意愿、信任选择的主要媒介是网络; 3.留学生对中国文化的整体认同度高; 4.留学生的报刊使用频率与中国饮食、地理文化认同显著相关;社交媒介使用频率与中国汉字文化认同显著相关; 5.留学生报刊使用时长对文学认同具有正向预测力;电视媒介使用时长对饮食、汉字、思想文化认同具有负向预测力;网络、社会化媒体使用时长对中国文化认同不具有预测力。